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继续实践的未来10年
——关于妥协与调和的批判性对话
徐亮
2009.6.28-7.4
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虚拟对话。读者将从中看到未来10年中国社会决策者的政治取向与可能达到的结果。对本次对话做出贡献的有：宋丹丽、尹帅军、孙夺、肖元、肖华、李喆、王英辉、任艳荣、李宛凌、张西平等等，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内容的谈话。为了保护谈话对象的安全，我一概称对话者为“记者”，这个称谓在本文中被作为了一个意义广泛的集合性名词，而“独立评论员”则模仿的是笔者的口吻，全部采录于笔者的邮件、通讯、对话和文集中。
记者；我们的对话开始，那么根据您的意见，奥运会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将往何处发展？
独立评论员：后奥运会时代这个词语是不准确和不规范的。人们给予了奥运会太多的荣耀，实际上这场运动会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在我看来，耻辱比荣耀更多。我们不需要用“后奥运”这样的词汇来表达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前景。你看看，多少个左派学者都使用这个词语。我发现左派领军人物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词汇，甚至没有什么创新新的词汇，都是从右派那里借的。这已经说明了力量的对比究竟是怎样的状况。
2009年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它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各种群体事件堆砌了一种意味着未来图景和发展趋势的集体照。我们不得不考虑喧嚣、浮躁背后的隐藏的基本事态，从而判断历史中真实起作用的脉动。我们必须透过媒体世界罗织的各种谎言，从而从群山中突兀出世界的本相。这是科学赋予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社会正义的原则重新洗涤我们心灵深处的结果。
另外，我们不需要立即进入中国未来社会发方向的讨论。开门见山的叙述方法固然有其公认的优点，但是正如吃香蕉也可以从尾巴向头上剥一样，我们的讨论可以从一些基本的社会现象开始讨论，可能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记者：那好，那我们从基本的社会现象开始入手。您如何评论最近对于邓玉娇事件的处理结果？
独立评论员：邓玉娇的事情现在已经有了结果，按照防卫过当处理，说明政府走的是平衡路线，既满足民众的一定愿望，又满足官僚的自我保护需求，符合目前中央政府政策的走向。我对邓玉娇事件的分析文章本来是早应该发在乌有之乡的沙龙简讯的，但是可惜的是，现在乌有乡已经被要求不得发布关于邓玉娇的事件新闻和评论。估计是和六四的敏感时段相联系，所以不能发布。我实际上和张宏良的观点有一点不同，我不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因为外资控制中国，而是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官员的腐败、腐朽和腐烂。这种内因才是实质问题，外资正是因为内因变化了才导致的结果。中国在21世纪初叶的主要矛盾是：蜕化变质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右派文人结成的联盟，这一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是21世纪中国的主要矛盾所在。
记者：我读过您的讲话稿，我觉得写得很深刻，逻辑性也很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能读到这么好的文章，真是太少了。但是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在目前这个资产阶级理论充斥市场，很多年青人都丧失理想的社会里，能看到你这样的文章，说明中国是有前途的，毛泽东所开创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后继有人。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读了您关于邓玉娇事件的评论，我感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前途和未来！我相信任何违背历史的倒行逆施，都将被历史的车轮压的粉碎。
独立评论员：我将你的话当成是对我期望和鞭策，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记者；23号下午，我又去乌有之乡，听到了您关于邓玉娇事情的发言，听后感到您谈的很深刻，好像其他人也发了言，我感觉没有一个能超过您的。您的思想真深刻啊！我只是感觉到邓玉娇的事是一件大事，她在遭到欺侮和污辱时奋起反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这件事，说明了当今社会的黑暗，说明共产党的干部，已不是毛泽东时代时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干部，而是蜕变成骑在人民头上做威做福的老爷。听了你的发言，使我认识到，邓玉娇的事，给当今政府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答卷。卖淫嫖娼问题，实际是一个社会问题。一邦共产党的干部，居然能够结伙嫖娼，不但是党性的丧失，说明他们已经沦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法律不能够审判邓玉娇。她应该无罪释放。
独立评论员：您过奖了，我的文章水平有限。
记者：对于“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的看法是内忧外患，内忧就是您说的中国官员的腐败、腐朽、和腐烂。外患就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但是我觉得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变化。最关键的是官员腐败、腐朽、腐烂。是中国的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色，已经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了。从邓玉娇事件，从对朝鲜的态度就已经让人看的清清楚楚了。现在的话语权还是被资产阶级把持着。乌有之乡网站在中国还是最大的左派网，我也是今年才知道，现在中国十三亿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啊。可以说少之又少，所以我才佩服你们这些年青人啊，不简单！
独立评论员：关于邓玉娇这个事，左派和右派联合在了一起，这说明司法正义性具有普遍的价值，也就是说，今天可能会因为邓玉娇的事情审判不公正，下次就可能是你。
记者：是啊，所以我们想行动起来，至少能够发出点声音。一个朋友想做一个关于邓玉娇事件的公民观察团，我参与了其中，以此作为持续支持邓玉娇的方式。邓玉娇案件已侦查终结。但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黄德智等人居然仅以行政拘留了事？！真正无辜受辱且勇敢自卫的弱女子却很可能从此背上故意杀/伤人罪犯的罪名！我恳请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执法和司法的腐败是公权力最大最重的腐败。
