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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在“上海論壇2009”發言。
世界金融危機陰霾持續籠罩不散，香港和上海作為中國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二者應如何定位發展，如何看待兩地優勢與不足，如何推進兩地為國家經濟戰略發展服務？作為政界、商界的傑出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博士在最近復旦大學舉行的“上海論壇2009”年會期間接受了記者的訪問時作出了分析。
兩地應“優勢互補、錯位發展”
記者：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必不可少，如何看待人民幣國際化前景？您認為當前最大的有利條件是什麼？
蔡冠深：世界經濟當前處於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背景下，發展愈發顯得乏力，尤其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顯得更為堪憂，國際貨幣儲備體系應該朝向多元化方向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的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創造有利條件。再者，通過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綜合國力得到大幅提升，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發言越來越有分量；另外，中國的人民幣也在不斷進行貿易計算，進行多邊貨幣互換，人民幣在進出管制上更為寬和。與此同時，中國作為美國的重要債權國，現在已經僅次日本，為美國第二債權國，未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成長壯大，勢必為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創造更多有利機遇,長久將變為國際自由兌換否的貨幣之一。
記：如何看待香港與上海兩地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兩者有何發展瓶頸？
蔡：兩地在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上都有自己的獨到資源優勢，香港位於中國南部，依託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輻射，已成為該地的金融和航運提供更多支援性服務，但由於香港基於“一國兩制”下的背景，在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變化，與整個珠三角的合作愈發顯得重要，當前面臨資源有效配置與組合等發展方面上的協調；而上海處於中國沿海中部位置，是整個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龍頭，背後又有整個大陸腹地經濟的輻射，顯然在航運方面愈發更優越於香港，況且，大陸有很多企業在源源不斷為其航運服務功能創造有利機遇，預計未來上海在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或許要超過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上海是唯一以人民幣為本幣的金融市場，市場並有超過5萬億的數額存款，為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提供充足的人民幣流動基礎，但金融市場管制相對比較嚴，資金還不能完全大規模地自由出入，且人民幣還未真正實現國際化自由流通和完全自由兌換，還不是國際上的自由流動兌換貨幣，顯然離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還有一段距離；而香港，雖然在資本開放度上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但因為本地人民幣存款僅有500多億人民幣，距離以人民幣為本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尚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人民幣流動缺少，但香港能與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城市實現人民幣自由流通後，加上珠三角城市的人民幣存款4-5萬億的總額，才能成為以人民幣為本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不過，香港與珠三角城市的合作，至今還未實現“一體化”，粵港資源的整合變得更為重要，雖然民間對此交往一度相當活躍，但政府層面的交流還有很多的工作來做，廣東省具有國務院賦予的“先行先試”特色，也就是說廣東可以在與金融香港合作方面進行先行探索，一旦時機成熟，將變為現實。另外，隨著CEPA協議簽署內容不斷寬泛，以後兩地的金融合作將有更多的空間，希望粵港兩地政府層面為此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而多多交流。
記：所謂“金融中心”應該有一個，而現在中國卻有上海和香港兩個金融中心，兩個中心的未來發展定位應該是？
蔡：儘管香港和上海都是金融中心，但是彼此發展背景各有不同。香港，是回歸後，一直秉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不斷實現發展的，是基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際金融中心，在改革開放後，一直不斷為大陸企業來香港上市融資提供支持性服務；而上海，則是大陸經濟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沿陣地，一直扮演著“試驗田”的角色，同樣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上海金融機構日益具有全面代表性，為新時期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創造必要硬件基礎，但是基於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國經濟如此之大，在金融建設途中，可以有兩個“金融中心”，就像一架飛機上的兩個引擎，一起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而作出彼此的貢獻。不過，考慮到資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兩地可以利用彼此發展的優勢來相互取長補短，不妨採取“相互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的戰略定位，以免造成間彼此不必要的競爭和資源上的浪費。不過，兩地都應發展成為以人民幣為本幣的國際金融中心。或許有人會擔心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上的地位，我們相信香港是不怕競爭的，香港從很早以前的漁港而變為現代的大都市，完全是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的。
背靠內地香港發展會更有信心
記：比較十年前的東亞金融危機，本次金融危機對香港各行業影響的具體程度如何？對內地有何期望？
蔡：比起十年前的東亞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在香港可稱得上“金融海嘯”， 對香港造成一定影響，但由於十年前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本次危機對香港的影響，沒有歐美市場那麼嚴峻。在香港，受世界金融危機拖累，先是影響金融市場，其後工廠生產減少，到影響物流貨運企業運營，再影響房地產行情走勢，諸如此類形成連鎖反應，就這樣對香港的工廠加工製造業、貨運物流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影響相對比較明顯，但整體來說，並不很大，尤其是金融機構的影響上，都大大好於歐美國家的金融機構處境。另外，由於受金融機構資金趨緊影響，香港的一些中小企業同樣面臨資金需求的緊張遭遇，儘管香港特區政府為此作了擔保，但香港的中小企業依然面臨資金難求上的處境，在此可希望內地大型國有股份制銀行為香港提供更多資金上的支援，以便為香港更多企業解決更多燃眉之急，也能為內地金融機構走向海外和實現國際化戰略做好準備條件，這是個一舉多得、多方共贏的事情。
記：據說新的CEPA協定（六）即將簽訂，對此能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哪些更多有利？對有利之處，您現在最看重的是？
蔡：在內地與香港間的CEPA協定，每簽訂一次，都為香港帶來諸多發展機遇，香港企業進入內地市場享受的具體稅收優惠，大致也可算出來，都有相當可觀的數額。另外，隨著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由此帶來更多零售消費、旅遊、住宿餐飲等相關行業的旺盛。對此，我更看重於給香港經濟發展注入的信心支持，“信心比黃金重要”，這句話對現處金融危機的香港顯得更為重要，這點恰是我最看好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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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簡介：
1957生於澳門，祖籍廣東中山，現任香港新華集團主席，新華科技集團主席，新華傳媒集團主席及匯富金融集團主席。平時熱心社會及國際事務，主要公職有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工商聯合會常委、中國科學院院長經濟顧問、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香港特區政府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委員、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貿易諮詢委員會主席、中國香港以色列民間科技合作及促進中心主席、剛果民主共和國駐港名譽領事、港越商會會長、香港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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