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下)


    使人想起范云的《别诗》:“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范见花开伤心,何见花落伤心,其不同如此。这些,何绍基自己说了,我不再多说。

    我想指出的是,《东州草堂诗集》中学习唐人,学杜诗的作品亦触目皆是。卷四《集杜诗十二章》,值得注意,何绍基熟读杜诗,这十二首诗,与其说是将杜诗咬碎,取出汁来;不如说是将杜甫的诗歌拆卸下来,重新组装,像用石块铺路,将杜甫的石块,一块一块地铺在自家的院子里。我们检查何氏的工作,应该承认他的工作干不错。新颖、贴切、铺得平平整整,不高不低,一如己出。

    虽然砖石采自杜甫,但石块与石块之间,缝的大小,色彩的搭配,花纹的创意,还是何绍基的。卷十一的《滩行》、《桂柏》,以及《江浦长风》等篇,都是学习杜诗的明证。

    杜诗以外,学习韩愈、孟郊的诗,也比比皆是。如卷十有《过文德关答藕舲用昌黎衡岳庙韵》,全从韩诗《谒衡岳遂宿岳寺题门楼》中来;卷五的《题荷丈南岳开云图时留住又一村多日思为岳游也》,就是学韩愈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的作品。《柳丝词》更是学习韩、孟诗歌的夫子自道。

    也许,杜甫是盛唐转向中唐韩、孟一路的源头,韩、孟到了宋代,又到了苏轼那里,故吕本中倡宋诗“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一祖”就是杜甫。何绍基从杜甫、韩愈、孟郊那里出发,走到苏东坡那里是顺路,而且路很近。学习杜甫、韩愈、孟郊等人,不仅可以学到唐音,也学到了宋调。何绍基和许多“宋诗派”诗人,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转向宋诗的,但何绍基学习唐诗,不仅为了包抄到苏轼、黄庭坚的前门,更有兼收并蓄的用意。因为除了学杜甫、韩愈、孟郊等人,何绍基还学习李白,学习李商隐。如卷九《秦人洞》首句:“秦皇虎视扫六合”,即熔铸李白《古风》“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次句“六雄俯首皆称臣”,亦即李白《古风》“诸侯尽西来”意。卷九《晃州》:“长安月渡黄河水,送客荆门下五溪。一片清晖不知远,今宵却到夜郎西。”简直就像是剪碎李白的诗歌,重新拼成的诗,和集杜诗的意思差不多。

    卷四的《与晏筠唐杨杏农胡荪石同作用坡公监试呈诸试官韵,时在江西舟中》:“饱食类侏儒,敲诗惭沈、宋。”还提到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可见,何绍基学习唐人的面是很广的。《东州草堂诗集》中出现的唐代诗人名,也许比宋代诗人还要多,这不是为了品牌、为了标榜,而是兼收并蓄的诗学性格决定的。何绍基一心要为他所心仪的唐宋诗人建一座祠堂,然后把他们的塑像排列在一起,顶礼膜拜;并且在靠近苏轼的边上安排自己一个座位。

    钱仲联先生说:“何绍基与郑珍同出程春海门,同为晚清宋诗派的代表作者,而风格不同。何得力于苏(轼),郑得力于杜(甫)、韩(愈)、孟(郊)、黄(庭坚)11。”此是大略之言。其实,何绍基同样得力于杜甫、韩愈、孟郊,甚至李白、李商隐、宋之问和沈佺期,最后创变成自己的诗歌。

追求字法、句法、语法、章法奇崛的效果,追求贴切、新鲜、生动的比喻和修辞,是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的又一特征。

    何绍基以兼收并蓄的方法为战略,“统战”诸家,以比宋人更极端、更大胆的字法、句法、语法、章法为“战术”,鼓噪前进,置之死地而后生,以达到标新立异的目的,否则,就会有淹死在苏东坡、黄庭坚宋诗大海里游不出来的危险。

    何绍基知道,当初宋人在唐人后面写诗,像跟在唐人后面登山,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独辟蹊径。不登唐人登过的山崖,不凭唐人凭过的栏杆;不吃唐人吃过的荔枝,不种唐人种过的牡丹。故意“险韵诗成”,“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无法转身的空间里腾挪,在最逼仄的篇幅里翻跟头、竖蜻蜓,以显示自己的宽博、学问和词汇量。相对唐人全社会的“大众的诗”,创造出一种精英式的“知识分子的诗”。宋人的诗学审美心理和喜用险韵、仄韵的风气,在嘉道以何绍基为代表的“宋诗派”诗人中变本加厉。