独立评论员：是的，你起草的观察团的规划已经看过,其中公民观察团的活动形式似乎只有一系列被限制的形式,而没有主动积极的形式,比如是否是递交建议书?还是利用舆论的力量,.说的不太清楚。另外，可以以此观察团为基础扩展到无政府组织，从而成为广泛关注不平等司法现象处理结果的机构，如果能够和世界的观察组织联系上最好，争取他们的外围支援。
记者：当时估计里面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右的人,我现在所知会有一些律师参加，刘晓原应该算一个。我对他还不是很熟悉。起草人应该算一个不左也不右的，我参与其中，也是想了解一些相对中派和右派的观点。
独立评论员：右派只要爱国，也不失为团结一起奋斗的对象。任何对人民有益的行动，即使有缺陷，我也会全力支持。社会不公，左右皆有方案，如何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结局，并不是那个派别主观意志的结果，很可能是力量均衡的结果。我们要争取一个对人民相对公正的结果，乃至人民做主的结果。
记者：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感觉“民主”、“自由”、“公民”这些词语的使用以及民主的话语权实际上被右派控制着。左派还没有对这些核心的理念提出任何独立性的见解。
独立评论员：左翼必须争夺话语权，展开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阵地战。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关于这些概念，张宏良、韩德强等人都有左翼的一套话语结构和叙述方法。他们都提出了新左派的纲领。当然这些纲领可能容易为青年人所接受，但是大众未必能够接受。这也是目前影响还不够群众化的原因。
记者：据说张老师的“五有社会”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回应。
独立评论员：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政府里面有爱国者，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别指望你拿东西去感化贪污分子和资本家，你能够把基本的群众阵地不丢失就不错了。而且我把右派上台，人头落地作为一个基本的防线，也就是这是防御性的，但是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可是不是就完全放弃政府了呢，这是不对的。政府内有大批的爱国者，应该给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这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把给政府内的爱国者的劝戒、建议，叫做积极主动的政治进攻，而把丢掉幻想、投入斗争作为防御性的基盘。
记者：韩德强老师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正反馈的理论，他是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据说他的理论受到了一些人的赞扬，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引发了左派之间的争论。
独立评论员：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他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可能他认为我是一个保守、但是却占主流地位、可能注定是没落的形态。
记者：这是天大的误会，您的理论已经具备相当革新精神了。您的文章写得很好，分析透彻，批判深刻。我很爱看。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很少能看到像您这样充满朝气，以全天下为已任，有着革命理想的年青人。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独立评论员（笑）：你过奖了。以前很多人把老左派作为历史潮流的边缘群体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在很多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恰恰是他们联名上书给政府，要求公正解决。而那些所谓的新潮流左派们，却躲藏在背后。
韩的理论我是第一批的接受者。我认为这个理论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是他让别人接受的方式采取了专制的方法，根本不屑于任何人讨论。只要你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你得到的结果就是：“对不起，我没时间”，或者是“我们不是同一水平线上的，我是先知先觉者，你是后知后觉者”。理论家本身存在一定的孤傲脾气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不能演变为“超人思维”，认为你比别人高一等，甚至有柏拉图的“圣人”统治、“个人迷信是合理的”的思想残余，那么即使你再有才华，在理论界，尤其是对人民群众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人。
你知道他的演说现场是什么样的吗？他首先在开场白中让那些不愿意听人走开，然后才开始演说。但是每次群众都很尊重他，基本没有人走开。这给人的感觉是什么？群众很尊重你了，你也应该把同等的尊重给群众。除非你本身就认为人和人先天是不平等的。
记者：我听过他的演讲，非常吸引人。但是我一直对正反馈很懵懂，总觉得太绕了，而且觉得他书生气很浓，让您见笑了。
独立评论员：他确实书生气很浓。不仅如此，他的讲座后半段讲取消股票市场，赢得了满堂彩。但是问题是，和正反馈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很多老同志询问，说理半天，正反馈理论要做什么？对社会有什么要的实践作用？都没有说明。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解释世界，但是很难使用它来改造世界。
还有一些观点，我说了大家未必爱听。所谓回天有术，靠韩德强的术是不行的。一个正反馈的理论把那么多人都征服了。实际上正反馈不过是一种表象，它确实是一种规律，但是引发这个机制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他回答了吗？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欠缺的并不是意志，而是容易被别人牵着走。
记者：据说他从根本上是否定马克思的。
独立评论员：这是很愚蠢的。我很钦佩他的理论水平，但是我认为他根本上绕不开马克思的。你可以辱骂马克思、赞扬马克思，但是你想回避，或者彻底否定，那不是一个聪明人的做法。尤其重要的是，你认可毛泽东，而抛弃马克思，把两者割裂，这本身就不能给毛泽东一个交代。我们知道，毛泽东不只一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的。抛弃了马克思还说自己认同毛泽东，这是荒谬的。你全盘否定马克思，那你得给毛泽东一个交代。这个交代有吗？没有，是零。所以我一直想说，要做一个独立思考的左派，丢失独立思想的能力就是丢掉了灵魂。笛卡儿不是说了“我思故我在”了吗，如果你自己不去思考，不去实践中理解，那你和动物、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是秋石客、韩这样的左派，也不能全盘接受，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多人读书读成了一个书呆子，读死书，死读书，喜欢引经据典，那只能证明你博学，但不能证明你有思想。更多的人成了所谓“新思想”的奴隶，没有任何鉴别力和政治头脑。中国的大学培育了很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狗腿子式人物。大家的理论都不能实践中检验，于是就争色彩，看孔雀的屏风谁的艳丽。人们在这些充满了书生气的万花筒里不知所措。
