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希特勒反间计 斯大林大清洗 (8)
周恩来会见佐尔格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果然找来了一名能干的女同志。佐尔格安排了她日后的工作。佐尔格领导的这个情报小组与中央特科的情报合作日益加强。
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此时，对于缺乏枪支的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来说，武器成了头等大事。这时，情报小组接到了来自中央特科的一条情报：希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能为红军提供大批武器。
不久，佐尔格派出的情报人员得知一艘从德国开来的几千吨级的货船停靠在上海码头，上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负责此项接受工作的是国民党后勤部门的上校陈少堂和德国驻南京兵器检查员冯.霍恩哈特上尉。这两个人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佐尔格便派遣情报员米申来完成这个任务。
米申西装革履，装作一位很有钱的白俄富商，先找到了霍恩哈特。经过一番试探性的接触后，他开始行动了。米申对霍恩哈特说："我必须向您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沙俄白卫军谢苗诺夫将军的特派代表。我们需要军火。"霍恩哈特听了并不吃惊，答应考虑。两人约好第二天再见。
第二天，两人来到一家小酒馆，在大厅坐下。米申大口喝着酒，开始了谈判："上尉，这是一条财路。将军手下有1.5万名骑兵，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至少需要两万支优良的步枪。如果你能想办法弄到这些武器，钱不成问题。"
霍恩哈特思考了一会儿，低声说："上海码头最近要从德国驶来几艘军火船，总计有10万支步枪，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船上下手。不过，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还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如果把他……"
米申高兴地说："这名中国军官我会解决的，只要你给我机会。"
霍恩哈特突然问："佣金有多少？"
米申笑道："如果两万支枪都搞到，您的那份不会少于一万美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米申将陈少堂送进了一个欧洲人开的妓院。而在同一时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检查员的名义开据了一张证明，让米申拿着它去同港口的警卫部队交涉。很快，米申便以德国专家要检验武器性能为名，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直接送上一艘德国货轮驶离上海码头……很快将武器运到了中央苏区。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北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分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如何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到中国。他在日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血腥镇压上海罢工工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由于他学识渊博，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不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回日本后，他于1937年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麾（毛应改为吕）的私人顾问。1930底，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并成了佐尔格最重要的助手。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下旬，日军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扎情报小组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妇的内容。
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并不包括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或许并不完全清楚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但她被佐尔格小组列为"可靠人士"。从她那里，佐尔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帮助，也许还有爱情……
营救牛兰夫妇
30年代初，南京政府逮捕并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佐尔格小组曾全力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2月，牛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即肃反委员会"。此后，他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
20年代中期，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等工作。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
1930年6月，牛兰的夫人达吉亚娜．玛依先克（中国化名"汪得利"）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牛兰夫妇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转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还管秘书、电台、交通及党的秘密经费，掌握大量的重要机密，被周恩来称之为"牛兰交通系统"。他们夫妇具有丰富的特工经验，面对上海异常复杂的环境，他们想方设法搞到了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二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籍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
（另一种说法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苟且偷生的顾顺章，为了讨好国民党当局，又供出了第三国际在上海最高领导机关及其远东局负责人、泛太平洋职工协会秘书牛兰及其夫人汪得利。因此，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在公共租界内被工部局逮捕。）
牛兰夫妇被捕时，大批中共及共产国际秘密文件被查抄、破获，使共产党蒙受极大的损失。敌人获此大量秘密文件，如获至宝，并作为牛兰案的重要证据，在上海《申报》连载数月，令人惊诧。然而，牛兰夫妇被捕后，始终未吐一字，表现得非常坚强，令国民党当局也奈何不得。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与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并帮助妥善安置他们的儿子吉米。宋庆龄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于1932年被判死刑，随后又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日机轰炸南京时，关押牛兰夫妇的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也遭到轰炸，监狱一片混乱。牛兰夫妇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出监狱躲藏于上海。他们夫妇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直到1939年，牛兰夫妇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回国后，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还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1963年病故。他的夫人汪得利一直从事汉语言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于1964年病故。
