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个朱熹，坚持说《易》经从其一开始就是占卜用书，里边原本就没有许多道理。他说：“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牺、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说道理，纵饶说得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①。

 

然而，《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称六经，自春秋以来，一直就是学者必读经典。在朱熹之前的人们，都没有说过《易》经“元未有许多道理在”的话。而且，在先秦诸子之中，绝大多数的人也都未将《易》经当作卜筮书去读、去研究。如荀况是战国时期以善《易》而闻名的学者，他就说：“善为《易》者不占”^②，同春秋时期的孔子一样，明确地否定《易》经的卜筮性质。

 

那么，荀况与朱熹的话，到底谁的说法对呢？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善为《易》者不占”之语呢？要搞清这个问题，方法是很简单的，只要看一看春秋以来人们对待《易》经的态度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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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易》经是否真象朱熹说的那样“元未有许多道理”？

 

孔子说：“吾告女（汝）：《易》之道，（与天地准，通万物变，百王以之治天下）易也。夫《易》，罔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忘（妄），     （佞）人为而去诈”。又说，“《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谓）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木土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极）之，变以备（其）请（诸）者也，故胃（谓）之以《易》”^①。

 

        荀况曰：“文武之道同伏戏，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②

 

孔颖达言：“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③虽然，孔颖达等对中国古典哲学之论并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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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但都认为《易》经是博大精深的。古往今来，象朱熹那样虚伪者很少：一方而研究《易》经，从其哲学体系精蕴之中汲取营养，建立自己的“理气”之说；另一方面则竭力贬斥《易》经“元未有许多道理在”！现在，我们就以朱熹自己的言语来揭开他自己的虚伪面孔，看看他自己是如何拙劣地据《易》道而立论的：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也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有是理，后生是气。自“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来，此性自有仁义。

 

        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

 

天地就是一箇大阴阳，一年又有一年之阴阳，一月又有一月之阴阳，一日一时皆然。^①

 

人物之性，气质之性。这几箇字，自古圣贤上下数千年，呼唤得都一般…… 上面更有“一阴一阳，继之者善”，只一阴一阳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虽寻常昆虫之类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浊气间隔。人物之性，其赋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随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浊昏明之異。^②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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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以《易》道建立自己“理气”之说中，狂妄地说“自

古圣贤上下数千年，呼唤得都一般”，在贬斥《易》经“元未有许多道理”的同时，总忘不了对自己的说法作老王卖瓜式的自我吹嘘：“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

 

果真是如此么？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周易·繫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是在讲事物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观点，亦即对立统一规律。“太极”之所指，是为事物之一元。“两仪”是指构成事物对立统一体的阴阳两个方面，此两辞都讲的是“道理”，都是“形而上者”。而朱熹则将“太极”称之为“理”，将“阴阳”谓之以“气”，标新立異，以建其新说的“理气”架构。并说，凡事物都是“先有此理”，“后生是气”，“气”是“理”派生出来的。说“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形而下者，就是一定的物质。如此，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一辞，不再是“道理”，不再是指不同的事物性质，而成为有点“粗”，“有渣滓”的物质之指了。正是朱熹既未学懂《易》道，又要标新立異，其“理气”之说的理论架构从一开始，就造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混乱。同时，又颠倒了“理”（事物发展演变诸规律）与“物”之间的因果关係，这就是其学说从一开始就陷入主观唯心论之泥坑的根本性原因。

 

如果仔细地阅读了朱熹的学术论著，清楚地瞭解到，朱熹本来是知道在地球形成之前，宇宙中是存在着物质的。正是这些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物性，不同物质之性间，产生相互感应、吸引、排斥的运动，造成了大量物质的聚合、裂变的化学反应，由此而有各类星体的产生、衰变和灭亡。但就是由於朱熹先定下一个“理”在先，气（物）在后的框框，他在理论上就不能够自圆其说了。例如，朱熹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虽然，我们知道朱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说错。可是从理论上，不讲清物质在先，由物质运动表现出事物变化规律的认识在后，就违反了认识论，其理论也就只能是客观唯心论。因为，依照他“理”在先，“气”（物）在后的逻辑，不论阐述任何事理，就都是因果颠倒、荒唐可笑的说法。例如朱熹说：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①。

 