记者：他的演说确实很吸引人，据说很多人都是他的拥视。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而接近左派的。
独立评论员：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理论本身也具有感召力。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学生有多少力量？大学生走上了工作岗位，同时具有坚定的意志的毕竟是少数。大学生普遍是“波希米亚人”，他们容易被鼓惑性的理论所感染。同时他们的意志普遍脆弱。人们常说，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大学生则是青年的主体。这里我要告诉很多老同志，你们的理论不讲形式，不讲生动性，已经丧失了群众，尤其是大学生。理论的魅力不是依赖于鼓惑或让大家都新奇，真理的本质是平淡的，这是一个实话。但是形式的生动性、活泼性，往往是理论迅速传播掌握群众的生命线。
记者：但是据说他的理论传播范围非常有限，据说最不能接受的是老同志。
独立评论员：这是必然的，也是理论创新的代价。老同志未必理论不够创新，只不过他们都比较谨慎，对于“新新理论”、“新新思潮”都有警惕心理。一个理论能够让敌人尊重你，这是伟大政治家的成功；但是让同志讨厌你，却是政治侏儒的失败。不要把多数人设想为你理论的不可教化者，这是以友为敌，正确的做法是使用讨论、劝解、说服的办法，这是对一个人政治水平的考验。
记者：那么您认为该理论中有什么样的缺陷。
独立评论员：除了动力机制外，正反馈的要害实际上是必须严重依赖于自由、无干涉的环境，也就是说必须是一个人、一个事物自由地发展而没有任何干扰。这是一个理想的、数学化的模型。但是现实世界里，这个模型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的真正构造是复杂的，是一个综合的有机体。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自由的、没有干涉的。
好了，谈了过多的别人，我们似乎离开了主题。
记者：在6月27号的乌有之乡大讲堂听过你对国企改革的批判，激情澎湃，深刻透彻；深觉快慰，心中释疑。在整理那天的笔记中，我发现你提出了政府的“喂奶”策略，一方面是国家坚持改革国策不动摇，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弱势群体喂奶，以平息民众不满维持当前局势。我认为正是国家处在不公正的改革中，使得国民普遍不满，导致中央一再强调以“大局稳定”为重，在一些局部地方向弱势群体让步，像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能够延续多久呢？你对这种做法是怎么看待，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独立评论员：你能够关心国家命运，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国家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实际上国家目前的做法其本质仍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做法。.即一方面不改变目前的畸形分配结构，另外一方面给百姓点好处，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即使是给老百姓的一点点好处，让他们用科学发展观略微约束一下自己的放纵行为，他们就已经非常不高兴了，就已经在现实中反抗了。因此，我预言虽然暂时这种对策会起点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将是激化矛盾的。中间路线注定是要失败的。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必须象美国政府罗斯福时期一样，重拳遏制腐败和资本的猖狂，否则国家只能走南美的道路。我们的国家也将永无宁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痛苦才仅仅是个开始，可能未来5到10年内，大规模的阵痛会重新开始。社会更将急剧分化。当然和一切发生的前提是，党已经无法控制演进的局势，而且与得利集团完全融合为一体。从目前来看，现在这个趋势在深化，而不是在消弱。
记者： 那么您认为党有能力控制这种趋势的发展吗？
独立评论员：有能力是一回事，有意志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根本不是目前没有能力，而是根本上没有控制的意志。精英们总是把问题的真相给掩盖了。每个集团都按照自己的政策解读历史。比如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人解释说是经济搞坏了，目的是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辩护。其实原因不是经济，而在于党脱离的群众，走向了“死亡之路”。斯大林曾经说，群众如大地，党是安泰。安泰离开大地就是死亡。
记者： 问题是现在的党不是离开群众那么简单，而是转向权势阶层。
独立评论员：是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并不总处于和谐之中。和谐更多地只体现为短暂的表象，斗争才是事物前进的动力。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作为党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史书。党走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
从国家政权地位看，我们党从一个造反者，到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党，再到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执政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上从主张白毛女造反有理，到黄世仁剥削有理。
从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上看，从声明工人阶级的党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到号称各族人民先锋队的“全民、民族党”，再到三个代表的学说的“和谐党”。人员构成上也从以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发展到今天资本家大批进入党内，政权、资本和知识的牢固三角联盟。
从指导思想上看，从马列毛发展到了目前被戏称的“邓三科”的全面修正马列的理论，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外部交往上看，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发展到带有小市民意识色彩的外交实用主义和绥靖主义。
