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报道说，除了广东、江苏、重庆等省份之外，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别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10％。虽然在全国范围内，高考人数的下降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持平或微升的可能也并非没有。但是，这么多省份出现的下降趋势，也许意味着1977年恢复名誉高考以来大学升学竞争的一个“拐点”。

这是市场对高等教育进行的必要调整。在我看来，高考人数从长期看将呈现下降趋势，其理由大致有三点。第一，计划经济时代，上大学意味着换身份。大学生的身份是“干部”，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了。农村户口进了大学自动成为城市户口，是城乡流动的重要孔道。如今进入市场经济。这种身份功能虽然还有遗存，但显然不象过去那么重要了。第二，在市场经济中，大学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为应付未来的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素质。而最近十年大学连续扩招，粗制滥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大学也就失去的信誉。我几年前曾经指出，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高技能的蓝领。大学则主要是为白领经济培养人才。一个蓝领经济不发展社区学院、技工学校，而大建大学，和市场需求不符合。第三，中国的人口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适龄青年少了。几年前高校大跃进时我就警告：现在建的大学城，没有考虑老龄化的问题。再过二十年，我们大概找不到足够的年轻人来填满校园。

以上三大市场力量是很难抗拒的。越早根据这些力量进行调整，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就越小。令我惊异的不是高考人数的“拐点”的出现，而是出现得如此之晚。我实在搞不明白：教育费用那么昂贵，教育产品那么滞销（去年五百六十万大学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仍然在找工作时，今年又有六百一十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家长不惜血本地送孩子进大学！

然而，不管怎么说，市场调整终于开始了。我们应该顺应这样的调整。遗憾的是，有关部门的一些作法，似乎阻碍或延迟这样的调整。比如，最近国有企业开始扩招大学生。有人说这体现了国企的责任感，在我看来，这更象是以国企扩招来把高校扩招正当化。支持国企扩招的童大焕先生提供了下列数据：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但垄断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却在十年里迅速扩大。 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与2002年相比，全国国有企业户数虽然减少了4.36万户，但营业收 入、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分别年均增长18.7%、36%和20.4%。2008年，全国所有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843.5亿元，仅140多家中央企业实 现利润6652.9亿元。其中70%以上利润是由十家左右的垄断企业创造的。可见，国企有着巨大的容纳员工空间。” （参见《扩招高校生是央企的社会责任》，5月29日《新京报》） 

国企利润如果过高（我相信也是过高的），恐怕还是其市场垄断所导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要打破市场垄断。但是，企业人数不断减少、利润不断增高，这在技术更新、产业升级的时代则是正常的。我曾经就此有过这样一番论述：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那么在资源配置合理的情况下，经济就会增长。如果这种增长的速度比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并高不了太多，便属于简单的扩张，是量变而非质变。与此相对，如果劳动力投入大为减少，经济还不断增长，甚至增长速度比资金投入的增长率还快，那么这就是经济革命了。当今的美国就是一例。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进入坟墓：企业外包、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从1950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在所有工作中所占的比例，从30%降到了不到10%。但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翻了7倍！美国正用越来越少的工人，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

国企人数下降、利润和产值急剧上升，这究竟是因为垄断权力扩大所致，还是因为技术和管理的更新所致，在没有研究结果出来以前，我们不便评说。不过，在技术和管理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中，这种产值、利润随着雇佣人数的下降而上升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中国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劳动力供应将在未来十年内开始急剧减少，所有企业都必须寻求以更少的人创造更大的产值和利润的途径。

如果国企能用更少的人力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么出于“社会责任”而扩招自己并不需要的大学生则会妨碍产业升级、技术更新、和管理的优化。一旦国企承担了这种“社会责任”，日后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向政府和社会要求自己的垄断权力。同时，这种国企扩招，通过人为地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扭曲了市场信息，创造了一种对大学生的需求假相，许多家长因此可能继续把一生的积蓄白白地烧在子女的大学教育上，把维持不下去的大学泡沫在多维持一些时日。大学也会在这些信号的导引下推迟转型。这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大学都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