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一个企业，最容易遭到危机的时候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相反，危机往往都是在其获得巨大的成功的时候。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怕就是这种状况罢。

在困难时期，生存及发展的条件虽恶劣，但大部分的领导者都能集中力量共同奋斗，领导者在决策方面弹性也颇大，因而对危机的适应性也较强。在这段期间，只要有改变的方面，员工的精神也往往都表现的很积极，而且创造力亦都不错，即使在困难及挫折的重重包围下，这个勇敢直前的民族，却有着颇让人吃惊的适应力和应变的能力。为了突破那些问题以争取生存空间，通常都能累积更多的实力。因此，等到他们能克服这些恶劣环境后，实力经常会有大幅度的展现，竞争力也大超竞争对手，进而造成空前的成功。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企业往往也就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危机。20年前的IBM是如此，今天的通用汽车亦是如此。

这里不得不谈到所谓的企业文化，这些由历代最优秀的人们以实际行动所建立的企业文化，对企业从克服困难时期到迈向大成功，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但这些文化运用不当，也会因而成为企业的致命累赘。

在1920年代末，通用之所以战胜福特，原因不在通用之智，而在福特之愚，而在于福特固执的认为他的T型车是世界上最好最优秀的，在于他已经被他的成功所限制。

不幸的事情是，今天通用也犯了当初福特的错误，他们曾依靠大排量的汽车而称雄世界，而今天他们也终于倒在了大排量汽车上。

史考利在其自传《苹果战争》一书里有一段很是精彩的论述，他说：“一个成功的文化，经常会使得其成员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依此习惯办事会更舒服更自在些，而在不自觉中反受到其限制，成为了封闭型的思考，僵化了成长最重要的环境适应力。”

他的这段话颇得大历史学家汤因比认识的精髓，汤爷在他的那本伟大的《历史研究》一书里这样写道：“至于创造的少数派为什么会丧失创造力呢？是因为堕落，精神上的堕落，人类在获得伟大的成功后，都会趋向于这种可怕的堕落，这种堕落不是所谓的宿命，而是由于成功使我们趋向于怠惰、自满和浮夸~~~~~~~~”福特固执的认为他的T型车是最好的，而通用固执的认为大排量汽车才是世界的主流，这通不过只是他们已经在成功中自我满足自我堕落的象征罢了。固执的认为T型车和大排量是最好的，显然不是原因，只是在大成功中自我堕落的结果。

成功的经验总会令人怀念，特别是一个在艰苦奋斗中获得空前成功的文化，经常充满着过多的神话、故事、传统。由于有着成功的实绩，这些文化逐渐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群体中的人，便被视为叛徒。

这一点在通用得到了彻底的证实，在大成功后的通用，服从就是一切，叛逆招人讨厌。通用前高管约翰·Z·德洛伦是一个喜欢蓄上络腮胡，穿着高领毛衣，喜欢身边有一大群俗艳的美女相伴的花花公子。在通用时，他因负责开发庞蒂亚克G T O这种激情战车而出名。他喜欢挑战通用规则，从中得到少年式的愉悦，结果1972年被赶出公司。当然，通用的首席执行官并非不知道自己的毛病，他们也曾经做过很多尝试，其中最激进的是罗杰·史密斯。他使用各种方法想使公司现代化，但其重组让公司深受其害，结果是继任者们再也不愿采取类似行动。因此即使颇具创新力的领导人也很少敢直接向这些可能已不合适宜的文化挑战。这些成功的企业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

史考利在其《苹果战争》里告诉我们：“一个超级成功的组织，在他的文化中，传承中更需要更新，因为只有这样，组织成员才能够真正体认，今天所作的是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过去的反映”。企业如此，或许民族亦然。

在30年大成功的中国，怠惰、自满和浮夸这种危机是不是正在慢渐的在形成呢？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批判任何政府和个人，我们所预备说的只是：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在A时点上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不见得适合于B时点，因为二者间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样。越是成功的民族越容易陷入这种不自知的危机中，太多的神话、传统会使应有的适应力衰退，太多的必然及应该也使得我们无法发挥创新性的想象力。在50、60年代大成功后的日本亦是如此，终于到了90年代，整个日本终于陷入无所作为的深渊。

任何伟大的传统，在它成为神圣的教条后，经常会变成一个企业和国家的最可怕的敌人，当这些曾是极为优异的文化，阻碍了企业和国家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时，这些文化便可能很快地成为企业和国家发展地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