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电影大业
文/韩雨亭 录音整理/曾彦
中影怀柔影视基地的一间会客厅，大大的落地玻璃窗，窗户的框架具有现代设计的金属质感，线条硬朗，刚劲有力。放眼望去，窗外是15万平方米的“国家中影数字基地”，柳色青青，绿草如茵，只是当时天气阴霾，让这座梦幻之城多了一丝沉静，而在不远处则是喧闹的杨宋镇。
韩三平很随意地坐在沙发上，表情放松，他穿的还是那件无领的中山装，这是他喜欢的款式，在很多公开场合，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这身装束，几乎很少见他穿西装，许多年都是如此，已成为了他的固定形象和符号。在我们之前，已有一家媒体采访了他，最近，他们不断地接受着各个媒体的访问，原因只有一个——《建国大业》。
这是一部国庆60周年的献礼片，它以抗战胜利至建国前夕为背景，再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成长历程。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史无前例地云集了两岸三地数百位明星。从几分钟的宣传片，我们能看到它延续了中国历史题材的审美观，场面壮观，气势恢宏，富有浓烈的英雄色彩。家国情怀、历史变革、明星阵容……它们共同交织出了《建国大业》华丽的表层和历史风云变幻的底色，就像韩三平所说的：“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这部电影出品人兼导演，韩三平立刻成为了媒体关注的中心人物。
此刻，作为主角的韩三平谈论着他自己这部电影，以及他的英雄情结和历史观。
他说：“我是充满英雄情怀来拍摄《建国大业》的”。可能是特殊的成长背景，韩三平的内心一直有着这种浓烈的英雄情怀。他像一位站在讲台的演说家，声若洪钟，高亢而爽朗，似乎每个字都是运用丹田发出来的，富有许多领导者身上那种特殊的感染力，激昂、幽默和肯定，激烈的词语中偶尔还会脱口而出“他××”。
他说：“我认为在中国，1945年到1949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重要性超过中华民族历史上几乎任何时期。它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是整个中国实行一种新的制度。而且它经过了规模空前的战争，三大战役在一年之间完成。这是大手笔，大动荡时期。这是历史决定的。大的时期必然出现解决历史问题的重大事件，也必然会产生在这些背景下的若干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非常凑巧绝大部分是男的。无论是两个大的阵营，还是民族党派人士，都是男性为主。这个电影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比如章子怡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戏确实很多男人，但它都是历史真实的再现。不光是拍这部戏，英雄主义可能是我与生俱来的，这就跟时下年轻人追星类似。人类就是在英雄的领导下，才走到今天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英雄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有超强的魅力……”。
2008年10月份，《建国大业》剧组成立，上级单位决定让韩三平担任《建国大业》的导演，因为长期从事行政职务，他已很久没有当导演了，但作为中国电影市场化的重要推动者，他这几年一直站在中国电影的风口浪尖。为了拍好《建国大业》，留给韩三平的时间并不多。按照正常的电影流程，首要，要用二十多个月时间来完成了剧本的创作，五个多月修改剧本、寻找演员、服装设计，还要花三个月时间完成筹备，确定最重要的演员、摄影棚、摄影师、照明、化妆师等工种的人选，好几百人，上百个专业人员，然后拍摄最起码要花六个月时间，如果加上后期剪辑，电脑特技、声音完成等工业流程，总共算下来要十三个月左右。但摆在韩三平面前的只有十个月时间。领导最终之所以确定让他来当导演，一个是因为他曾经拍过毛泽东的戏，另一个原因他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负责人，在物力和人力等资源的掌控和调配方面，拥有经验和能力。
但对于韩三平而言，可能是另外一种意义。这部集政治意识与市场观念于一身的电影，或许正是他电影生涯一次最大的总结。
情怀与梦想
作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推动者，有人把韩三平说成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教父”。韩三平可能不会承认这个名号，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的名字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一部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的片头，都会打上“韩三平”。从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是中国电影从体制走向市场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从《无极》、《投名状》到《赤壁》、《梅兰芳》，再到今天的《建国大业》，韩三平领导的中影团队推出的这一系列高成本高回收的商业电影，这让中国电影走进“大片时代”。最重要的是，中国当下很多第一线的电影导演，他们的成长都与韩三平的推动不无关系，冯小刚、姜文、陆川……。