记者：那么权势阶层能够让党生机勃勃吗？
独立评论员：我问你，现在世界上谁是最有权势的？
记者： 美国。
独立评论员：是的。那么必然的道路是什么？你还记得那句话吗？“对内镇压，对外投降”。
记者：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独立评论员：很简单，国家寻求保护。私有财产掠夺走了需要不需要保护？国家政权变色了需要不需要保护？
记者：是啊，有心无力，奈何奈何。
独立评论员：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记者：不是无力，只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天地动摇！回天有术，寄托于你我等一辈身上！
独立评论员：问题就出在这。历史的变革是需要形势的。从历史的角度，成功是最终的结果，但是就暂时而言，人民未必能够成功。但这你放心，我是坚定的历史乐观派。
记者：我觉得我们不是不相信，而是在寻找。
独立评论员：你说的好。理论只是工具。我对那些浮华的理论评价只有一个标准：人民的立场
记者：为什么现在社会变成这样了呢？人们天天都在考虑要怎么生存，怎么生活，天天都在担忧。
独立评论员：这是国家的重要调节手段，我说的难听一点实际上是阴谋。
记者：哦？ 这个观点似乎很新奇。
独立评论员：我今天和同事们算了一个帐：
他45岁，年轻时工资不高，但是有房子，有免费医疗，总收益假设为50万；
我现在30岁，年轻时工资比他现在高，但是没房子，房子医疗都不免费。总收益也是50万。
结论是：本来是国家应该免费给你，而你唾手可得的；但是现在全部让你自费，要让你吃力去获得。甚至吃力也得不到。
所有人都去谋生，那么就没有人关心政治了，“稳定”就来了
记者：是啊，现在的人都不关心政治，一问三不知。我高中同学都是这样，互相鼓励赚钱。都在想怎么样能多赚钱。您说的是现在的社会现象，当前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将一切经济化，一切都是围绕金钱为中心的，所以他们把教育、医疗、房子等这些公共服务部门也开拓成了经济支柱！而其他的公共部门，他们是没有意愿去付出的！
独立评论员：手段是1、以前免费获得的住房医疗全部让你自己去买，这样你就整天为生活奔波。2、鼓励你消费，让你及时行乐。这样你就沉浸在享乐里，逼你远离政治；3、让你的世界观发生变化，升官发财成了人生目标
通过多种手段，孩子就不关心国家了，只关心自己的手机是不是新潮，父母是不是更有钱。这是统治集团有目的的侵蚀
记者：这真是社会的悲哀。那统治集团要把国家拱手让人吗？这是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手段，他们这些官僚利益集团本来应该是相对保守的，而如今他们以“美国化”为准绳已经将一切都开发成了经济体，包括老百姓。
独立评论员：统治集团不是要把国家拱手让人，而是将政治变为一家私有财产。只要美国允许这个政权存在，那么卖一点国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记者：他们之所以让人，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对他们体制的不放心，所以将他们的利益转到了发达国家，这样就中了全套，被绑架了！美国灭亡中国之《十条戒令》中说的很明白了，比如：“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十条戒令》现在是完全实现了，血淋淋的！
独立评论员：所以不要相信政府是无能为力了。大家还记得非典时期吗。政府的动员能力是何其地大，说明政府的控制能力没有任何减少或消弱。所以我的结论是，不是他们被骗了，是他们故意被骗的。因为目前的变局对他们有利啊
所以现政府的底限是：1、美国只要不推翻我，我就合作。2、想各种办法让美国不推翻我。3、对一切尝试推翻我的，都镇压。4、所以以后他们允许的声音就是改良。5、不但争取让敌人承认我，最好是让他们保护我。奥运会不就是生动的教材吗？怕的是我们很多人还真心地认为政治决策精英是被由于无知而真的新自由主义欺骗了，还要劝导，还要上书。其实都没用的。
记者：您说的比较玄虚，你具体一点吗？
独立评论员：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吧。国有企业改革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一直不停止？我们有一种体会，就是改革在逐步推进，几乎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暂停过。很奇怪吧，从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互结合，再到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又到市场经济。我们几乎没有给任何一种经济政策有稳定期超5年时间的实践机会。我们的变革太快了，每次都是虚晃一枪，然后直奔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卖掉。
郎咸平对俄罗斯有很多评价，我都忘掉了。但是我只记得其中一句话，他说啊，当俄罗斯的富人拥有了整个俄罗斯以后，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卖掉。制造业需要研究，很麻烦；就搞房地产吧，但是盖房子也需要时间。什么最快最简单，来钱最方便，就是直接卖掉。
看到没有。我们国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在中国本土的制造业还没有什么发展的时候，我们政府推起了房地产，玩弄起了新经济的概念游戏。干什么？卖地啊。卖地来钱多快啊。随便圈一块地，挂牌拍卖，几亿到手了。地卖完了，还有什么，就是土地上的东西。土地上有什么东西，告诉大家，是企业、学校、医院，最后就是粮食。卖地下的，包括各种矿产、稀土之类的资源。最后这些都卖光了，就卖什么？卖主权啊。跑到外国去干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卖光了啊。现在把卖掉的所有东西换成了美圆，帮助受苦受难的美国人，连少将都说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啊。
所以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个替罪羊，祸根在于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20世纪的9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为什么能够形成？因为文革的那种大民主消失了。企业的管理层和政府决策者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监督。1989年的事件在我理解是脏水和孩子一块泼掉了。1989年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但是要求民主实际上对文革民主被取消的自发反抗。后来国家连文革留下的最后一点群众民主也被清除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无所顾及，左边已经消灭了，右边也打下去了，人民还傻呵呵地等着改革带来好处呢。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利用一切机器大胆地卖了。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都在90年代？还有，稳定压倒一切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提出的？
