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对我来说，此刻的陈丹青，有点像是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末的英国所扮演的角色。阿诺德目睹了英帝国的兴起，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物质主义，支配了维多利亚时代，他试图通过古希腊传统，来恢复英国社会的贵族精神、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阿诺德的批评被形容成“矗在艺术、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血腥十字路口”。

而陈丹青呢？你当然不能苛求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深度，他自己早已承认，他是断层中的一代，缺乏足够情感与知识背景，去企及更高的地方。他也没有打破语言的壁垒，去进入更大的思想与知识空间。但是，他的方式却是相似的。在我们谈话时，他再次提到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感受力”，三十年前，他为中国的美术界寻找某种“新的语言”，而今他在公众中的广受欢迎，仍依赖他与他在文字中的“新的语言”。

当然，他没有马修·阿诺德式样的道德与伦理热忱，他将诗歌、文学视作新的宗教形式。这使得陈丹青的表达，充满快感，却可能变成了某种漂亮的表演，它锋利，却不温暖与鼓舞。我不知道在那他内心深处，是否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信念。而人类的辉煌，经常是依靠这种信念而不是头脑达成的。

但是，对于这一切，我怎又好意思苛求？陈丹青喜欢说，他喜欢此刻的中国，是因为它“充满剧情”，回想他所走过的53年里，在他那一代人并不稀奇，但倘若和其他国家人的相比，那么这实在是过高的密度了。而且，这些变化中，只有很少情况下是他们主动的选择，大部分时刻，他们是被裹携在更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中只有极幸运的才能一直跟随自己的志趣。同时，他们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漫长、庞大、被各种网络交织的社会中，他们的个人很容易被吞噬其中，既浪费了精力与才华，又淹没了自我。

此刻的陈丹青正在犹豫，是在中国继续观看这“精彩的连续剧”，还是回到纽约重新找回那个安静的自己。

我不知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的生命是否已经结束，或是未来的历史将怎样记录他？或许他对此并不关心，在他深夜独自作画与听音乐时，想必叔本华经常跳跃出来吧——他试图用坦白承认人生的无意义来，来面对人生注定的孤独与无根。我很想知道，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作者的邮箱[email protected]，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