佐尔格小组直接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佐尔格曾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将2万美元交给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此举发挥了作用，牛兰夫妇所以没有被执行死刑。莫斯科为此案花掉的费用高达10万美元。
佐尔格自1930年1月抵达上海，在此工作两年来一直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从未引起当地反特部门的任何怀疑。这次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花去了佐尔格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也使他"走了光"。国民党警察从1931年7月开始监视佐尔格在上海的住处。
1932年1月10日的早晨，上海市警察局反间谍处处长英国人托马斯.吉文斯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份对德国公民奥斯瓦尔特.邓尼茨的侦察结果报告。英国特工怀疑，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卡尔.列舍借用德国公民奥斯瓦尔特.邓尼茨的名义进入了上海。报告中说，反间谍处的特工已经掌握了充分情报，得知邓尼茨要和一个叫理哈特.佐尔格的医生见面。足够的证据表明，佐尔格医生就是一名苏联间谍。
托马斯.吉文斯已经和共产国际派来的特工们在上海斗了许多年。多年的反间谍经验告诉他，英国反间谍部门这一回可是碰到了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他叫来专门负责对付苏联间谍的特工厄弗列斯特，让他紧紧盯住佐尔格。
吉文斯的直觉没有错，佐尔格确实就是苏联派往中国上海的军事特工组的头号间谍。但英国人当时只把他作为"苏联特工"之一，吉文斯哪里知道，他们盯上的这个特工日后竟成了举世公认的20世纪"世界头号间谍"。
佐尔格在这个各国间谍云集的上海滩，两年的时间内搞到了不少的情报，还招募了大批线人。他领导的间谍机构简直成了由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等组成的"国际间谍集团"。他发展的日本间谍中有不少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其中一位还成了日本首相的情报顾问。
英国特工厄弗列斯特经过仔细调查，发现佐尔格来到上海之后居住地点已经换了5个，现在正住在法租界。他决定求法国人帮忙。但是，不管法国人如何努力"设局"，就是抓不到佐尔格的把柄。这时佐尔格也觉察到自己被人盯上了，也格外小心谨慎。不久，佐尔格得到第一手情报，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莫斯科。
1932年10月10日，苏联红军情报部门领导人别尔津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犹太人......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身上……是否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11月12日佐尔格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21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1933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佐尔格利用这个机会与叶卡捷林娜．马克西莫娜完婚，但家庭幸福只持续了几个月，佐尔格又走了。只有一次，那是1935年夏，他又得以回到莫斯科，与妻子见了面。走后他才得知妻子怀孕了。但不幸的是，妻子难产，孩子夭折了。
佐尔格回到苏联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特工生活中最辉煌的一页。
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佐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亲眼见证南京大屠杀，将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寄回德国。
1934年初，来到东京一个月后，莫斯科就收到了拉姆塞（佐尔格的化名）从东京发来的密电。整整一个情报网（总共40多人）都在为他工作，其中有德国人、南斯拉夫人、英国人，但主要是对其国家军国主义政策不满的日本人。
佐尔格的副手是曾经在上海共事的尾崎秀实。尾崎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文麾公爵的私人秘书，近卫出任首相后，尾崎取得了进入首相府甚至皇宫的许可。获取的情报，被及时地传到莫斯科并有选择地发往柏林。佐尔格到东京后不久就得知，德国驻日本武官欧根．奥特娶了自己在德国时的女朋友为妻。女友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丈夫。佐尔格的出现对奥特帮了大忙，他经常向奥特提供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报告。奥特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德国驻日本大使。佐尔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大使馆的自己人，而且公开在使馆办公。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它们带回自己的办公室。
两 封 密 电
佐尔格最先向苏共中央报告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的确切日期，情报来源不是日本，而是奥托。1940年11月，佐尔格得到了希特勒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情报，11月18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了警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国人正在把大批军队向苏联边境集结。
1941年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在拉姆塞小组后来的无线电报中明确了德军进攻日期1941年6月，莫斯科收到了非常急电："进攻6月22日开始！"
斯大林周围的某些情报部门负责人就在这时怀疑佐尔格与德国合作，甚至认为他是"双重间谍"。
苏联有关领导人对拉姆塞小组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错误地判断关于战争爆发的通报是假消息，目的是挑起与德国的战争。
这是天大的冤枉。佐尔格作为一个在德国大报上频频发表报道的名记者，当然要同德国官方保持密切接触。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当初从中校爬到将军，佐尔格是助了一臂之力的，他同佐尔格之间理所当然有极其信任的关系。
然而仅仅两周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
10月4日，拉姆塞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斯大林立即将远东地区25万军队调往西线，加入莫斯科保卫战，阻止了德军的长驱东进，促成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