这些理论想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我这个集团随意地卖，随意地攫取，那是不受任何监督的。即使偶尔逮住了几个贪官，也只是告诉他们，别走得太快了，等等我们。
大家有多少能懂得这些道理的，就距离真相不远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某个领域内是正确的。在哪个领域呢？就是改革的决策层。对于推动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这回事，为什么总是走样。学到的西方的东西一到中国马上水土不服。这是什么原因？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全部经过了官僚阶层的过滤。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不可能成为理性的经济人。但是对于那些贪欲强烈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可是经过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的。每次改革措施的出台，他们都会掐着指头算给他们能够带来多少好处。
改革这个词语臭不臭？可以说改革这个词语现在在人民的话语里是最臭的词语之一。但是决策层还是不肯放弃，仍然是要坚持不动摇的，为什么？这个道理不用我挑明大家也都懂。
改革使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的地位得到巩固，最重要的是，这个集团现在不仅掌握了庞大的政治资源，而且将政治、经济、文化三种资源力量集中于一起，形成巨大的共同体，任何一个与这个共同体对抗的个人都将粉身碎骨。
所以我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过是替罪羊，某些得到利益的集团故意将他们推到前台承担罪责，他们却在私下里数着钱，偷着乐。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它们已经将多数的国有企业卖掉了，而且工人已经完成了国家的主人到自由被雇佣者的转变。告诉大家，这个过程是已经完成了的，而且已经得到了肯定。我们国家的自由现在已经连西方都自愧不如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随意的践踏主权、民族尊严，随意地辱骂共产党和先烈，包括政府官员的父辈的功绩和荣光，都被骂的一塌糊涂，不过都没事。真是比西方还自由。
我们听听这些话：坚持不动摇，改革是基本成功的。这些话不是安慰。有些人说这是决策层在自我安慰。错！这是在告诉那些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得到利益的人，我们国家将不会追究财产来源的原罪，也不会走回头路，不会让工人恢复主人的地位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他们有危机感。我告诉大家，是因为工人的斗争。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中国目前之所以能够在舆论上还批评新自由主义，绝对要归功于那些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人，那些作为工人阶级先锋的上访者。我这里和北京大学医院那个疯子讲一点不同的意见，那就是上访者为首的不懈斗争，同时加上网络民众的配合和金融危机导致的新自由主义完全臭掉，推动了目前的改革反思。大家别以为是既得利益集团醒悟了，根本不是。原因在于底下的人民由于利益受到损害，再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导致了底下的人反抗越来越多，很可能直接导致政权颠覆。根本上是利害关系的考虑。你们看，至少我们国家舆论上开始批评新自由主义了。这是干什么的，是安慰天真的群众的。他想说的是，对不起啊，我们作为改革的决策者受到蒙蔽了。
如果真是这样想的。那么目前的继续改革要改什么？肯定要纠正对吧。如果真是的纠正，那就不存在“继续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基础了。但是我看基本上没有值得乐观的迹象。新自由主义虽然在舆论上输了，但是我看多数地区在经济举措中仍然在实质上继续着，根本没有停止，国有企业还在卖。新自由主义不说了，但是还在做。为什么，因为卖掉企业和土地对地方官员最有利。同志们，任务还很艰巨啊。你们别以为以后的改革会重新返回社会主义，那都是幻想。
那么他们会不会改一点。当然会，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继续改革底限就是“喂奶”。
大家明白什么是“喂奶”吗？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不变，然后从其中拿出一点来将你们喂的饿不死就可以了，就是社保啊。但就是“喂奶”，现在也遭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反抗。最近的好多贪污都发生在社保案上。
那么中央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吗？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可能他们也在为目前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睡不着觉。同时他们也很聪明，不然他们走不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可能会有很多的对策。但是没办法，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是天天闲着看风景的。以前不就是有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说的是境外游说集团对政府决策判断影响很大吗？那么国内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会歇菜，天天捂着被子睡大觉吗？他们肯定要保护自己的已经得到的私有财产，他们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收买、胁迫、舆论引诱，各种超限战术无所不用啊。爱国、真心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也被挟持了。因为在这个集团中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中央领导者如果不依靠群众，那么只能处理某个单个的人，但是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则是呜呼哀哉，无药可救了。还是恩格斯说的好，历史是合力，既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能左右的，更不是爱国的领导层所能够改变的。往往历史的进程，就在两种力量的掣肘、合力之间。但是我们要争取天平更靠近人民。我们除了相信马列，我们还相信毛泽东思想，因为他告诉我们，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觉悟了的人民的力量更能够发挥改天换地的力量。我们要争取一个对人民更加有利的历史结局。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
记者：真是触目惊心的真相。我接触过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多数都是一些聪明的人。
