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信与基督教的增长

耶稣遇难后，其门徒在小亚细亚一带传播其宗教，随后逐渐渗透到罗马。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犹太教将基督教视为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上层也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在无法将其阻止在罗马大门之外的情况下，尼禄甚至想通过焚城来消灭它。由于不断遭受到迫害和清洗，信徒增长非常迟缓。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被认为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之后，基督教摆脱了异教的耻辱，在君主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甚至成为国教。通常，人们将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看成是基督教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当今宗教社会学领域最用影响的学者之一”的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其《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i]中，试图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模型重构基督教兴起的历史，为公元4世纪之后基督教的迅速崛起作出新的解释。

斯塔克对君士坦丁大帝归信促进基督教兴起的传统观点提出疑问。他试图证明：从公元40年开始，基督教就以一个稳定的每10年40%的速率增长着，到公元313年，基督教已经成为一支不断壮大并且生机勃勃的力量。作为一个统一的宗教，作为一支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基督教可能成为统治者借以完成其意识形态规划的手段。因此，不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促进了基督教的大发展，相反，正是因为基督教的大发展推动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他试图利用基督教作为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为证明这一观点，斯塔克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公元40年左右，基督教人数1000人左右；公元350年，基督徒人数达到3388万多；300多年间，基督徒每10年的增长率为40%。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估计或者推测。最初的1000纯粹是为方便解释而杜撰的，后来的3388万基督徒则是根据当时罗马帝国人口数量乘以一个推测的——其实就是想当然的基督徒比重而计算出来的，而每10年40%的增长率是为了说明从1000到3388万之间发展而推测的。为了增强以上数据的说服力，作者提出，当代的摩门教的增长率大概就是这个水平，而当年基督教的增长率应该与此相当。为了否定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对基督教兴起的影响，斯塔克还列举了当代的实例并进行了理论分析。斯塔克和他的研究小组曾经长期跟踪观察韩国一位金姓女士在美国传播统一教的历程。从斯塔克观察到的情况看，归信的首要影响因素是情感依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加入一个新的宗教团体，目的在于与自己的亲人朋友维持相同的信仰以保持那种情感关系。而通过情感依附关系发展教众，受到宗教团体的社会网络的影响，而社会网络是通过人际关系的发展逐步向外渗透的。斯塔克想要说明的是，宗教的传播如果主要依赖于情感依附关系的维持，那么，突然间发生的大规模归信就是不可信的。

借此分析，斯塔克提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斯塔克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也在于解释而不仅仅是描述。传统的历史研究，或者是资料的堆积和罗列，或者是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及其他文学手段对历史进行夸张的渲染。这样的“研究”，不能为人们理解历史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也不能为人类的思维发展或知识积累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解释依赖于抽象分析。只有通过理论抽象发现复杂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或者一般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完成对历史的科学解释。斯塔克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在历史和理论之间找到某种沟通的桥梁，以图用理论抽象和概括历史，并在这种抽象和概括中发现理解历史的新的线索。

斯塔克的分析确实摆脱了通常历史研究中存在那种由于大量罗列材料而带来的繁琐、冗长和不知所云，整个分析显得简洁明快。但是，斯塔克的分析也存在着问题。

斯塔克否定君士坦丁大帝归信对基督教兴起的推动作用主要依赖于1000，3388万，40%这样几个数据。在斯塔克的研究中，并没有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些数据仅仅是为了适应研究者最终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而主观捏造的。而且，就算这些数据具有真实性，斯塔克依据这些数据进行的研究也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最初的数字1000指的是当时耶路撒冷及其附近犹太人地区的基督徒数量，而后来的3388万是罗马帝国基督徒的数量。如果说最初的基督徒是种子，而后来的基督徒是成果的话，显然这个成果并不是最初的全部种子的产物。最初基督教在耶路撒冷及小亚细亚等犹太人地区传播，后来，因为犹太教的干预，彼得和保罗被迫向外邦人传道。如果公元40年前后的基督徒人数是1000，进入罗马及犹太人地区之外的罗马帝国传道的人数显然只是这个数字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也就是说，最终带来3388万基督徒的庞大果实的并不是最初的1000教徒，而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此而言，每10年40%的增长率还不能实现最终那样一个庞大的数量。

在数百年间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率也是不可想象的。宗教的传播可以类比于播种，它需要一个适当的土壤。在开始宗教传播的时候，其所面临的环境总是生疏的，不仅宗教对于潜在的信众是这样，潜在的信众对宗教也是这样。这样的环境相当于生地，生产率必然很低。一种新的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区域，会面临可以预料的各种猜忌、排斥甚至攻击。如果坚持下来，了解并接受某些当地文化甚至将这些文化加以合理改造以纳入宗教理念，或者，当地民众对新的宗教也有所了解，这样，传播的速度会逐渐提高。当然，高速度也不会持续下去。原因在于，当相当一部分潜在信众加入新宗教之后，宗教的传播必然进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阶段。因此，对于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之间的传播,假设一个稳定的速度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切实际。更不切实际的是用现代摩门教的增长率来证明基督教当初每10年40%的增长率。显而易见的是，宗教的传播受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在宗教迫害和宗教自由的环境下，宗教传播显然有着不同的速度。与此相关，斯塔克用统一教在美国的传播历程来否定君士坦丁大帝归信的影响也缺乏坚实的解释基础。考虑到基督教在此前的异教性质及罗马政府长期以来对基督教的不宽容甚至迫害，一旦政府放宽管制甚至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将其地位提高，其所带来的迅速增长是不言而喻的。况且，在政府管制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增长必然是超常的。用和平稳定且政府对个人宗教信仰持自由放任态度下统一教的稳定传播来否认特殊条件下大规模群众性归信的产生缺乏充足恰当的理由。

不过，对斯塔克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问题我持认同态度。确实，没有理论的归纳和抽象，历史文献只是有待加工整理的材料。这些材料对于历史仅仅能够提供描述而不是解释。抽象以及通过抽象建立理论是使历史研究获得解释性质的必要环节。但是，理论研究的可行性建立在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基础上。抽象或者逻辑演绎可能构建出一个解释框架，但如果这样的解释框架脱离了历史，那就仅仅是一个乌托邦。这样一个乌托邦对于历史解释来说，也许还不如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