    喜用拗体、拗句,本质上是诗歌求变创新的试验,何绍基学习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 12 ”的精神,追求字法、句法;沿着黄庭坚宁“生”不“熟”;宁“硬”不“软”;宁“苦”不“甜”;宁“涩”不“滑”的方向,不断在体裁、题材、独创性上下功夫。清除陈言,走自己的路。其“推敲”的精神,一点不亚于唐代苦吟的孟郊、贾岛,也不亚于宋代的黄庭坚和陈师道。

    在《东洲草堂诗集》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用险韵显示出的高明和能耐。即使宽韵,韵部的字很多,他也主动放弃,故意挑一些平时不用的字词。写人、摹景、状物,均追求生动、突兀,不作平淡语。如卷九《到常德得杨性农亲家信,喜晤阿兄荔农》:“荔农十年不相见,意气向人弥稳健。虽云壮志厌看须,无奈老痕都着面。朗江清清不可孤,高杯大扇容客呼……”、“修梧奇竹性农性,文采幽腾风骨正。一第磋砣笑问天,千秋著作还争命……母健妻贤儿子秀,读书饮酒看青山。”对一个把“写著作”看成“与天争命”,想不通会问天,不服老,反对照镜子而“无奈老痕都着面”的人,印象深刻。何绍基故意不让人物在他笔下沉默,而是让他们大呼大叫,表达遗世独立和豪放不羁的性格。这种“人物诗”,平仄韵互用,尤其用仄韵,奇崛生动一如他书法线条中的“折钗股”,上下跌宕、飞舞,喜欢作截然分明的转折。如卷九《晴》中“荒村拖剩雨,危石碍归云。”《元象》中“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之类,都很有特色。

    数字与诗,也是嘉道时期“宋诗派”和何绍基诗歌试验的对象。

    杜甫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李白的“天台四万八千丈”(《梦游天姥吟留别》)、“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都是用数字入诗成功的典范。由宋、元至清,到了近代“宋诗派”,数字入诗更成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试验。

    何绍基以大量的数字入诗,效果生硬新鲜、不算很成功,但有价值。如卷五的《吕尧仙古砖册》考证古砖的年代:“十四年谁谛文景,年九月当属典午”、“七八年与八九年”。卷六的《石龟诗为张石洲同年作》,甚至像写文章一样使用数字:“道光十六岁丙辰,上距弘治十四春。三百三十有七年……其厚三寸博八焉,长尺有一兼方圆。”一连串用了很多极容易冲淡诗味的数字入诗,此外,如卷十六的夹江诗、《铁索桥》诗,数字夹在诗句里,这种诗歌,让写《石鼓歌》的韩愈看了,也会惊叹,觉得意想不到。

    何绍基开始做这些试验的时候,时间在道光十三年前后,正是何绍基三十五、三十六岁的时候。近代的郑珍也善于变化句式,善于用数字入诗,用得比何绍基还好。但在时间上,则比何绍基晚了一点。论者往往注意郑珍诗中句式的新变和数字的奇特。其实,何绍基是近代诗歌句式和对数字运用更早,也更有意义的开创者。

    行云流水、新鲜生动地运用比喻,也是何绍基诗歌审美创变的重要特点。

    从《诗经》开始,比喻就是诗歌中的重要因素,经过六朝、唐宋,特别是宋代,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情景里,因诗歌句法变得散漫,口语入诗增多而被大量带入诗中。宋人特别善于比喻,苏东坡《波步洪》中的博喻,就把比喻发挥到极致。何绍基学习苏轼,善用比喻,特别注意比喻的贴切性和口语化,注意喻体的新鲜感和奇特感,富于变化和生命力。如卷六《陶云汀宫保丈六十寿诗》,长达一千多字,里面的比喻层出不穷,环环紧扣:“如云蒸润础,如钟鸣应谷;如律吕绳准,如旦昼寒燠。”诗意翱翔恣肆。读《东洲草堂诗集》,你不妨准备一个筐子,随时采撷何绍基的一些比喻放在里面:

    “梦似游鱼无可捕”、“却思百岁如风灯”。(《泲宁舟中题贾丹生大明湖图卷》)

    “身世苍凉霜后果,情怀淡沱雨余天。”(《柬藕舲》)

    “不须真有激湍流,小屋如舟月如水。”(《题伍燕堂丈流觞图》)

    “一麾无忘旧史氏,公暇铸诗如铸铁。”(《送罗苏溪前辈出守平阳用东坡聚星堂雪诗韵三首》之一)

    “月明风软波如席,半夜披衣看放船。”(《夜起》)

    “公家文字多如米,输却江湖浩荡身。”(《奉别余芰芗》)