《甲方乙方》成为了冯小刚人生的重要转折。他回忆说，当年他拍了《一地鸡毛》、《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等几部电影，几乎都被枪毙了，投资人远远看见他就跑，当时的冯小刚很落魄。这个时候，张和平、韩三平两位找到了他，说我们你是不是可以拍一个喜剧贺岁片，最后，冯小刚拍出了《甲方乙方》。
韩三平说：“我的责任与义务是要为中国生产出大型电影。”
他其实数次谈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电影人的理想。2008年，他当选为中央电视台的“十大经济人物评论”，他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一个简短，但又充满雄心壮志的感言。他说：“十年前我到了迪士尼和华纳片场，我有一种心酸和悲壮的感觉，回来以后，这个梦我做了十年，为中国、为华语电影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一流的制作基地，为中国的导演和所有热爱中国电影的艺术家，为中国的观众建一个可以生产出优质影片的基地来，梦想成真。”
可能除了电影人之外，估计许多人很难真正意义上去理解他的这种使命与情怀，那种对于中国电影独特的危机意识。
为了能体现他作为电影的身份和角色，我们摄影师特别选择了用放映厅作为拍摄环境，放映厅里的颜色很深，墙壁和屋顶的灯光让放映厅呈现出高贵的色彩。韩三平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虽然，他也时常跟周围的人开玩笑，但一旦他端坐的时候，神情立刻闪现出了领导者的派头和威仪，可这往往又是无意识的。
那天，他脚上穿的是一双千层底，这是他从“内联升”总店买的。在老北京人眼里，穿内联升布鞋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象征着官运亨通。在古代，“内”指大内宫廷，“联升”则是连升三级之意。显然，韩三平决意不是为了行走官场而穿这双布鞋的，他说：“可能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穿布鞋很舒服，也很符合我这身中式服装”。
但当我们站在个人成长史的角度，也会发现他的人生也富有“连升三级”的命运励志传奇。他是四川旺苍县人，父母是政府的机关干部。不过，在他青年时期正好赶上了那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他成为了全国1600万上山下乡的只是青年中的一员。
每天面对着他们从未有过的乡村生活，沿着百米长的垄沟不断地锄地、拔草，或者跟其他人一道抡大锤、砸石头……最初，知识青年怀着满怀希望地走向了他们心目中的田园牧歌，有的人甚至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不用上课了，他们要在这场混乱中寻找到意外的自由。但当他们真正面对完全陌生的乡村世界，以及每天沉重的劳动的负担，这股浪漫的革命激情立刻被无尽的绝望包围，以为自己会老死在许多人开始抱怨牢骚，唯有韩三平“一声不吭”。尽管，他看到了很多人都在这场运动中发生了戏剧性起伏。
1975年，24岁的韩三平从部队复员回家，他最早被分到了成都一家茶叶厂，但他没去成。如果他当时去了茶叶厂，现在的韩三平或许就变成了茶叶厂的厂长。命运的戏剧性就是这样，他之所以选择到峨嵋电影制片厂，原因很简单，制片厂有住房，所以他去了。
他的起步很低，从照明开始干起，就是在灯架上给演员们打灯，30多度的高温让人汗水直流，但他还要上下调度灯光设置，反反复复，加上又没有手套，他热得受不了。此前，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就与电影联系在了一起，即便是他进了峨嵋电影厂，他也都没有觉得会与电影之间怎样怎样。当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几乎很难真正地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韩三平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考进了四川大学中文系，成为了“老三届”。
在峨嵋电影制片厂期间，他做事勤快，有想法、肯动脑，很快做了场记，之后，又由场记做到了副导演、艺术中心主任、导演、副厂长、厂长……最后，他又成为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最后成为了中影集团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推动者。
这种命运改变的背后，既有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给予的机会，同时，又有个人性格的使然。否则，他不会成为今天的韩三平。
现实与悲壮
“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对你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人是谁？”
韩三平略微思考了一下，他的回答是：“毛泽东”。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举办的‘影响人类社会100年的人物’评选，中国有两个人当选，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影响人类社会的一百件事’，这又有毛泽东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么多人中，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既当选人物，又当选事件，连华盛顿也没有。另外我觉得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他不光影响我们这六十年，还会影响很长时间。英雄有时是历史产物，必然带有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局限。”
