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宗岱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一个。做为诗人，他的早慧，跟拜伦、普希金一样，1919年，年仅16岁便被文艺界誉为“南国诗人”；18岁接到文坛权威郑振铎、茅盾的来信，邀请他加入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在广州的第一个会员；二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在欧洲游学；三十年代更凭着才华横溢的诗论家和诗人的耀眼光芒被当时的学界和诗坛所注目；解放前夕，蒋介石曾四次派人邀见，均被他谢绝；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有名的中草药医师为止。这段岁月，按当代青年学者陆键东的话说，“梁宗岱已将一个诗人所应有的传奇人生演绎到了极致。”而我认为，在梁宗岱的一生中，最精彩的还应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诗人在法国留学期间的那段挥洒人生、才惊巴黎的时日以及与当时诗坛巨擘保尔•瓦莱里所结下的深厚友谊。
1926年的一个春日，时在巴黎大学留学的梁宗岱经一位美国同学的引荐，结识了瓦莱里。第一次会面时，一个23岁，一个55岁，但彼此却都被对方的学识和风度所折服，从此，也就开始了他们珍贵的忘年友情。在2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瓦莱里的名字真可谓是炙手可热、如日中天：1921年被《知识》杂志评选为当代最杰出的诗人；1924年当选为法国笔会主席；1925年又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能得到他的赏识当世文坛屈指数来也寥寥无几，那么，青年梁宗岱是凭着什么魔力来打动大师的心灵呢？
瓦莱里是十九世纪著名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真传弟子。象征派以表现纯粹的理念性世界为其主要特征，认为诗人应该是现实世界的洞察者、隐密世界的翻译者，可以说这是在传统理性价值大厦的倾覆后在文学上的表现，其基调倾向于消极和苦闷，但灵性飞动、情绪饱满，语言达到高度的精致，在世界诗歌史上，这是仅次于浪漫主义的重大文学思潮，出现了许多诸如里尔克、叶芝等伟大诗人，在世界领域产生极大影响。高尔基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以象征派诗人锤炼出的语言为基础，我们简直无所作为。”到了瓦莱里的时代，象征主义已走向衰落，表现在诗歌中的悲观色彩更加浓郁，而哲理思辨和神秘主义倾向也越发增强。在这时候，瓦莱里作为有着深厚西方学养的诗人，对少年梁宗岱身上表现出的东方气质一下子契合是不足为怪的。其实，这与歌德喜欢中国文化、黑塞欣赏印度哲学一样，在思想文化的断层面上，诗人往往是最敏锐的追索者。当时，梁宗岱翻译的我国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令瓦莱里啧啧称奇，再加上梁宗岱自身对诗歌的生命感情和对法语知识的娴熟运用，更获得了大师的垂青。
瓦莱里后来回忆道：“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是梁宗岱先生。那天一早，他来到我家，年青而且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法国话，而且比我们通常想象得还要简炼。”当他们谈到诗歌时，瓦莱里深为梁宗岱身上爆发出的悟性所震惊，“他甚至流露出一种狂喜……那些英文诗和法文诗，我觉得都很精彩，前者我还不敢发言，因为我不太自信，至于那些法文诗，他们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连瓦莱里都为之叹服，也就难怪那些法国青年读梁宗岱的法语诗时还误以为法国文坛上又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呢！
而瓦莱里给青年梁宗岱的印象更为深刻，那一刹间的感受，跟当年圣保罗被雷电击倒甚是相似。梁宗岱说：“忽然在一道悠长的闪电中站住了。举目四顾，认定旅程的方向，这便是我和你的相遇……瓦莱里为人极温厚纯朴、和蔼可亲，谈话亦谆谆有度，娓娓动听。”
一老一少，两个天才性的诗人，在这风云际会的一瞬，他们的内心都在发生着变化。两人由诗歌开始一直谈到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十分投机。以后的交往更是频繁，瓦莱里经常将早期象征派大师兰波、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介绍给梁宗岱，甚至毫无保留地向梁宗岱畅谈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他对梁宗岱说：“上帝给我们一句好诗是容易的，但是要靠我们自己写出第二句。为了让他成为一句天才的好诗，需要动用我们一切的经验和智力。”这与瓦莱里在诗篇《水仙辞》中的一句诗有同样的意义：“人间的一切可能都在无穷的等等中产生。”后来，梁宗岱将这首300多行的长诗译成中文，刊登在《小说月报》上，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还出版过《水仙辞》的单行本；为了让国内读者对瓦莱里及象征主义诗歌有更深入的了解，梁宗岱还特意写了一篇长文《保罗•梵乐希先生》(注：瓦莱里旧译为梵乐希)，对当时国内已形成的象征主义诗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瓦莱里的影响下，梁宗岱还特意到英、德、意大利等国的一些著名学府去潜心进修，以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梁宗岱才带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但两人的友谊如此之深，以至于在战火纷飞的祖国大地上到处奔走时，梁宗岱仍然与远在巴黎的瓦莱里保持书信往来。1945年7月，保尔•瓦莱里溘然长逝，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梁宗岱在国内闻知消息后，极为悲痛，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来哀悼死去的大师。而瓦莱里留给他的十余封书信原件，他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文革中才被无知的红卫兵毁于一旦，唯剩两封书信的影印件。
春来秋往，许多年过去了，做为诗人的梁宗岱已被人们淡忘，曾经横空出世的少年才子如今亦已垂垂老矣。那是1979年，梁宗岱从他的弟子黄建华的口中知晓法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团长弗朗索瓦•瓦莱尔正是当年的保尔•瓦莱里的儿子，不禁喜出望外，赶忙把那两封书信的影印件带往巴黎，小瓦莱里见到了父亲昔日的手迹也非常激动，立即复信给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团团长钱李仁先生：
