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评了几句《南京！南京！》，整理了几段贴在下面。

    这个片子我本来不想看，乌有之乡为了搞这次活动，给我寄了光盘，我是作为一个工作，作为一个任务看的。我为什么拒绝看这个片子？并不是我不关心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六个星期内屠杀了33万人人。在这期间，日本人在苏州、常州和无锡，也就是长三角，中国在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今天也是最发达的地区，日本军队的做法惨绝人寰。极其惨痛，极其屈辱，将这样的事件作为艺术作品去正面的呈现，在视觉上是接受不了的。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觉得跟我的预期可以说没有差别。无非就是复原了当时的那些场景，屠杀、强暴这些东西。

    我对这部电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有什么必要和价值？导演陆川给了一个理由，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这样一句话：“我只想最大限度地去逼近真实。”他的这个意思在那篇采访里多次重复。那么，就是说他把真实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上。为了真实的原则他做了许多没有必要做甚至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逼真地去还原那些杀戮、强奸的场面。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三十年来中国文艺创作界的一个观念，就是将所谓“真实”放在文艺最高的一个位置。其实艺术包含的价值观是非常多样的，比如真善美，“真”不应该破坏“善”的原则，也不应该破坏美学的原则。

    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陆川将真实作为艺术追求的一个原则，哪怕是作为一家一派之言也是可以理解的。搞艺术创作，哪怕是拍南京大屠杀，追求“真实”作为一种艺术现象也还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我下一个疑问就是，既然把“真实”的原则放在作为支撑其电影的基础这样一个位置上，在这样强调真实原则的时候，恰恰又最不真实的虚构了日本兵角川这样一个角色。史料不支持这一角色，而且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也没有日本兵自杀。既然陆川这么强调“真实”的价值，但是转过身就用这么大篇幅和笔墨虚构了这么高尚的、有良知的、敏感脆弱的、最后不惜自杀的日本兵形象。我不知道这和真实的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陆川能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再谈一下真实的问题。真实问题有点搅和不清楚。比如陆川可能会说，难道南京大屠杀期间，哪怕史料上没有留存下来，但日本好几个师团里面存在角川这样一个人物，这种可能性就完全没有吗？所以我想，真实不真实，这还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我想打一个比方，其实创作一部作品可以比作炒一锅菜。你有各种原料佐料，究竟你把什么样的原料佐料放进锅里去呢？你放什么原料佐料并不取决于客观世界有什么原料佐料。炒菜的厨师绝不能说，因为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原料佐料所以我就放进锅里去了。没有任何一个厨师会这样说话，但是艺术家可能就会说这种混帐话，说世界上可能有这样的事啊，我为什么不能放进去？其实，我把什么原料佐料放进去，什么时候放，放多少，这都是有我的意图的，都是为了实现我所期望的那种效果。这跟艺术创作是一样的，把什么样的人物、情节、场景放到两个小时的影片里，放多少，怎么放……
    （黄纪苏插话：明明是主观的，偏偏往客观身上赖。）
    他往里面配置材料佐料的时候其实是要拿它来说事儿的，是要体现他主观意图的。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它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客观的东西放到影片里就变成一种符号，它是要表达作者强烈的意图。特别是当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往里放的时候。这个电影很多人之所以很气愤，是因为通过人物情节的那种设置，通过“真实”和“虚构”的那种搭配方式，最终表现出日本兵的境界要远远高于中国人。因为只有角川跨越了国家、民族和敌我的界限，对敌对国家的军民给予深刻的同情，真是大爱无边。而中国人的诉求无非是活命。两边的诉求一对比，高下立见。中国人是这场战争的正义方和最终胜利者，可陆川在电影里却给出了这样的价值序列。任何有是非、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能接受吗？

    另外，对这个电影，我还觉得它有点类似于旧中国的文化。我没看到陆川说以前抗战电影都是哭哭啼啼的，其实我们从小看抗战片，《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有屠杀情节，但它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被革命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的情节给平衡掉了。其实，南京大屠杀这件事就只能是发生在国民党手里，是统治集团腐朽的结果。另外，当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南京到底是守还是不守，是有争论的。蒋介石决定守，是怕不守的话丢面子。那你看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可以不守，他不像国民党有个什么所谓面子问题。还有，唐生智之所以站出来守南京，是他过去有一个老师叫蒋百里，是近代一个军事学家，大学者，曾经留学日本和德国。37年12月，他正受命在德国活动，想让德国调停，他给唐生智传回来话说，日本应该不会进攻南京。唐生智就钻了一回空子，就是去守南京，做一回英雄，但又可能没什么风险。所以南京守备特别敷衍了事。酿成这样的惨剧，跟政权的腐败有直接关系。

