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是不计划与计划的统一，说不计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一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计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计划去。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的计划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是“看不见”的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怎么定
任何一个概念，如果不是通过“我”对成本与效益的算计而定义，毫无疑问，虚！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人不得不说，西方经济学根本就不懂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题记
按：
但是不是就能真正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呢？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提出加强监管是因为看透了市场的本质。倒是历史充分表明，市场经济的进程就是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危机爆发了，社会主义监管得到加强；危机过去了，资本主义自由又卷土重来，然后再到另一个危机。
市场经济之所以跳不出政府与市场轮番而上的怪圈，用大家通常提到的说法来讲，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定监管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前不久央视《对话：五问“金融大鳄”索罗斯》中，嘉宾索罗斯和张维迎就泡沫的争论即反映这一点——于是就一会儿“左”，社会主义监管棒；一会儿“右”，资本主义自由好！
为什么不能确定监管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呢？很简单，因为我们原本就不真正懂得市场！尽管西方经济学琢磨了近250年——从亚当·斯密《国富论》算起，但对市场仍然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津津乐道于“看不见的手”。由于对偶像的崇拜和对教科书的迷信，我们竟然从来就没有想过，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只是神秘主义！把社会的命运交托到一只神秘的手，岂有不陷危机之理？目睹尘世的喧嚣，眼看学界的浮躁，某种悲悯之感情不自禁又涌上心头，再呐喊一声：
“可爱的学者们，省省吧！”
本文根据《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自由主义元论证，对通常所说的市场机制作出澄清，明确论述市场与计划的边界取决于主体“我”的算计能力！政府加强监管应该是根据自己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对规则的创造能力，为自由竞争划出适当的边界。
原文写作于2007年11月，曾刊发于《中国财富》杂志2008年第2期。著名经济学
“真正把问题说清了”！
目 录
1.亚当·斯密的糊涂账
2.谁不计划
3.“计划不如变化”
4.变化打不倒计划
5.谁来计划
6.市场为计划选主
7.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8.警惕市场迷信
亚当·斯密的糊涂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一个字眼从闻所未闻，到渐为人知，以至于妇孺皆知，这就是“市场”。过去几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差不多是“市场经济，一抓就灵”。无论是学人论文中，还是政府文件中，还是官员讲话中，乃至在最高领导层的讲话中，都能很轻易找到“市场”，而且多提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可市场是怎么样配置资源的呢？或者说，所谓“市场机制”是怎么回事呢？又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似乎没有谁能够自信作答。就是在经济学界，真正寻思过的人恐怕也不多。即便是寻思过的人，考来究去，最后也可能是把问题推给亚当·斯密——此公被认定为“鼓吹”市场的开山祖师。
不幸的是，斯密也一笔糊涂账，并没有真正把市场机制摆明白，而是“巧妙”借用了一个道具——“看不见的手”。在大名鼎鼎的《国富论》中，斯密表示：一个盘算一己之利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达到一个与他的盘算不相干且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目的。
显而易见，“看不见的手”无济于事，恰恰相反，它严正表明斯密的“走投无路”，没法子把市场的机制说清道明，于是把问题推到无何有之乡，扔到神秘主义。经济学人津津乐道看不见的手，殊不知，看不见的手乃神秘主义的同义词，原则上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不二。
谁不计划
那市场究竟是一种什么机制呢？我们不妨先从市场的对立面也就是计划谈起，所谓计划，简单说，就是预先规划，其重点应该是预先。计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没有计划，不堪设想。《中庸》说得好：“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每个人都在计划，没有大计划，也有小计划。最简单的，一天的时间就必须计划，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早餐，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什么节目，什么时候睡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计划，完全不做计划的人可能没有。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组织更是如此。家庭有家庭的计划，企业有企业的计划，团体有团体的计划，政党有政党的计划，国家有国家的计划，比如中国眼下就行进在“十一五”规划中。一个人不能够“脚踩西瓜皮”，一个组织更不能够“滑到哪里算哪里”。
计划——明明白白的大好事，任何人恐怕都无法否认这一点。可长期以来，计划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尽管二十世纪，在反殖民运动的大势下，计划体制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强力崛起，但不幸的是，终究难逃一劫。苏东事变，特别是前苏敢解体，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这是为什么呢？
“计划不如变化”
原因之一可能是“计划不如变化”。任何人应该都有过计划不如变化的经验，你计划九点之前到公司，但出乎意料的是，中途车子抛锚了，结果十点半还没到。或许你可以把自己的车子提前检收好，保证万无一失，但别人的车子路中抛锚了，结果十一点还到不了公司。你可以做到把自己的情况百分百考虑好，但能做到把别人的情况百分百考虑好吗？就算你三头六臂，千里眼，顺风耳，外加七十二变，可能也做不到信息完全充分，计划因此难免纰漏。
西方经济学主流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就可以简要地归结为计划不如变化，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国富论》写道：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的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也不过了。”
这一点后来被哈耶克所重申并明确化，核心要点就是：熙熙攘攘，你来我往，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计划的不可能。
哈耶克对计划体制的否证确实十分有力，但包括哈耶克本人在内的一部分学人把这一点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并提炼出所谓“有限理性”，有点上纲上线，实在莫名其妙：一点真疑不间断，打破沙锅问到底，理性怎么有限呢？一个人不可能掌握到完全的信息，并非理性有限，而是时间和精力有限。
变化打不倒计划
但计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计划的全盘否定，就像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然要作规划和安排，不打无准备之仗。尽管信息永远也是不完全的，但仍然要更充分地掌握地信息，以便计划，而绝不是以此否定计划。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我们才需要计划。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以计划不如变化而全盘否定计划，也不足以倒向作为计划对立面的市场。道理很简单，既然连计划都不成，为什么不计划还成呢？这完全违背人的常识嘛，难道真有“看不见的手”，苍天在上，我们听天由命就成？无论中外，历来都有一部分人士反对市场而迷恋计划，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相信计划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因为逻辑上没办法接受听天由命——不计划优于计划太偏离常识！
