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上)


论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

 曹   旭

【内容提要】

    中国诗学在嘉道前后,出现了一波颇具声势的“宋诗运动”,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诗歌创作出现了一段辉煌的小高潮。处于嘉道期间的何绍基,就是这波宋诗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是大清帝国的城墙刚被英国的大炮轰开缺口,是旧事物受到震撼和动摇,新事物声、光、化、电刚露端倪的时代;在诗学的寂寞里,何绍基沿着《诗经》、汉魏古诗、唐代杜甫、韩愈、孟郊、宋代苏轼、黄庭坚的道路,以“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方法,用比宋人更极端、更大胆的字法、句法、语法和章法,更贴切、新鲜、生动的比喻,“陌生”明代以来已经变得过于熟悉和陈旧的诗歌。

    一个有多方面艺术才华的诗人,像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他们的诗歌总会出现新的审美品格,何绍基同样把诗歌、书法、绘画、金石审美集合在一起,融合读书、性情、江山之助和考据,拓展了诗学的疆域,确立了近代“宋诗派”的美学原则,成为“宋诗派”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的开拓者。

    何绍基为解析近代诗、理解“宋诗派”的内涵、方法和意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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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中国诗学,从《诗经》、楚辞开始,唐、宋而下,至元、明、清,好比登楼。

    一层有一层的景色,一层有一层的气象;一层有一层的意境,一层有一层的美学。你可以说,你喜欢哪一层的景色,但你不能说,所有的风景只到这一层为止,后面的都不必登。

    何绍基所处的近代,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触、碰撞,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由长期的封建睡眠状态,突变成“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的近代(孙中山语)。

    近代之时,各种矛盾交错,全国总人口急剧上升,近代印刷事业突飞猛进,诗人、词人和诗集词集的数量,都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精神消费的需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同时,蒸汽机的发明,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目不暇接的新气象,这使传统诗歌内涵,发生重大变化。

    虽然火车、轮船、电报、照相,声、光、化、电纷纷涌入诗歌,还要等五十年后才普及,要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走向世界的诗人”1 来完成,但是,近代即将开端,风雨已经满楼,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的浪潮已经来临。这些——都是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的背景和基点。

                                   一

     何绍基(1799一1873),字子贞,号东洲居士,自号猨(猿)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  2 。父亲何凌汉是嘉庆十年(1805)的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官至任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其许、郑之学,宋儒之理,道德文章,均为朝廷楷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何绍基博闻强记,少有才名,于学细大不捐,喜欢交游。和他交往唱酬的人,后来都是近代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何绍基与比他大十四岁的林则徐论书,与大七岁的龚自珍唱和,与大五岁的魏源讨论时事与诗歌;与比他小十一岁的曾国藩切磋学问,还和左宗棠鸿书信往来。尤其是魏源,后来成为至交,何绍基曾手钞魏源的《古微堂四书》3 ;曾国藩很早就说,何绍基的书法必将流传千古。

    三十七岁时,取得乡试第一名的何绍基,因为主考官潘世恩、副考官王鼎、吴杰、王植以及长文襄、阮文达两相国的赏识,被内定为第一名状元,准备进呈道光皇帝审批。因阅卷大臣卓秉恬作难,说何绍基的卷子上,有属于政治性错误的“疵语”,在应该留空的地方写了犯忌的字,故被抽出前十,落到“二甲第八名”。

    此后,何绍基在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武英殿总纂等位子上干了很长时间,又去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任副考官。因为闹情绪,且对长官不敬,机关考核的等地,时好时坏,沉沉浮浮。

    咸丰皇帝上台执政,希望革故鼎新,开创局面。要求中外大臣荐举人才,以备破格录用。七月,由于侍郎张芾的荐举,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召见何绍基。

    八月初六,朝廷正式宣布他简放学政后,咸丰皇帝又在乾清宫召见何绍基。“询问家世外,于诸经注疏,正史纲鉴、宋五子书及说文、篆、分之学,并原籍道州被贼、湖湘防堵情形。由京至蜀沿途关河道路,温语咨诹,靡不曲至。跪聆占对,晷移六刻始出  4 。”