毛泽东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韩三平自然也不例外。他曾经导演过《毛泽东的故事》，这部电影反映了毛泽东1947年东渡黄河到1975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的生活片断。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用大量平凡的生活画面表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这部电影公映后，立刻受到了观者的好评，获奖无数。甚至此后相当长时间，造成了一度时期中国电影上的毛泽东沉湎于婆婆妈妈的家庭琐事，而不是那个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形象。
在韩三平30多年的电影生涯中，他亲自导演的电影并不多，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毕业后，他与人合作导演了故事片《不沉的地平线》和《避难》等，包括后来的《毛泽东的故事》。更多的时候，他做的是行政和电影推动工作，如在1985年，成功创办了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大会，这让他在电影界拥有了声望。
韩三平人生中最富转折性的一年，可能是1994年。他调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厂长。按照传统的仕途观念，他进京了。然而，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妙。当时，恰逢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计划经济穷途末路，市场经济开始崛起，但作为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与宣传特性，仍保持着计划经济留下来的痕迹。也就是说，在经济上失去了以往国家那种大量的财力扶持，但在政治意识上还要保持原有的运作形态，这极大地挤压了电影厂的生存空间。如果要走出一条活路，只能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求得生存。
更大的现实背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全国大多数电影发行企业亏损。198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次出现亏损。198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借贷，负债达2005万元。1993年，中国国产电影的生产减少一半，观众不足从前的三分之一。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体制性的矛盾充分体现了出来，好莱坞电影、电视剧以及新的娱乐方式分解了电影观众，而中国电影却还在体制和市场中寻找出路。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中虚构的“演员没有戏演，导演、道具、编剧赋闲在家待业”，描写的就是当时中国电影业的面貌。
北京电影制片厂举步维艰。不但拿不出什么钱来拍电影，甚至连维持两千名员工的正常工资、医疗、福利，冬天的供暖都很吃力。让韩三平印象深刻的是，有次刚发完工资，第二天厂总会计师就来跟他说：“厂长，账上还有16万”。这个数字意味着全厂报一次医药费都不够。更别说电影了，有一年，北影厂拍了25部电影，但只拿了300万。
1996年，韩三平领导的北影厂20部等待投拍的电影中，有8部被枪毙了。很多人都觉得他作为北影厂厂长的身份，意味着掌握了行政与艺术的双重权力。但他本人当时的想法却在为自己这个“电影厂长”身份迷惘，他不知道中国电影向何处去。他说：“不仅是想过当这个厂长有什么意思，连搞这个电影有什么意思都想过了。”
那是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悲壮和沉重。当时，凡是美国大片进入中国市场，立刻会受到观众的欢迎。令韩三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基努•李维斯扮演的《生死时速》，在中国市场获得了上亿票房，而中国电影获得千万票房都很难。另一层的变化来自观影习惯的转移，更多人喜欢坐在家里看电视剧，韩三平笑说那时：“电视人都不正眼瞧电影人。”但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有一个知名的电视导演，天天找韩三平，说他就是要拍电影，那个人叫冯小刚，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
别看中国电影出现了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落，但韩三平仍坚信中国有着庞大的电影市场和消费能力。当时，很多人只认为中国电影业最缺的是钱，韩三平却觉得中国电影从深层次讲，缺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结构。
“因为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为厂长拍电影，厂长是为政府管理部门拍电影，政府需要我们拍十部，我们就拍十部，拍完以后我就不管了，就交给政府管的另一个部门去管，发行去管，发行和制片脱节。”