有人可能要说，管它上苍不上苍，事实胜于雄辩，古今中外的无数经验表明：不计划就是比计划好！可反方也能够就事论事，古今中外的无数经验表明：计划就是比计划好！最典型的经验就是来自战场，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条战场黄金法则不正表明凡事都要计划？
总而言之，计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根本不足以置计划于死地，它充其量只是打倒计划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计划？所谓计划，必须有一个主，由这个主来作出规划和安排，人人都作规划，人人都作安排，就无所谓计划了——可谁来作主呢？
谁来计划
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智慧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有主见，可谁最有智慧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呢？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了解全局，可谁最了解全局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呢？不管提出什么样的人选，都存在类似的疑问：别人怎么知道他如此这般？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韩愈的这句话千古流传。
——市场来了！谁是真伯乐？更广义讲，谁来计划？就正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有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也有李四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事实胜于雄辩，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计划。这就是市场的选择，市场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通过优胜劣汰或者说试错而对人作出选择。
市场为计划选主
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它选出那个最适合作计划的人，如此而已。如果说配置资源，市场首先是配置人这一种资源，然后通过对人这一种资源的配置而配置其他的资源，其他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所选出的人的计划完成的。
就是说，市场机制实质上是不计划与计划的统一，说不计划，是市场并不预先规划或安排某一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计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计划去。显而易见，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的计划完全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的确是“看不见”的。神秘主义被清除了，这里面丝毫也不神秘。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机制付托于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确可说是西方智慧的奇耻大辱。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计划与不计划的统一，已经由一个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同时也是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计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有学人可能要眨起眼睛来：科斯先生明明白白是论证了“企业的性质”，以计划还是市场论，他正是发现了计划，企业的性质属计划，这是他本人也不否认的，而且是他本人反复强调的，白纸黑字，科斯写道：“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小的统制经济，其内部资源配置的方式在本质上与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看到的相类似。”
——不错的，科斯确实只认为自己是发现了“企业的性质”——计划，而不是发现了市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往深里一想，或者更准确说，科斯其实也不是发现了计划，而是发现了那一些作计划的主子们。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此话怎讲？让我们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也就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这么个东东呢？
众所周知，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个例子来讲，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也是有成本的，它需要时间和精力，甚至还需要磨嘴皮的耐性和功夫，总体一算，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要是市场上有原装机，多美啊——“我”何不专门为市场提供原装机呢？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一个正确答案，但如果看不到背后的人，正可谓与真理失之交臂。交易费用是谁计算出来的？正是背后的“我”！科斯实质上是发现了“我”——作计划的主子，俗称“企业家”。科斯之所以看到了交易费用，而没有抓住背后的“我”，原因可能在于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论物不论人，没有真正地从“我”、从人性自利出发来观察和思考。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这一些作计划的主子的算计——实质就是计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这一些作计划的主子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像没有“我”对交易费用的算计，就不会有“我”操办电脑原装企业，也就不会有广大顾客购买电脑的方便实惠。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曾写道：“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科斯的确架起了桥梁。但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也服从于“企业家”——作计划的主子——的算计。
警惕市场迷信
走笔至此，想起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对富人要不要保护的争吵。原则上，应该说这不是个问题，无论穷人富人，都需要正当的保护，都不能非法侵害。非法致富的富人，肯定不能保护，这一点毫无疑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合法致富的富人，可能主要是企业家，无疑更需要爱惜，这一点也毫无疑义。要么不搞市场经济，如果搞市场经济，企业家的作用就无法否认，因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企业家们的精明算计实现的。
不过有一个倾向也值得高度警惕，这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市场机制认识不清，市场被当作一种超人的东西，无条件套用。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自由市场理解为自由放任，无限开放系统，一切的不自由或限定都被当作计划而予以清零。
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通过人完成的，市场只是一种选人机制，最终必须落实于人。人的算计当然有限，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人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系统无限开放，结果只有一种：投机盛行，甚至“劣币驱逐良币”！
市场是一种什么机制呢？一言以蔽之，市场不是计划的对立面，二者圆融统一：计划就是计划，市场呢？为计划服务，为计划选人，解决谁来计划的问题。市场机制最终必须落实于人，人的因素第一，我们必须紧紧地扣住这一点来认识、倡导和运用市场。
关于自由主义的元论证，请参见“注目礼”思想体系
[市场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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