 

    均水到渠成,毫不吃力,又精妙无比。此外还有:

    “乱山如鸟背人飞。”(《过全州》)

    “蛩语似歌蝉似哭。”(《夏虫》)

    “山舆如箔人如蚕。”(《扶风山》)

    “君如瑞鹤我闲鸥。”(《入闱赠藕舲》)

    这些比喻,生动鲜明,喻体和抒情形象之间距离很远,增加了新鲜感和陌生感,道前人所未道,具有清新的“近代味”。

    何绍基把宋人偶一为之的“题画诗”,拓展成每天要做的功课,写得很多。他用诗笔,把画“兑换”成自然风景。卷五、卷六、卷七、卷八以后,大多数题画诗,其实不是题在画上,而是看画作诗,图画只是诗人从中获得灵感的自然生活的缩影,诗和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形式上的结合,这就发展了宋代题画诗。

     拓本广义也是一种“画”,何绍基的“题拓本诗”兼及考据,如卷八的《题程木庵所藏彝器拓本》等,涉及图画和拓本的作者、时间、内容,由此形成“考证诗”,有考证器物、典章制度、考证书法及绘画来龙去脉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考证诗”前,多有一小序,介绍情况,然后是诗。大多数的情况是,“序”为无韵之说明,“诗”为有韵之考证。也许何绍基心里想,宋人可以一变唐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我为什么不能以考据为诗、以学问为诗呢?

    我们可以批评这种做法,也可以不批评这种做法。但至少不要一看到这类诗歌就头痛,“题画诗”、“考证诗”只是一种形式,一个装东西的盒子,里面装的东西,有的还很精彩、很有意思的。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说:“作诗文必须胸中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看书时从性情上体会……故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却要从源头上悟会。”要求把多情种子与古碑专家,把最硬的金石和最柔软的感情,把最木讷的学问和最敏锐的悟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身体力行。有的题画、学问和考证诗中,倾注了诗人的优雅、激情和感慨。如卷六《题伍燕堂丈流觞图》:“不须真有激湍流,小屋如舟月如水。”卷六的《寄题柳七星广文校书图》:“长沙我住城南寺,旧雨杂遝新雨至。湘南冀北情话长,苍茫三十年来事。柳侯频来看月圆,自言官外馀青毡。醉归曾无堂下马,卖文薄有囊中钱……秋风一第屈人才,春水三篙到官舍。永州山水清而纡,酒浓诗淡穷追摹……长沙一别又三年,题与新诗四千里。” 卷八的《题望云思雁图》,是一首悼念亡友,可以在追悼会上读的诗;同卷《宗涤楼忆永州山水图》就是一首思乡诗,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惆怅的思念。

    在王羲之时代,《兰亭集序》构成文章与书法绝美的组合,天下钦服,一时称美。但其时的诗歌,主流却是谈哲理的“玄言诗”。到了唐代,王维将诗歌、绘画、音乐结合在一起;李泽厚《美的历程》以“颜书、杜诗、韩文”构筑唐代美学的顶峰,而诗歌和书法合力构成“盛唐之音”,则要杜甫和颜真卿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以我看,除非肃宗皇帝下命令,否则颜、杜两人绝不肯合作 13

杜甫虽为诗圣,诗歌沉郁顿挫,大而能化,但他的书法理论却很狭窄,喜欢又瘦又硬的那一种。虽然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很喜欢,几年前访问中国,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他引用杜甫的“书贵瘦硬方通神”,来形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杜甫书法美学的“书贵瘦硬方通神”,有许多不赞同的人。我真怀疑,杜甫喜欢“瘦”、“硬”,是不是有意与当时颜真卿重拙大的书风针锋相对?苏东坡说:“杜陵论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说得客观公允。

何绍基的书法,早年由颜真卿入手,兼及唐欧阳通、李邕;往上追秦汉篆隶;溯北朝楷法,尤得力于北魏《张女墓志》。他对《张迁碑》、《礼器碑》等,临写了一百多遍,写大字时,用“回腕法”执笔,每次写字,“通身力到”。用“腕力”,甚至是用腰部的力量,每次写完大字,均“汗湿襦衣”。他自己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连咸丰皇帝召见他,都要问他书法的“篆、分”问题。

    何绍基将篆隶笔意,融合行楷书中,形成了一种新风格。草书尤为擅长,《清稗类钞》说他,“行书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而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点如高山坠石,撇如利剑出鞘,竖如新笋出谷,横似舟截春江,无不气韵生动,被誉为一时之冠 14 。此外,他还是一个画家、书画鉴赏家、金石家。兼善书法、绘画和治印。他笔下的兰、竹、木、石,皆寥寥数笔,神采毕现;其山水画,取境荒寒,随意挥毫而富有艺术感染力。

诗、书、画的结合,归结为新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品格。《东州草堂诗集》中的佳作很多:七绝如《慈仁寺荷花池》四首、《春江》、《逆风》、《晃州》、《过全州》、《由澧州至荆州舟中作》七绝八首、《晓发看月》等,都是优秀作品。如《逆风》:

 

        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浪中!