    另外，国民党的抗战思想特别悲观主义。这一点从宋以来是历代统治者的一个根本毛病，宋以来主流精英文学都是悲悲切切的。抗战时，比如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就总是讲“牺牲一切”、“牺牲到底”，总是强调牺牲而不是胜利。他下面的将领，包括那些抗战英雄，像张自忠，曾有一段脱离他的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之前回到部队，哭着跟自己的部队说，这次回来就是和大家找个一起死的地方。《南京！南京！》这个片子其实就是表现了一种亡国奴的眼光和心态。中国人任人宰割，匍匐在地，窥视着凶残的日本兵或者仁慈的日本兵。生杀予夺完全取决于日本兵的一念之差。中国人所求的就是活命。小顺子和另一个战俘，被角川释放，那种开心的笑简直不可思议。小顺子甚至拿起蒲公英在吹，荒唐之极。
    （黄纪苏插话：都搞起朦胧诗了。）
    那种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负担的笑，太不真实。刚走出死亡，还没有走出危险区。整个片子看不到一点精神支撑。我看完特别压抑，特别能理解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七年之后精神崩溃自杀。新时期主流文艺，特别是在抗战题材上，经常渲染恐怖，像电影《红高粱》最后的剥人皮。由于技术的原因，现在电影特别能在细节上给人以真实感，真实得像纪录片。极其压抑、恐怖、绝望。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赏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它完全不是宋以来主流精英的那种情绪。它代表中国底层老百姓，特别乐观。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什么都经得起抗得住。毛泽东就是把这个精神提炼锻造成当时的一种主流文化。那三十年的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至于出现眼前这个片子。
    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电影有什么意图，刚刚王飞讲的，它的视角已经搞混了，实际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人的视角，被打败了，被蹂躏了：一类是日本兵的视角，比如大屠杀刚过，就出现了一段很长的镜头，在长江边上，一群日本兵在那里载歌载舞，在做体育运动，在洗澡互相搓背，在唱歌，还说想吃妈妈做的什么饭。崔卫平对这一段感觉特别好，说是就像一群大学生搞夏令营，这个到底是谁的视角？这个绝对不是中国人的视角，这一段展示的是特别正常的一段军旅生涯，他们根本不是一群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的形象。这一段，肯定是日本人的角度。也就是说陆川他的意图，其实是想用这个与日本人和解：我们固然受了很大的伤害，你们的角川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因为角川是日本军民的一个代表，最后他也不堪折磨，自戗了。新时期的三十年来，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年，出现了关于中日战争的一句话，叫“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对这句话，大概十几年前，突然在电视上又听到这句话时，我比较反感。难道我们当年被屠杀是因为我们不珍爱和平吗？我们要以史为鉴的是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战斗精神，是我们要有骨气，要有血性，这才是我们从历史中要得出的结论。而日本人呢，恰恰是要珍爱和平。为什么中国要几十年重复这一句话？而我看的那个电视正是一个南京的少年儿童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以史为鉴，珍爱和平。”我觉得陆川的这个片子，就体现了这句话，就是说：太惨了，再也不要有战争了。

    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得特别好。我认为这是个新老殖民主义关系的问题，日本，无非是后来居上，他的确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个高徒。有一个例子，日本的开国是1853年，美国的培里准将带了军舰打开日本的国门，在日本历史上这叫“黑船来袭”。当时是美国是铁舰，日本巡逻的木船是100吨，美国是2000吨，日本人的身高块头比美国小二十倍，是侏儒站在巨人面前。日本很快就垮了，但他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是很不相同的，是一种强盗文化。他们是小强盗遇到了大强盗，于是拜大强盗为师，心悦诚服，还给培里立了一个雕像。另外，为什么有日本人始终对东京审判不服气？我觉得多少有这样的理由：既然五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都没有被清算？为什么日本的一百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要被清算？这是没有道理的，要清算的话，应该是从头清算。五百年世界体系是要被颠覆，是要被重新评判的。再有一点，我们这十几年南京题材的作品中，日本人是野兽，中国人是小动物，西方人是天使，这其实是亲英美的国民党文化的视角，是殖民地心理。我们30年文化，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又回到了什么时候，和谁更靠近了？又和谁更背离了？这绝对不是我们1949年到1979年的核心价值观和视角。我们都觉得《南京！南京！》这个片子这么别扭，这个原因可以概括一下：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国人一段非常窝囊的历史，这段窝囊的历史现在又被陆川非常窝囊地再现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