独立评论员：秦桧也很聪明，可惜当了汉奸。新自由主义者是没有独立的品质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和权力、金钱这些东西不沾边？我们以前痛批新自由主义，默认的前提就是这些人似乎有学术品格，有独立性，能够独立对国家决策层发挥作用。恰恰相反，请大家别把他们当人看。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是毛，没有皮，毛是无处依存的。如果现在左派掌握了国家政权，我告诉大家，他们会立马全部、干净、彻底地都成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以前还是《红旗》杂志文章的写作者呢，现在一看新自由会主义前景不妙，立刻他们就一起来反对“假马克思主义”了不是？这帮家伙纯粹是机会主义者，见风使舵的高手，谁给钱卖灵魂给谁的主。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谁采纳，谁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大得利者。在那些新自由主义最猖獗的地区，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最为丰厚的、势力最为庞大的地区。任何经济学都会经过官僚集团的意志和利益考虑进行过滤，这是历史的铁的定律。
记者：我想起了张宏良老师最新的文章《从反左到杀左——是谁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是不是他们已经准备举起屠刀了？
独立评论员：暂时不会的。但是我了解张老师思想里的巨大担忧，对左派和群众的命运的忧虑。其实我们早已经感觉到他们已经恨得立即想动刀子了。现实中动刀子的还少吗？对维权工人的打、砸、杀，和黑社会、无良政府机关结合在一起对老百姓拿起专政武器的还少吗？这些不过都是谋杀左派的前奏。比如前一段时间对乌有之乡的污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这个网站推到政府的敌对面，借刀杀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宁愿说得狠点，让老百姓警醒。
记者：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何新。何新最近主张也发生了变化，称自己是“新计划经济”。
独立评论员：在这里，我要向何新致敬。我感觉我很象他的学生，从中学就受他的影响，我的国际关系研究兴趣都是来源于他。他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论中是有缺陷的。比如他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为他自己以前对邓江的时代辩护，基本上没有了承认错误的勇气。有人说，青年人容易激进，讲革新与辩证法，老年容易保守，容易走向机械论。
记者： 为什么这样讲？有什么数据吗？
独立评论员：领导阶层不是傻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是多么地有利于腐败分子自由地支配、分割、占有公共财产啊。你见过有中国这么自由的国家吗？腐败分子可以猖狂到如此地步，公然比较贪污款的多少，以贪污的程度和腐化的水平而夸夸其谈、互相攀比。但是何新关于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就是领导人是傻瓜。也就是说把国家决策层作为“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欺骗的无辜者”，这纯粹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才会说的话。但是何新绝对不是没有政治头脑。因此我只能怀疑他的基本立场。我们看一个数据，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时代周报》6月25日)。通俗地说，对这些决策阶层没好处的经济措施我是不会干的。推动改革措施的时候我不会考虑我这个集团的利益得失的。别总是把某些知识分子神化了，更不要把我们的改革推动者当成是傻瓜。认为他们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使领导者清醒了，从而挽救了国家。这些话都是幼稚之论。别看他们批毛泽东思想，他们其实是倒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手。人性是善的，这是我们中国普通人的善良的愿望，其实也是一个彻底的伦理道德的乌托邦。
记者：这帮家伙现在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学他为人民服务的实质，而是去寻找什么权谋。
独立评论员：权谋只是一个时代的智慧，但是绝对不是大智慧。政治家只能在实力的基础上运用权谋，离开为人民服务使用权谋，最终只能是促进矛盾的激化。社会目前不是因为拥有权谋而稳定，而是更加严峻了。所以我认为，政治家从历史上看，还是少对人民运用权谋的好。人民可以被欺骗一次，但是绝对不会被欺骗两次，那种把人民当成傻瓜的父爱主义绝对是某些政客的一相情愿。
记者： 是啊，我记得张西平老师说过，1、湖北石首三四万人同警察对抗；2、广东韶关汉族职工同回族职工斗殴（这样的事就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3、河南葛丽英因清明节组织群众纪念毛主席而被逮捕；4、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依法逮捕被捕；5、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逯军向记者的一句问话 “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张老师重点分析了河南葛丽英事件和刘晓波事件，他指出通过葛丽英事件，我们的党给了我们一个信号：不走回头路！刘晓波事件也同样给我们一个信号：不改旗易帜！党要走中间路线，也就是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张老师还告诫大家：社会主义者，不要有什么幻想了！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看清楚：今天的党还是不是过去的党？
独立评论员：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是一条通向两极分化的路，这条路使我们通往旧中国，这才是真正的“回头路”，这像这样的路还需要坚持吗？文革的发生大大延缓了中国重新沦落为殖民地的进程，同时也阻滞了“走回头路”——改资的人为进程。
记者：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最近纪念建党88周年，党员人数又增加了。
独立评论员：党员的多少并不是党强大的证明，苏联共产党几千万党员最终在剧变后只剩下50万，缩水40倍。和平时期党内大量钻入了政治投机和持有各种升官发财目的的人，因此要保持先进性就需要重新整顿党的队伍，光靠教育那一套仍然是延续了《修养》的逻辑。因此一个党，包括军队，他的力量不在于资本、权力或者人数，关键就在于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组织思想的严密性以及和群众的结合程度。
记者：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几万党员就取得了革命胜利，但是到苏联解体，几千万党员都无法阻止？