 

开朗的性格、倔强的章法、劲健的语言,均是苏、黄本色。

    七律如《元象》、《宁羌川》、《镇远朱绶堂太守、蒋星坪明府丈邀游文昌阁,饮太守署,登舟有作》、《荆州渡江晚泊》、《荥泽》、《武陵晓发》、《雨后凉甚》等等,一般选本选《山雨》  15,其实不如卷十一的《荆州渡江晚泊》等诗,描写何绍基在荆州大水灾过后,面对颗粒无收的景象,晚上睡不着觉的激动情绪,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作者急切的心情,却用平缓语道出,愈显其内心的激动不平:

 

        西山日落散轻烟,风缓波平人悄然。浅浅蒲帆宜晚渡,萧萧渔火是荒年。一行雁叫

    有霜夜,万里星明无月天。瞥眼江南过江北,新寒忽到短檠前。

 

    此诗兼有杜甫和黄仲则的风味,属于佳篇,应该选入近代诗歌选本。

 

                                     三

 

    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是拓展了题材和诗学表现领域。

    中国诗歌至清嘉道时期,说好诗已经被唐、宋、元、明人写尽,也许是一种夸张,但各种各样的题材、各种各样的体式、许多典型感情都已被人写过并产生许多佳作却是事实。嘉道之际,诗坛酝酿改革,旧的蜡烛已经燃尽,新的画卷尚未展开,处在新旧夹缝中间的何绍基,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态度和愤世嫉俗的感情,写作了大量伤时忧世、体恤百姓的诗篇,尤其是描写灾害,描写黄河决堤大水给老百姓带来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场景,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在整个中国诗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诗人的“灾害诗”,尤其是写“水灾诗”,写得像何绍基这么多、这么好的。其中涉及到许多近代的“环境保护”问题、“水土流失”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唐、宋诗人全然不知和不可想象的,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荆州以南,陆路为水所断,改由水驿》,写黄河决堤,百姓遭殃,官民努力抢险,县长在船上办公的细节;以及大水尚未退去,老百姓无法安生,官府已以修堤为名,要老百姓“捐款”的滑稽,其人民性和深刻性,都不亚于张籍或白居易的乐府诗。

    此外,是爱国主义的诗歌。对于列强侵略,作为爱国诗人,何绍基发出了呐喊和怒吼,并具有鲜明的特色。如写陈化成将军血战上海吴淞口炮台英勇就义的《题忠愍公化成遗像练栗人属作》,就是何绍基的一篇力作。

    歌咏山川、赠答友人、感事伤时、爱国情怀和关心民生的“灾害诗”,是何绍基创作的主流,在《东州草堂诗集》中占有很重要的比例。此外,在前辈程恩泽、祁寯藻等人的影响下,何绍基和郑珍等人,还以自己金石家和书画家的身份,写作数量不少的题画诗、题拓本诗、题金石诗、学问诗和考证诗,有的诗写得并不乏味,饶有金石味和画意,具有性情和天然真趣。

    当然会有失败的例子,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已经很难,何况是以学问、金石、考证入诗?进行这样的试验必然要冒风险,要付出代价,写得不好可以理解。我们不应动辄批评,因为专挑失败批评不是我们正确的态度,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与前代诗人不同和有了拓展的地方;肯定他扩大诗歌题材、扩大诗歌描写对象在诗学发展上的意义。

    在诗学曲线整体下跌的时代,何绍基用自己富有特色的创作,做了很多“止跌”的努力。

    如《东洲草堂诗集》卷七《柬漱芸》末尾写道:“作诗送君归,勉矣努力各。无忘麦熟时,赴我蒸饼约。”一个“各”字很生涩,出人意料,读者没有想到。“无忘麦熟时,赴我蒸饼约”,乃是老农口气,既很朴实,也很真实,充满了泥土气息,使人想起苏东坡诗中常有的麦熟的香味。诗句和意境,都推陈出新,起了变化,变得陌生,变得新鲜,应该是首好诗。