    委以重任的何绍基九月出都,在成都主持考试,对历年考试中的积弊,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四川的考场和考试纪律得到了肃整。在文事和整顿考场之余,何绍基还理民词讼,得罪了许多地方官吏。这些地方官吏和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暗中告状,所以,何绍基自以为很精彩的“缕陈时务十二事”上书咸丰皇帝后,得到的,竟然是 “肆意妄言 5 ” 的朱批,并且“由部议以私罪降调”。越干越起劲的他,突然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像突然被暴雨淋湿的落汤鸡,分不清是什么滋味。

    “肆意妄言”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弄得清楚,何绍基更不清楚,真想弄清楚,除了问咸丰皇帝本人。“妄言”,其实是另一种“疵语”。前后两次“疵语”、“妄言”,都像命中注定,成了何绍基一生的谶言。像船刚启程就折断了桅杆,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对仕途灰心失望的何绍基,从此转向诗歌、书法、绘画、金石的创作与欣赏,使他由一个政府官员兼书画家、诗人,变成纯粹的画家、书法家、金石家和诗人。

    这种情形,有点像遭受“乌台诗案”的苏东坡,因言得祸,也因言得福。继他的诗集《使黔草》刊刻,桂林朱琦、上元梅曾亮、昆明戴絅孙、河间苗虁、平定张穆、姚江邬鸿逵、紫卿杨季鸾分别为之作序;此后,何绍基将在四川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山水历程,特别是游了“瓦屋山”的感想,编成了《峨眉瓦屋诗钞》。政治不幸文学幸,政治上的失意,换来了他在书法、诗歌上的收获。随着旧居“东洲草堂”的命名,何绍基的诗、词、文集,都冠以“东洲草堂”之名。

    五十六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蝯臂翁》的诗,说学书执笔如射箭,都必须悬腕,以简御繁,以静制动,像猿臂一样伸缩自如,“聊复自呼蝯臂翁6 。”从此,何绍基又有了一个差一点比自己本名还流行的自号 7——“蝯翁”。这是他从政治仕途转向书法和诗歌艺术最明确的信号。

    激流勇退的何绍基经四川广元出蜀,出宁羌州,出五丁峡,经沔县、褒城、凤县、宝鸡,至西安。然后游咸阳、醴泉,有意沿着司马迁、杜甫和颜真卿走过的脚印,亦步亦趋,最后走向眉山的苏东坡。这是何绍基自己选择的历史道路,是书法和诗歌的道路,也是他艺术追求的象征。

    在四川任职时,何绍基的公署,就在“三苏祠”隔壁,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天天都可以向苏东坡的塑像请教,离开“疵语”、“妄言”的政治漩涡以后,何绍基对苏东坡更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紧随苏东坡,向宋诗倾斜,除了诗词、书法、绘画审美相通外,都会说“痴语”,因言得祸,遭受打击后性格倔强是内在的原因。

    在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王应麟的生日,何绍基与朱琦、王拯、祁寯藻、宗稷辰、叶名沣、邵懿行、王安伯等人诗酒唱和,在庆祝苏东坡、黄庭坚生日的同时,表明自己更加自觉的艺术追求,集中和苏东坡的诗更多。

    此后的何绍基不断被邀请主掌山东、湖南等地书院,教授生徒。一边教书,一边画画,创作书法和诗歌,教学和游历是他下半生重要的文化活动。主讲书院时,他还抽空沿潇水而下,足迹遍及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并乘火轮船游历澳门和香港,睁开眼睛看新世界,这些,都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七十二岁时,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延请何绍基主持苏州、扬州书局,请何绍基主持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这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工程,何绍基胜任愉快。七十五岁时,因染痢疾,在苏州逝世。

    何绍基在诗歌、书法、绘画、金石的艺术天地里勤奋耕耘,把诗歌、书法、绘画、金石熔铸在一起,创变新的书法美学和诗歌美学。“同光体”理论家陈衍在追溯“宋诗派”来历时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 8。”陈衍谈道、咸诗风转变的原因,论“喜言宋诗”的人物,第一个就提何绍基。其实,在“喜言宋诗”的这些人物中,何绍基年龄不是最大,官职也不是最高的。但在陈衍看来,何绍基是重要的开创者和实践者,是近代“宋诗派”的代表人物。