独立评论员：因为他们失去了战斗力，思想上已经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看看我们国家，有多少党员是无愧于共产党人称号的。对党的前途和命运最危险的不是美国，或者外资入侵，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牢固地在党内占据了主流。虽然没有公开化，但是谢韬的言论是一个试探性的信号。
可以说，目前延续到今天，在决策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实际上仍然是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庸俗经济决定论，认为历史必须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来，建国后中国没有充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只有等资本主义发展了几十代以后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这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对刘、邓等人影响十分之大。毛泽东同志是和列宁的思想一脉相传的，认为意识可以在特殊阶段决定物质，历史并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式前进的。因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不是来自外资，而根本上来源于党内。看看今天的党，还保存了多少三大优良的作风，实事求是已经变成了小市民的与时髦俱进，紧密联系群众已经变化成了紧密联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盛世狂吹。我预言，中间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即使在中国能够暂时地缓和社会冲突，但是从历史长期来看，矛盾的尖锐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但却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记者： 按照你的观点，党和群众的分离是最大的危险，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其重要的根源。那么您如何评价逯军最近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言论。
独立评论员：我觉得这反映了弄权者的极度嚣张，已经不需要党代表群众这样的遮羞布了。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是“党与人民”的立场是分离的。《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政治表态能够平息民愤，但是并不意味着是对现状的陈述。我认为恰恰是逯军近乎嚣张、傻得可爱的一句话陈述了一个目前社会矛盾尖锐的现实。
记者：人民内部矛盾似乎正在转化。现在的社会真是进入了社会群体事件的高发期。
独立评论员：人民对于丑陋现象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很多官员可能觉得政府压一压，事情就过去了。或者说他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资源，不怕民众。短期内看群众的愤怒是停歇了，但是会成为一大雪球，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大厦的倾塌。那时候可就不单纯是一个上海梅都房地产有限公司“莲花河畔景苑”小区在建楼房倒覆事故那么简单了，可能是整个政府信誉的倒塌和完蛋了。
记者： 上海楼的倒塌描绘了社会的现状，让我想起了四川地震中倒塌的学校，那是多少生命啊？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长进。
独立评论员：不会有什么长进的。因为这是利益的自发需要，没有国家力量的调节，资本自发地趋向暴利和短视。国家在资本和普通民众之间恰恰不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不平等的。即必须严厉地制裁资本的违规。美国就是这样的，严厉惩罚任何一个威胁到整体利益的个别资本家。这是属于聪明的资产阶级。但是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维护资本利益的手段极其明显、恶劣和公然。某些地方的公检法系统在公平正义方面的行为，比最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如。
我建议，将“莲花河畔景苑”小区的倒塌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成果展览。这就是改革三十周年的最大成绩。所有道德的沦丧，诚信的丧失，资本的张狂，政府的为虎作伥，都写的明明白白了。这种资本的罪恶早晚要上史书的，那些资本的雇佣者和人民的敌人，最终回被塑成肖像，任亿万民众唾骂。还记得四川地震中的学校，那可是祖国的未来啊。穷不能穷孩子，但是开发商却要杀孩子。我们应该为这些废墟建立“地震学校校舍倒塌博物馆”，控诉这个时代的“死魂灵”们，也就是畜生们以及放狗出来咬人的混蛋们。
记者： 太可恨了。依照刑法，他们真是应该枪毙。现在的法律好象对他们没有一点威慑力。
独立评论员：不会的，不还有人提出要废除刑法吗？我们曾经想要以法治国，但是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是很难实现的。法律成了强者对付弱者的武器，惩罚君子而不治小人，这是是时代衰败之象。这些鼓吹者不愧是走狗理论。主子需要什么，他们就引进什么。他们还不知道，西方的废除死刑是和这个国家的特殊意识形态相互配合的。我们的理论家，总是拿出一点来实行，而把其他都隐藏起来不谈，就是因为有私心。一个有私心的理论家集团，难怪会被人骂为“叫兽”、“鹦鹉”。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底限，别说相信鬼神报应了，连下一代的奶粉健康都不要了，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记者：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阻挡颜色革命的进程，干嘛还帮助那些腐败分子，让他们完蛋好了，我们再重新从废除上开始建造。
独立评论员：首先我得纠正你一个词语。所谓“颜色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话语体系的产物，实际上给那些颠覆政权的政变者一个冠冕堂皇的抹了彩。革命这个词语是褒义的。很多左派不究其源，拿来就用。实际上这个词语还不如使用和平演变来得更贴切。
记者：还用得着和平演变吗？我认为和平演变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成功了。
独立评论员：和平演变随后带来的必然是一整套的配套措施，现在要做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相互配合，更改国名、更改国歌、变革党的名称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正是左派承担了反对和平演变换装的任务，才使得他们不能得逞所愿。
记者：这我就不理解了，左派不就等于帮助了他们了吗。