       朱熹再将此错误的理论运用到了人的贵、贱、寿、夭、善、恶原因之论上，便成为不折不扣的宿命论：

阴阳播而为五行，五行中各有阴阳。甲乙木，丙丁火，春属木，夏属火。年、月、日、时无有非五行之气。甲乙丙丁又属阴属阳，只是二五之气。人之生，适遇其气，有得清者，有得浊者，贵贱寿夭皆然。故有参差不齐如此。圣贤在上，则其气中和。不然，则其气偏行。故有得其气清，聪明而无福禄者。亦有得其气浊，有福禄而无知者。皆其气数使然”^②。

 

朱熹论及人性善恶，也说是天注定的。若依朱熹之说，则人可不必学习，不必劳动，也不必办教育、建医院， 因为善、恶、寿、夭皆有定数：该死的救不活；该高寿的死不了；该享福的，不劳动也自有锦衣玉食；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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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受罪的，纵使学得天大本事，再辛勤劳动创造财富，那也逃不脱吃糟糠的命运。这样的“理”岂不荒谬？可朱熹却自认为自己的“理气”之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不仅说《易》经“元未有许多道理在”，“自古圣贤上下数千年，呼唤得都一般”，与他同时的学者更是二五眼！朱熹这样说：

 

“某尝言，今教导之法，皆失真。无一箇人晓得，说道理底，尽说错了，说从别处去；做文章底，也只学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诗底，也不识好诗；以至说禅底，也不是它元来佛祖底禅；修养者，也非老庄之道。无有是者！”^①

 

好傢伙！看起来，唯有他朱熹一人才是代表了真理的圣贤，而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而绝后。——这里，需要做一个郑重的声明：生活在八百年前的朱熹，与我毫无私怨。此引朱熹自己之语以评论朱熹，目的只在於想说明一个理由：不能依朱熹之言为标准去评价《易》经，否定孔子、荀子等人的观点。不能因为朱熹强调“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我们也就认定《易》经是卜筮书。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举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虽然，研《易》不求甚解的朱熹，与老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韦编三绝的孔子，以及战国时期以善《易》著称的荀子，对《易》经的认识大相径庭：孔子对以《易》卜筮，斥之为舍本而逐末，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但是，由於朱熹是宋代有影响的学者，他强调《易》为卜筮书的话，对后世的易学研究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致使宋以来研究《易》经者，有的说图，有的说数，有的论卜筮，少数说义理者又以“五行”、“星占”、“災变”等各种杂说为论，虽宋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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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易》之著占了中国历史上研《易》论著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但却成果不著。此以清《四库全书》目录所载为例：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前，研究《易》经的著作总数为四百七十五部（附录八部除外）。其中，宋代以前的为十部，占总数的2·1%，宋代至清乾隆四十七年为四百六十五部（其中宋代六十三部，元代二十七部，明代一百七十八部，清代一百九十七部），占总数97%以上。在宋代以来的研《易》著作中，除了宋代的王应麟、魏了翁、丁易东，明代的来知德、刘宗周，清代的王夫之、范咸等一些名家未受朱熹谬说的影响外，朱熹之后的很多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朱熹的误导。如宋代的程迥，元代的陈致虚、李之纯，明代的徐体乾、陈际泰，清代的查慎行、童能灵、倪涛为代表的一大批人们，其所谓的《易》经研究著述，或专说卜筮，或主言“河图、洛书”，或专讲术数、卦变、纳甲、星占、災变、炼丹、修僊等，以吉凶祸福曲相附会，解释六十四卦，就是不言哲理；而更多的人们，则是专依朱熹的“理气”之说重新解释《易》经。宋宝祐进士董楷所撰的《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元代赵汸所撰的《周易文诠》四卷，明代郑敷教所编的《周易广义》四卷、方献夫编撰的《周易传义约说》十二卷，清代潘元懋所著《周易广义》六卷……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南宋以来的研《易》之风，大抵除了讲占卜，论术数、言“图书”，就是直以朱子“理气”之说去附会解说，真正有独到见解的极少。由此可见，不论古今，所谓学术名人，即或是治学不精，出言不谨，给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更不用说为着某种个人的“名气”而作饶舌曲说，其造成的危害就更大。因为一种错误说法的流行，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种学术研究风气，是事关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事关社会学术研究进步的重大问题。

 

        《易》经原本就不是占卜书，所以，荀子所说的“善为《易》者不占”，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