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核心是支撑其成立的道德体系，法制与机制仅仅是其中一个层面，如果一旦道德到达社会容许的界限就会引起社会力量的反弹以达到对经济发展型态转换的促进。确立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是维持其经济有效、合理增长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先前的一段时期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把从民间、地方启动的成功改革方案向全国推广。这里的问题是民间、地方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改革尝试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当时的道德体系允许这样，或者也可以讲当时权力运作并没有很强的等级差别，仅仅在意识形态上有所禁锢；就是当时的群众在那种道德体系下，有比较充分的思考张力，有比较成分的社会活动空间和活动力量。当然，当时的“白猫黑猫论”那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也正为改革带来阻力，“官倒”现象就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事例。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经验后，中央逐步占据改革的中心，自上而下的确定改革方案，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这样做好不好？我们注意到很多改革初衷让人感觉是好的，但是这种改革方式本身造成地方极力向上负责，对上交差的情况，很多情况下，顾不得地方实际，顾不得群众的切身利益。权力运作的不透明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加速了原有让社会资源良好运作、发挥效力的道德体系的解体。市场经济强调的就是公平，“一大二公”，如果人们不分公私，将占据的任何资源都作为商品投入到市场，本身就破坏了市场得以存在的道德体系。

    世界经济危机，外部环境恶化，出口受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瓶颈，转型与否以及如何转型成为当前讨论的热门问题。中央政府动用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一时之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重点是促进就业问题的及时、良好解决。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所赖以支撑的道德体系是否可以保障本经济刺激方案的有效实施呢？这主要观察三个方面，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响应热度，另一个就是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再就是人们就业观念怎样体现。

    地方政府的响应热度，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之处。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乎中国经济转型与否以及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这是中国历来兴衰成败的主要因素也是道德体系的最直接反映。汉武帝逐步削藩和将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极有效的管制地方促进了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唐朝后期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强起，直接威胁中央政府的职权，也是导致唐朝灭亡的主要因素。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央政权强势是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如何顺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历来封建制度的君臣道德关系是维系这种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础也是影响政权存在与否的基础；现代宪政体系保障地方的充分自治权利以及与中央的民主协商机制，通过中央政权协调地方发展，在这一基础上如何触动地方参与经济刺激方案按照中央精神来落实成为考验现行道德体系的试金石。根据有关数据，显然地方还是跟不上中央的期待，显示出需要调整的机制和道德的问题很多。

    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是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晴雨表。企业发展顺畅就表明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充分；反之则表明经济发展出现问题。确定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即民间经商环境是确保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顺利实施的指标，也是检验经济发展所依赖的道德问题是否正确的指标。最近有关调查显示，大多企业并未从中受益，即使是那些获得经济刺激方案的直接影响的企业，市场是统一的，企业的发展都是彼此互相影响和依存的，任何一方存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体的环境。民营企业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的处境最为不利，外部环境恶化，经营困难，融资困难，但鲜见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可以影响到这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垄断企业也并未因此受到中央政策的鼓动有所深刻的变化。整个经济体系得以继续存在所依赖的道德体系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调整这种道德体系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发端性行动。

    人们就业观念生动体现群众对国家现行经济体制所依赖的道德体系的感知。三十年来社会上最为响亮的职业几经变迁，从1978年的工人、1988年的科学家、1998年的大款到2008年的高干，一路走来都是社会道德变化的直接体现。伴随着时代变迁的脚步，群众力量越发得不到应有的合理、良好的展现空间和活动强度，要扭转道德畸形是很难的，而且在良智得不到伸展的情况下，依附社会上层形成的道德就会成为主流，这将形成对经济的直接冲击和影响，对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而且对所谓的科技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构想都不能形成有效的推动力。因此，所谓的支撑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是最值得思考，对经济和社会最有建设性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