独立评论员：这是一种革命人道主义的需要。记得以前有一位同志就说，既然土地流转会造成大批无产阶级，那么革命就很容易到来了，我们就没必要反对它。让它崩溃好了。但是我要说，这种貌似革命的立场是有害的。我问你，和平演变换装以及土地流转将会造成多么大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不愿意他们崩溃，而是在崩溃的过程中大量的群众会陷入国家分裂、民族危殆、家庭流离、战争频仍的灾难中。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将会失去控制，成为我们建设下一个新社会的巨大负遗产。因此，阻挡私有化、换装、土地流转的进程不单纯是为了阻挡历史的倒退，还是出于革命人道主义的考虑。
记者：我明白了。
独立评论员：但是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是改良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说我们是坚决的革命派，但是革命派也要讲究策略，否则就是盲动和提前被右派消灭。其实这些问题不难回答，我们之所以将和平的建设性意见作为积极进攻的策略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已经处于弱势，但是仍然有重大影响；人民对党的理解，仍然还有毛泽东领导那个党的记忆和荣光；经济基础中，还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南街村等等；中央领导层和相当多的体制内党员，还有数量庞大的、坚定的爱国者。可以说，我们需要多个战线。即使是革命时期，毛主席也不是一概反对了之。将所有人都作为敌人，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但是如何区分敌人和朋友，甚至团结多数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人，这绝对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掌握的政治技巧。
记者：那么他们不是以阶级观点来看待问题的吗？那么您认为阶级分析法过时了吗？
独立评论员：阶级分析观点在现代社会仍然行之有效，却并不是玄之又玄的。阶级分析法在我看来是错误的程度能够降低到最小的一种科学方法。有人总是会拿马克思的例子来说明阶级出身分析的不正确性。举这个例子的人是不折不扣的蠢货。马克思终其一生，是一个无产者。即使恩格斯是资本家，也不能否定阶级分析法。我说过，任何一个大网都可能遗漏小鱼。但是阶级分析法却是目前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中最不容易出错的一个。它有一定的漏网之鱼，但是它却是无可取代的。看到一个资本家，立即用阶级分析法去套，是大差不差的。可能会有遗漏，或者说个别冤枉的，但是从整体上看又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出错率是判断一个分析方法科学性的重要标准，但是这一点恰恰被很多人忘记了。而且往往是故意忘记的。
记者：您这个观点有点象阴谋论，那么您觉得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可信吗？他的立论基础之一，也是阴谋论。
独立评论员：我不是觉得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不可信，恰恰相反我觉得他说得还不够。我和郎咸平观点，如果国际金融巨鳄就这点水平，我们倒可以放心了。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作聪明，总是觉得别人比自己傻，结果被人放在毂中卖了还沾沾自喜。左派很多人也是这样，总是觉得自己比政治精英聪明，反过头来劝导他们。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中国今天搞成这个样子，是一群聪明人故意弄的。奸臣不都是傻瓜，所以反对奸臣要比他们更奸诈才行。
记者：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左派没水平，右派没良心”是公认的状态。
独立评论员：事物都有个发展阶段吧。相当多的左派，就会背诵语录，就会引经据典，没有任何创造性。那些有创造性的左派往往又嚣张得不得了。
记者：您如何理解金融寡头控制世界的局面，是不是有点违反物质决定意识了。
独立评论员：这个问题提得极好。世界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意识高度能动于物质的时代。但是这不违反物质的决定作用。我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出一种重要的统治形式，即少数寡头通过控制庞大的物质资源来左右世界。这个物质不是死物质，是战斗的，活性的，是成千上万人劳动和血汗的结晶。但是这个庞大的人类文明成果，它的物质形式存在着，但是其灵魂却被少数寡头控制着。这些寡头通过这些物质控制别人，从而随心所欲地左右世界的发展以及改造社会的面貌。物质和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统治力量。我叫它“物质和意识的结合体”，即Combination of material and awareness，“库马帝国”，葛兰西说的那种“对立面的统一性”出现了。他说：“‘一元’此词的意思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倒是具体历史行动中对立面的统一性，那就是与某种被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割地联结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中的对立的同一性。”
记者：物质是活的？这听起来很新鲜。
独立评论员：是的，物质是活的。比如说武装力量的分布，一个国家一定有机动的武装力量。而企业肯定有流动的活的资金。资本家依靠这些活的物质改造着世界。
记者：那么我们能够突破这个庞大的“库马帝国”吗？
独立评论员：“库马帝国”更像是《黑客帝国》里的MATRIX系统，它是一个超级的统治世界系统。但是《黑客帝国》的社会解决思路是错误的，不能指望伟大领袖和救世主的出现。人民才是最大的救世主。
记者：人类在资本的控制下已经越来越远，可能将人类推向环境毁灭、物种消亡的崩溃边缘。
独立评论员：这是人类的共同话题，但是注意，绝对不是资本和劳动共同话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都遭到了威胁。
记者：但是中国的资本家好象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们仍然在挥霍、透支。
独立评论员：所以我说，中国这帮大企业主和无良官员，甚至还不如西方最丑陋的资本家。我希望烈火早日到来，即使我和他们一起葬身火海我都愿意。
记者：你说这些话还是小心些，不好这么做的。我在参加培训的时候有个老师说过，中国好比一个大船，你就是这个船上的乘客，如果你跑的太快，就可能掉进大海，一切要慢慢来。
独立评论员：我知道，但是总归需要先驱者，如果每个人都明哲保身。中国则没有任何进步可言的。国家对于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潜规则是，发表点言论没关系，别被我抓住把柄，只要你和外国勾结起来，或者采取组织行动起来反对我，就抓你没商量。
记者：是啊，同时我们的谈话也告一段落。
独立评论员：最后我要一段尼泊尔工作的朋友的话转送给读者朋友，作为本次谈话的结尾：
“未来三十年，有可能是风起云涌，舒展才干的时代。你要做好每一件事，扎牢基础。世界虽然暂时是属于资本家的，但是最终是属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