    与唐代朋友约会,唐代朋友会约你“就菊花”;与宋代朋友约会,宋代朋友会约你“醉流霞”。“就菊花”、“醉流霞”固然好,意境也美,但你不能一与朋友约会,就来“就菊花”、“醉流霞”,你要变化。何绍基就变成“蒸饼约”。

    “蒸饼约”虽然在意境上不如“就菊花”、“醉流霞”优美,但却比“就菊花”、“醉流霞”更贴近生活,实中有虚。至少是说了“自家的话”。即使比不上前人,也决不蹈袭,有了自己的创造。

    在扩大诗歌疆域和说“自家话”的同时,何绍基还将诗歌与书法、绘画美学圆融、绚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多种美感下的诗歌艺术,确立了近代“宋诗派”的美学原则。

    一个有多方面艺术才华、精通诸种艺术形式的诗人,像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他们的诗歌总会出现新的审美品格。作为一位“诗人”和多才多艺的“文人”,何绍基同样以书法、绘画、金石、诗歌互为题材,在用笔的逆顺、浓淡的变化、色彩的对比、结构的奇正方面互相借鉴、互相融通,对诗歌的结构、对称、骨力、词采,产生独特的审美。真正实践了“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诗歌潮流。

    作为这一潮流的代表,何绍基的有些诗,一首诗就可以体现这一阶段的发展。如卷十四《寄子敬》:“姑苏城外落帆时,弟北兄南聚最奇。名酒好风乌夜曲,快云奇雨白公祠。还家待补游吴记,持节翻吟入蜀诗。江发岷山东到海,盈盈一水寄相思。”往往第一句是汉魏古诗或唐人的成句,有时是经过点化的成句;从第二句开始,一点点向宋人转化;再由宋人向清人转化,成为自己的诗,有时又循环到汉魏古诗。好像一个胎儿的发育,会把从远古至今的生命史演化过一般。

    龚自珍是时代伟大的觉醒者,但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时候就死了。一般划分从道光二十年进入近代后的社会大事变,他都没有经历过。所以,真正近代诗歌的变化,是清嘉、道以来诗坛上掀起学习、模仿宋诗的运动。程恩泽、祁寯藻、欧阳辂等人,继承清初吴之振、吕留良编《宋诗钞》和翁方纲倡导宋诗的基本方向,转变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宗唐诗风。直至何绍基的出现,和郑珍前后呼应,“宋诗派”才正式确立并有了自己的理论和创作成就,至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颇具声势的“宋诗派同光体”。

    在这一历史性的过程中,何绍基用自己的诗歌美学实践,和其他“宋诗派”诗人一起,创变出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诗学新一波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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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参见拙文《走向世界的诗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2  何绍基的传记资料很多,主要参见《清史稿·何绍基传》、何庆涵《先府君墓表》、林昌彝《何绍基小传》、熊少牧《诰授中宪大夫翰林院编修貤封资政大夫道州何君墓志铭》等。

3  今天,魏源的《古微堂四书》刻本已经失传,仅存何绍手抄本。见夏剑钦《魏源全集各书版本概说》。

4 、5  均见何绍基《去蜀入秦纪事书怀,却寄蜀中士民三十二首》并序,《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六。

6  见《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四。

7  一般书上都说何绍基“晚号蝯叟”,其实不对。何绍基活到七十五岁。五十六岁时自号“蝯叟”,算不得“晚号”,可以更正。

8  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

 见《近代诗选》,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0  见杜甫《戏为六绝句》。

11  见钱仲联《清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85年5月版。

12  见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13  有迹象表明,杜甫与颜真卿不和。虽然至德二年(757)四月,两人在辗转流离中几乎同时到达肃宗的行在凤翔,在小朝廷里天天见面。但不久杜甫因疏救房琯获罪,审讯他的人,其中之一就是做事特别认真的宪部尚书颜真卿。虽然宰相张镐说了许多好话,大事化小,但杜甫还是怀恨在心。颜真卿英勇抗击安禄山叛军,是河北战场二十四郡联盟的领袖;写出《东方朔画像赞》、《祭侄稿》后,书名已著。但杜甫此后写作可歌可泣的平乱英雄,赞美书画家的妙笔,二者都没有提到颜真卿。而颜真卿与众诗人交往,颜鲁公集中的诗人,也没有杜甫的名字,凤翔审判后,颜、杜等同仇家,由此可见。参见《新唐书·韦素传》、《杜工部集》、《颜鲁公集》等。

    14  陈锐《袌碧斋杂记》云:“道州何子贞(绍基)先生书法为一时之冠,其行楷少时已有重名。”

15  《山雨》诗云:“短笠团团避树枝,初凉天气野行宜。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马上衣巾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

 

                                       (刊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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