“我特别想向您说的是，我怀着多么大的兴趣并多么激动地接读家父从前写给梁先生的信……如果能够的话，请转达我对梁先生的感情之情。”
当弟子黄建华回国向他转达了小瓦莱里的致谢和问候时，梁宗岱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想，此时的他一定会忆起留学巴黎时的美好时光，忆起大师的音容笑貌，而这一切，如今已恍同隔世。
(大概写于1997年)
1926年的一个春日，时在巴黎大学留学的梁宗岱经一位美国同学的引荐，结识了瓦莱里。第一次会面时，一个23岁，一个55岁，但彼此却都被对方的学识和风度所折服，从此，也就开始了他们珍贵的忘年友情。在2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瓦莱里的名字真可谓是炙手可热、如日中天：1921年被《知识》杂志评选为当代最杰出的诗人；1924年当选为法国笔会主席；1925年又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能得到他的赏识当世文坛屈指数来也寥寥无几，那么，青年梁宗岱是凭着什么魔力来打动大师的心灵呢？
瓦莱里是十九世纪著名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真传弟子。象征派以表现纯粹的理念性世界为其主要特征，认为诗人应该是现实世界的洞察者、隐密世界的翻译者，可以说这是在传统理性价值大厦的倾覆后在文学上的表现，其基调倾向于消极和苦闷，但灵性飞动、情绪饱满，语言达到高度的精致，在世界诗歌史上，这是仅次于浪漫主义的重大文学思潮，出现了许多诸如里尔克、叶芝等伟大诗人，在世界领域产生极大影响。高尔基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以象征派诗人锤炼出的语言为基础，我们简直无所作为。”到了瓦莱里的时代，象征主义已走向衰落，表现在诗歌中的悲观色彩更加浓郁，而哲理思辨和神秘主义倾向也越发增强。在这时候，瓦莱里作为有着深厚西方学养的诗人，对少年梁宗岱身上表现出的东方气质一下子契合是不足为怪的。其实，这与歌德喜欢中国文化、黑塞欣赏印度哲学一样，在思想文化的断层面上，诗人往往是最敏锐的追索者。当时，梁宗岱翻译的我国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令瓦莱里啧啧称奇，再加上梁宗岱自身对诗歌的生命感情和对法语知识的娴熟运用，更获得了大师的垂青。
瓦莱里后来回忆道：“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是梁宗岱先生。那天一早，他来到我家，年青而且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法国话，而且比我们通常想象得还要简炼。”当他们谈到诗歌时，瓦莱里深为梁宗岱身上爆发出的悟性所震惊，“他甚至流露出一种狂喜……那些英文诗和法文诗，我觉得都很精彩，前者我还不敢发言，因为我不太自信，至于那些法文诗，他们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连瓦莱里都为之叹服，也就难怪那些法国青年读梁宗岱的法语诗时还误以为法国文坛上又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呢！
而瓦莱里给青年梁宗岱的印象更为深刻，那一刹间的感受，跟当年圣保罗被雷电击倒甚是相似。梁宗岱说：“忽然在一道悠长的闪电中站住了。举目四顾，认定旅程的方向，这便是我和你的相遇……瓦莱里为人极温厚纯朴、和蔼可亲，谈话亦谆谆有度，娓娓动听。”
一老一少，两个天才性的诗人，在这风云际会的一瞬，他们的内心都在发生着变化。两人由诗歌开始一直谈到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十分投机。以后的交往更是频繁，瓦莱里经常将早期象征派大师兰波、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介绍给梁宗岱，甚至毫无保留地向梁宗岱畅谈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他对梁宗岱说：“上帝给我们一句好诗是容易的，但是要靠我们自己写出第二句。为了让他成为一句天才的好诗，需要动用我们一切的经验和智力。”这与瓦莱里在诗篇《水仙辞》中的一句诗有同样的意义：“人间的一切可能都在无穷的等等中产生。”后来，梁宗岱将这首300多行的长诗译成中文，刊登在《小说月报》上，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还出版过《水仙辞》的单行本；为了让国内读者对瓦莱里及象征主义诗歌有更深入的了解，梁宗岱还特意写了一篇长文《保罗•梵乐希先生》(注：瓦莱里旧译为梵乐希)，对当时国内已形成的象征主义诗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瓦莱里的影响下，梁宗岱还特意到英、德、意大利等国的一些著名学府去潜心进修，以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梁宗岱才带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但两人的友谊如此之深，以至于在战火纷飞的祖国大地上到处奔走时，梁宗岱仍然与远在巴黎的瓦莱里保持书信往来。1945年7月，保尔•瓦莱里溘然长逝，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梁宗岱在国内闻知消息后，极为悲痛，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来哀悼死去的大师。而瓦莱里留给他的十余封书信原件，他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文革中才被无知的红卫兵毁于一旦，唯剩两封书信的影印件。
春来秋往，许多年过去了，做为诗人的梁宗岱已被人们淡忘，曾经横空出世的少年才子如今亦已垂垂老矣。那是1979年，梁宗岱从他的弟子黄建华的口中知晓法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团长弗朗索瓦•瓦莱尔正是当年的保尔•瓦莱里的儿子，不禁喜出望外，赶忙把那两封书信的影印件带往巴黎，小瓦莱里见到了父亲昔日的手迹也非常激动，立即复信给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团团长钱李仁先生：
“我特别想向您说的是，我怀着多么大的兴趣并多么激动地接读家父从前写给梁先生的信……如果能够的话，请转达我对梁先生的感情之情。”
当弟子黄建华回国向他转达了小瓦莱里的致谢和问候时，梁宗岱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想，此时的他一定会忆起留学巴黎时的美好时光，忆起大师的音容笑貌，而这一切，如今已恍同隔世。
(大概写于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