更重要的是；如何拍出好看的电影？为此他打电话请冯小刚过来，让他在过年时候拍一部喜剧给大家看，成本不要太高。这就诞生了中国首部贺岁片——《甲方乙方》。投了180多万，票房收入将近1000万。
电影业的变量
当时在启用冯小刚作为导演的时候，北京电影厂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非议，觉得为什么请一个不知名的导演来拍片呢，但韩三平力排众议。不过，当时要拍《甲方乙方》这样的电影，北影厂根本没多少钱，没办法，只能去游说有钱的企业或者个人投资拍电影。有一次，韩三平领着十几个导演，到四川乐山跟银行家、大老板不断宣传，电影是会有前途的，会赚钱的。
在他的感染力之下，在场的很多银行家都相信了他们，他们投了几十万美元，拍了几部电影。第二次，韩三平领了四十多位导演、演员又去参加了这个银行和投资家的会议，于洋、谢铁骊、滕俊贤去、冯小刚、陈凯歌、李少红、田壮壮等导演都去了。那个时候，拿到一部电影的投资很困难，有次，他和一个杭州的老总谈好签合同，本来说第二天来签约，结果半夜三点就起来签。说是老板现在刚回来，明天早上要睡懒觉，韩三平就赶紧起来和他签了，怕他反悔。
尽管举步维艰，但在韩三平担任北影厂厂长期间，他还是出品人身份组织了100多部影片的拍摄，《孔繁森》、《赢家》、《民警故事》、《非常爱情》、《红西服》、《不见不散》、《春天的狂想》、《荆轲刺秦王》、《张思德》……。
1999年5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立，他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而他的任务是让中国电影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业务重组、资产整合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在随后的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令人惊讶的变量，《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赤壁》、《长江七号》、《投名状》、《画皮》、《梅兰芳》等中国电影都有上亿的票房，2007年票房上涨了26%，涨幅超过GDP的好几倍，到了2008年，他所领导的中国电影集团上市获批，这是韩三平最喜欢看到的现状。
他说：“这是建立在一定时期的积累和磨砺上的。我们这些年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在把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电影产业改变为中国特色的市场时期的产业。经过几年的观念准备、市场准备、政策准备、制作准备，我们终于看到了成效。”
尽管中国电影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韩三平仍然觉得还不够。他警告说：“中国电影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迅速崛起，就会步很多国家的后尘——本土电影被挤压。民族产业撑不住，肯定是全产业的悲剧，甚至是民族悲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高度上想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以韩三平为首的中国电影人下一次目标——通过华语电影作品向全世界传达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次中影集团与上海电影集团合作推出的《建国大业》可能会成为中国电影升级的试探性作品。起码，从这部电影对中国明星的号召力以及大众对这部电影的期待上，《建国大业》已经做到了。
时尚芭莎对话韩三平：
提要：“我在跟两个东西较劲。第一，我不认为中国电影不行，我就在较这个劲。第二，我不认为中国电影国有企业不行。”
时尚芭莎：那你在拍《建国大业》时，你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些新的历史体会呢？
韩三平：如果说原来我们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仅仅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觉得他非常伟大。这次我觉得他的情怀也非常博大。这让他吸引了一大批人，甚至是国民党人，典型的就是傅作义、李济深。李济深是杀过共产党的人，但他不仅进入国家领导层，还当选第一届中共副主席，足以见毛泽东的博大，所以也才会有多党合作制度。反观蒋介石，则相反。站在这个角度，毛泽东胜利是有必然原因，蒋介石失败也是必然的。所以最后蒋介石说“天要亡我”。在我们今天来看，历史很多时候都是不可解释，为什么短短三年时间会发生巨变，连毛泽东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文章中都写道，打倒蒋介石及其集团要五到七年，最后三年半就完成了。摧枯拉朽，这是历史要变革，历史要改朝换代。谁代表历史前进的，就是毛泽东。就拿我们电影来说，按产业搞电影是先进的，按事业搞电影是落后的。
时尚芭莎：你见证了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从宏观方面说，你认为中国电影出现了哪几次大的拐点？
