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在《上海证券报》2009年3月20日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通过最快捷的方法来化解危机，而给自己留的思考余地就很小。于是，当庞大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出现大面积亏空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窟窿堵上，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了。至于窟窿是如何发生的？会不会再发生？这类问题似乎都暂时可以不予考虑。我喜欢例举看病的例子，是因为给人治病和给经济治病有着类似的逻辑。如果某个人因大出血而失血过多，所以医生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输血。不过，通常有经验的医生会同时对病人进行诊断，然后开出相应的药方，帮助病人治本。除非这个病人的症状仅仅是在于失血过多，而没有其他并发症。那么危机当中的金融机构仅仅是失血过多吗？显然不是。

我们看看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事例。该公司曝出617亿美元的巨额季度亏损，深陷财务困境，而导致这项亏空的主要功臣就是该公司的金融产品部。由于AIG在金融业的巨大影响力，最终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救助，但是，在累计吸收美国政府救助资金超过1700亿美元之后，该公司在3月15日决定向公司金融产品部门高管和职员支付2008年奖金1.65亿美元，加上公司去年底已支付的5500万美元，AIG共向该部门支付了2.2亿美元的奖金。据该公司公布的“白皮书”称，这是按合同办事！当然，如果合同的确如此要求，公司也很无辜。答应支付的报酬，就应该支付。只是让我奇怪的是，难道该公司和金融产品部签订的合同是无风险的？金融产品部无需承担经营损失的？如果是这样，AIG倒是真正体恤员工了。

我没有看见具体的合同，当然不敢对合同妄加评论。但就美国政府救助这一说，似乎还是值得商榷的。假如这样设想：美国政府没有及时救助AIG，该公司会怎么做？如果公司巨亏，如果没有达到资不抵债的境地，那么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对公司进行重整，比如把金融产品部拆分出去，通过资产剥离来实现公司的财务稳健。如果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情况也没有设想的那么可怕。因为公司仍然可以进入重整程序，然后进行资产重组和坏账剥离，只要债权人同意就行。只有当债权人和公司无法达成重整协议，转入破产程序，公司才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这个过程当中，债权人和股东都会认真核查公司的资产和现金流，还原一个真实的公司财务状况，同时还可以和员工达成某种协议，调整奖金的支付额度以及裁员事项。如此等等。公司会凭借自身力量把风险最真实的曝露，并且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优化资产结构，制定合理的激励计划，并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也就是说，公司会按照正常的行为模式活动。

美国政府该如何救助？当然是在不得不救助的时候才出手救助！这看起来是一句废话，但实际上蕴含了一个道理：如果政府提前救助，必然会导致公司的道德风险行为！道德风险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含义很简单。假如张三买了一辆车，并且给车买了份防盗的保险，该保险说，如果张三的车被偷了，那么保险公司可以赔付。有了这份保险，张三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张三对自己的车疏于防范了！于是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道德风险”。回到救助AIG的例子，如果有了政府的救助，也就意味着有了政府在背后的保险，AIG会怎么做？很简单，会更有动力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读者可能会觉得，经济学家的这个预测会不会太武断了？其实不是，已经有血淋淋的教训在前面摆着呢，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储贷危机就是典型的证据！笔者深信，如果没有辅助的系统性的约束措施，现在的救助必然会导致今后金融机构大量的道德风险行为。

具体在AIG身上，已经开始其道德风险行为了。本来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救助资金，公司的现金流估计是无比紧张的，可能会到揭不开锅的境地，如果那样，大家认为公司还会支付金融产品部的高额奖金吗？估计公司正在发愁呢，正好美国政府雪中送炭，AIG也就顺手把救助资金发了奖金。因为救助匆忙，美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严密的附加条件来限定资金的使用，以及限定公司的行为，从而必然会导致类似的道德风险。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申请了政府救助，就必须同时接受附加条件，这些条件是施加给公司的额外成本，以起到约束公司行为、正确激励公司改革的作用。如果没有给公司施加足够的救助成本，那么道德风险会带来更多的资源浪费。下文我们会回过头来讨论中国危机期间对公司的救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