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听到大家说统一和分权的问题，我想起孙立平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一位外国学者跟他说，谁说中国不民主了？只不过中国的民主跟我们西方的民主程序不一样。我们是先民主后决策，中国是先决策后民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决策以后，地方怎么干，各个部门怎么干，中央能够干预的其实很少。很多人问我，中国的社会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我觉得很难回答。孙立平给了我这么一个思路，我觉得很多问题就好解释了。不但是社会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恐怕也是这样的。甚至于中央文件上的很多概念，都是没有定义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恐怕都做过这样的事，给中央文件“加注”，说这句话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是五花八门，谁谁谁，随便怎么说都行。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在中央文件上出现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最近我们在海南就为这个事开了无数次会议，最后算是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开完会以后，迟福林跟我说，这个概念中央接受了，社会也接受了，但是具体落实到政策上，还是很成问题。我是研究社会政策的，但是我几乎已经得了“社会政策抑郁症”。中国每一项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几乎都有很多的问题，都需要改进。

　　再如，我们现在突然提出“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什么呢？刚才那位发言人说，要保持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我说不是保持的问题，其实你是消灭不了的。还有我们说要消灭绝对贫困，这也是说大话。所以，官方文件上的很多词，我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恐怕是大家研究中国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吕老师针对晓光讲的，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对基层非常非常关心，这个我不认可，要是认可的话，我就不会得“社会政策抑郁症”了。我们有很好的想法，有很先进的理念，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具体的政策，落实到老百姓的头上。而在落实的过程中，我刚才讲的先决策，后民主，其实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个，下面可能有好的决策，比如农村低保，但中央一开始是不积极的。包括城市低保也是这样，是地方先做，把它推动起来，最后逼着中央表态。我觉得，新农合可能也是这么一回事。

　　反过来讲，又有另外一个层面，中央真正有些决策通过地方政府又执行不下去。当然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刚才很多人提到部门利益，其实温铁军讲得更彻底，叫“政府机构的公司化”。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央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希望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自己去想办法，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就形成了政府的公司化。李玲参与医改方案的讨论，应该非常有体会。按照我的说法，卫生部并不是代表中国老百姓来管理中国的医疗事业，它是中国所有医院的总院长。包括教育部也是一样，它是所有大学的总校长。我们说，屁股指挥脑袋，他一屁股坐下去以后，根本就不是代表老百姓在思考，而是代表他这个部门的利益在思考，而且这个部门的利益已经公司化了。其实很多的问题，一个关键所在就在这里。因为有这个问题，如果先决策后民主，那个后民主就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体制当中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总在想，民主到底是什么？我很同意邢老师的说法，但我的表达是，民主实际上是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自由的、有效的表达。所谓自由的表达，就是我说什么都行，有效的表达，就是我表达了以后能够被听进去，不管我是多数还是少数。这可能是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我们用什么手段去达到这个目标？晓光讲的威权主义我不反对，史先生讲的在选举上面做文章我也不反对。我觉得，只要有一种方式，传统的也好，西方的也好，能够把老百姓的利益自由地、有效地表达出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方式。

　　还想给绍光提个问题。我觉得，在充分肯定中国已经做的这些事情的基础上，有些提法恐怕还得留点余地。比如学习，您刚才没有说，但是有这样的意思，好像国外的头头是不太学习，也不太视察的。我觉得恐怕不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国外的头头非常依靠他们的智囊团，智囊团的面是非常广的。有什么事情，通过智囊团，通过一些专业机构去做。中国的学习，据我所知，还是有很大问题的。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报告的，从我听到的反响来讲，受的罪可大了。到最后你只能念稿子，不能发挥一句。这个稿子之前已经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学习可能会有误导，而且我觉得误导还挺多。

　　第二是视察。视察这个事情，外国人有外国人的秀，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秀。现在基本上中央领导下去，看不到真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很多真实的情况他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方法去了解。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把这个归结为中国模式的时候，恐怕有些地方要留有余地，小心一点。不知道绍光同意不同意。

　　我总有一个感觉，国外、境外的学者，对中国的看法要比在国内的人乐观。在国内，可能搞其他方面的，要比我们具体搞政策的人乐观。中国发展这么快，我们一个假设是，老百姓应该得益更多。但是现在是什么样的基本情况？最近有一个数字，中国交个人所得税的人只占全国老百姓的2%。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低于2000块钱。那么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讲社会平均收入的时候，可能觉得上下差不多，其实中国的平均收入，我算了一下，是在整个收入分布的70%－75%。怎么说呢，中国再要往前发展，一个最大的动力，可能应该是让老百姓富起来。我们现在讲城乡差别，讲地区差别，其实有时候想想，那是官员的事，是学者的事，老百姓想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和我怎么比。刚才有哪位说到这个，把它总结到中国模式里去了，就是要使中国的老百姓今天比昨天过得好，明天又比今天过得好。这可能才是中国真正能够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我对共同参与提出置疑。我觉得，应该说，在经济增长的三十年中（我不愿意用“经济发展），其实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是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的，这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可能跟中国文化是相联系的。能不能这样来表达，其实它跟中医非常像。第一是整体性，考虑问题的时候抓主要的，抓整体的。第二个是它的模糊性，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模糊的，尤其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水比较浅，能看见下面的石头，所以摸得比较准，现在走到水中央的时候，好多石头已经摸得不是太准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来讲，有点危机意识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