韩三平：我把中国电影分为30年，1977——1987年是第一个10年，中国电影发展很快，它产生了一批富有符号与标志性的作品和导演，让世界刮目相看，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导演。第二个10年是1987年到1997年，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冲击，首当其冲是来自美国电影。第二是来自多种娱乐和视听的攻击，高度发展的电视、网络、卡拉OK……电影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差不多，电影刚刚兴盛，几乎让舞台剧土崩瓦解，梅兰芳都顶不住。不要悲叹，这是历史的必然。第三个阶段是1997年至今，中国电影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中国特色的产业化之路，增长速度很快。像今年这种经济危机之下，增长率还达到了35%以上，还出现了一批新生代的人才，如宁浩、陆川等。
时尚芭莎：你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电影形成的格局，你个人扮演的角色和地位？
韩三平：在中国电影今天形成的产业格局中，中影集团是可能是发展得最好的公司之一，我有幸成为了这个集团的一把手。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有坚定的目标和立场，灵活的市场策略以及高超的智慧。周星驰曾问我，你为什么就觉得宁浩行？《疯狂石头》和《疯狂赛车》行？我当然很谦虚，说自己也不知道。也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觉得《南京，南京》会超过一亿票房？我没想那么多，但我相信，中国人会去看这个电影。第一，从制作、导演上看，这部电影都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它也不是玄妙的故事，是事实；第三，没有著名导演、演员；第四，没有投入很多资金。但它就是成功了。
时尚芭莎：那是什么东西让你拥有这种独到的市场直觉呢？
韩三平：可能有运气的部分，但主要是得益于我的经历。我是从最底层的照明工干起的。我不是投资商，一来就是老板，也不是优秀青年，更不是天才。我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是从士兵到将军的。从照明工、照明组长，助理导演、副导演、导演，到副厂长，厂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这个经历很重要，能让我非常了解到电影的各个环节。中国需要一大这样的制片人，但中国这样的制片人太少了，他们不了解这个过程，没有当过士兵的连长带不了兵。我觉得，你如果更了解产业过程和细节的话，那还是不一样的。第二，我做事还是很执着的，即便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的时候，那是我最艰难的时期，但我还是挺过来了。
时尚芭莎：作为一个制片人，你觉得青年导演应该如何证明他自己？
韩三平：说实话，现在青年导演要证明自己，不是拿一两个奖就可以证明自己了。它要有一个指标，得奖我觉得都不是硬指标。评委不是人们选出来的，不能代表我们。但电影有个硬指标必须坚持——票房，这个硬指标是被公认的。但中国电影人往往忽略了这个硬指标。我觉得维持电影工业和产业的基础是观众和票房，促进中国电影发展的也是观众和票房。一个导演或演员可以说不是为了票房而拍电影，但一个企业家是为了票房拍电影。不要掩饰，更不要口是心非。
时尚芭莎：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前景，我看你比很多人都更加乐观，但大多数人比较悲观，你怎么看？
韩三平：我曾经比他们还悲观，在1995年到2000年。他们还仅仅是导演，我则要负责两千多人的吃喝拉撒、医疗费，那时我比他们还悲观。但我也尝到了坚持乐观的甜头，《赤壁》6亿，《长江七号》、《投名状》和《梅兰芳》共6亿，《南京，南京》1.7亿，《疯狂的赛车》1.2亿元，这6部电影总共16亿，而我定的目标是12亿。我对中国电影的乐观是有基础的。估计很多人悲观仅仅是通过自己的个人作品认定，这是不客观的。中国的电影市场太大了，13亿人。一个北京差不多2000万人口，这是三个香港，一个台湾。我都大吃一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有7000万左右人口，这比韩三平国总人口还多。1998年，我在韩国，晚上十点我到电影院，看到观众趋之若鹜，再想到中国的电影院，很悲壮，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现在中国比韩国厉害多了。我非常感谢年轻观众。我个人保守估计，未来中国电影市场能达到350亿元。
时尚芭莎：据说，2007年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这种压力来自哪里？
韩三平：压力来自我同时有6部电影投入，《赤壁》、《长江七号》、《投名状》、《梅兰芳》、《南京》、《疯狂赛车》，总共有7000万左右美元。如果全部由中影集团投资的话，肯定没那么多钱。就相当于农民的种地一样，压力最大，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我很相信中国电影，但毕竟没有经过实践检验。
不过，事实证明我们的投资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又投资了《功夫小子》、《建国大业》、《长江八号》，《无人区》、《杜拉拉》等影片，不过比以前相对轻松了，毕竟有经验了，当年我的很多同事都不知道首映式怎么办，现在他们都成熟了。
时尚芭莎：这些年来，你经历了中国电影走艰难到辉煌的整个过程，请问你的内心是不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呢？
韩三平：对，我在跟两个东西较劲。第一，我不认为中国电影不行，我就在较这个劲。第二，我不认为中国电影国有企业不行。现在证明这两条我都成功了，现在看起来中国电影不错，中国电影国企不错。我反对只有民营公司才能成功的观点。中国有300部电影是民营公司拍的，你看有几部像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