    何绍基的诗歌美学,主要集中在他的《东洲草堂诗集》中。汇入《使黔草》、《峨眉瓦屋游草》等别集的《东洲草堂诗钞》,多记行、记游、纪事之诗,当是何绍基半世纪的心路历程、诗路历程和一生的日记。

                                      二

    中国诗学就像江水,千年激荡,一波一波,滔滔东流;有时很难取其一勺,说清这一波与前后波浪的关系。但是,制从嘉道格高古,诗到近代语变新。从江山到鱼鸟,从台阁到边陲,从内心到四季,品读何绍基一生小影的《东洲草堂诗集》,仍然可以发现中国诗学的走向和何绍基诗歌创变的新特征。

    特征之一是何绍基“喜言宋诗”,但不反对汉魏诗和唐诗,不薄唐诗爱宋诗,是何绍基的基本态度,也是“宋诗派”兼收并蓄的诗学特征。

    此前,我们多少有些误会,以为“宋诗派”是一个纯粹祖袭“宋诗”的诗派,何绍基就是模仿宋诗的诗人9。但进一步研究,发觉“宋诗派”不仅是一个学习“宋型诗”,写作“宋型诗”的诗派,而是一个兼收并蓄的、集大成式的诗派。

    杜甫很重视“转益多师是吾师” 10 。《四溟诗话》记载谢榛作客京师,与李于鳞、王世贞、徐中行等人论诗法时,强调“夺神气  求声调  裒精华”,调五味以成“全味”,“采百花自成佳味”。“若蜜蜂历采百花,自成一种佳味。”但是,他的“夺神气  求声调  裒精华”、“全味”和“采百花自成佳味”,还是仅仅停留在唐十四家诗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或者“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不离唐人一步,眼光和手段远远没有何绍基和近代“宋诗派”高远和阔大。

    《四库全书提要》总结前朝和本朝诗学倾向时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这是清初诗学的大致走向。至乾嘉年间,许多人越来越认识到宋诗的好处。赵翼、蒋士铨、翁方纲等起而作宋型诗。《瓯北诗钞》的作者赵翼在《论诗五首》中就说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要求诗风变革。变革的方法,就是通过学习宋型诗来取得新意和陌生化的效果。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分析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他还作了《苏诗补注》,以为苏轼“为宋一代诗人之冠冕。”这些,都是近代“宋诗派”发生、发展的前奏。至何绍基老师辈的程恩泽和祁寯藻等人,在提倡学习宋诗的同时,还强调诗歌和学问、考据的结合,但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其创作成就也有限,何绍基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兼采“唐型诗”和“宋型诗”,同时在诗歌与学问结合的理论实践中,完成近代“宋诗派”最初的格局,掀起新的诗学波澜。

    嘉道时期,时代剧变,新事物不断涌现,世界变大,生活多元,诗歌内涵丰富,理论基础发展。可以学习师法的东西愈来愈多,《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唐诗、宋诗、元、明诗学,都放在你的面前,成功和不成功的例子,供你借鉴,这种时候,兼收并蓄便是最简单、最好的方法。面对大量的诗歌遗产和理论遗产,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人来不及思考应对的新局面,客观上形成了嘉道时期诗歌兼收并蓄、五花八门的样子,各种体裁、各种形式、各种风格、长篇的或短篇的、乐府的或格律的、唐型的或宋型的,都兼容并包在一个集子里。

    何绍基在《东洲草堂诗集·自序》说自己:“童年即学诗,弱冠时多拟古乐府。辛巳南旋,稿本落水失去。” 表明少年的何绍基最初学习的是汉魏古诗和古乐府,这是基础。

    由于“稿本落水失去”,何绍基最初的诗歌风格,已没有了样本。但整部《东洲草堂诗集》,特别是前几卷,还保留学汉魏古诗和古乐府的痕迹。而汉魏古乐府的审美、成句或意境,已成为何绍基诗歌生命的组成部分。作者未必意识到,但读者随时可以嗅到《东州草堂诗集》中汉魏“古乐府”特有的清新醇厚的芬香。有的小诗,甚至还带六朝遗韵,如卷十一的《澜桥行馆桂树,来时未花,今落尽矣,感题一绝》:

 

        前度花无信,今来仍寂然。低回与汝别,相赏是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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