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躲猫猫事件”引发的舆情至今还在延续。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向媒体表示，“牢头狱霸”问题的确长期存在，而且解决也比较难。两天后，最高检另一位副检察长胡克惠透露，检察机关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牢头狱霸进行严打。与此相关联的另一条消息是，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于“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制定《看守所法》，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这些领导们的所说所做让人看起来很严肃，很认真，令人肃然起敬。殊不知这些领导、委员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在做“消防队员”。而他们的角色更应该是“刮骨疗毒”的医生。

“牢头狱霸”自古代监狱里就有。“牢头狱霸”是怎样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关键是政治制度的原因。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监狱、看守所里，再产生“牢头狱霸”，就十分不正常了，作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关，不去追究“牢头狱霸”产生的根源，却像“消防队员”一样去追究表面上的东西，的确有一些左顾右盼而言他的嫌疑。

作为一名在监狱一线工作的干警，十分清楚监狱的内部管理是怎么一回事。在罪犯中，有一个“自管组织”，叫“积极改造委员会”，全监狱有一个总会，各个监区有分会。看守所可能也有类似的罪犯自管组织，叫什么名称，笔者不清楚。但功能是基本一致的。“积极改造委员会”里有主任、副主任、委员等，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罪犯生产劳动、学习改造，同时对罪犯们的行为进行第一级的约束。过去，“积极改造委员会”里有主任、副主任、委员，都是由一些表现好、改造积极，而且剩余刑期不多的罪犯担任，这些人的管理权限是由干警授权，并且有严格的权限限制的管理，而且在每一次管理前必须请示，管理后必须汇报。即便是这样，这些人的“任期”也不能超过三年。

在实际管理中，由于部分干警的懈怠，使得有些自管组织的“头头”们逐渐演变成在罪犯中说一不二的“牢头狱霸”。可是一经发现，监狱便实施严厉打击。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罪犯的人员构成也趋于复杂，许多涉黑、涉毒，以及官员们的经济犯罪，给本来还算一片“净土”的监狱带来了很多复杂的成分。

社会变化了，罪犯构成变化了，同样，监狱干警的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前，不要说有自己的亲戚犯罪，就是自己老家的所在乡镇、邻村有一个犯罪的，在监狱工作的干警都觉得羞耻。而现在，不但这种羞耻感没有了，而且还觉得自己有本事，因为有人来求自己了。正是这种“羞耻感”的消失，使得监狱干警迈出了“腐败”的第一步。普通的监狱干警，也就是干点找找同事，帮助不符合“会见”规定的罪犯家属、亲戚朋友，会见一下罪犯，给罪犯捎进去一些物品。有时候被请吃顿饭，有时候还要自己搭上一顿饭。普通的干警也就能做这点事。可是，某些领导，做得就大得多了。从“积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甚至罪犯的小组长委任，到减刑假释，没有领导的点头，其他人谁能谁敢去做，特别是现在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制。

过去，罪犯自管组织的“头头”们，绝大多数是改造比较好的。而现在就不敢说了，因为重新犯罪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罪犯自管组织的成员。而且在罪犯私下聊天的时候，都把自管组织的头头，包括小组长都给定了价。而且我们看看这些“成员们”的家庭条件都是很好的。现在的罪犯自管组织，对普通干警虽然很少有敢公开顶撞的，但是普通干警说的等于白说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罪犯们把干警分为“大领导”和“小领导”，小领导的话可以不听或者可以打折扣地执行。常此以往，有部分“积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逐渐成了“牢头狱霸”。而由于许多不能言明的原因，只要不出大事，领导一般是不会公开管的。

在监狱，由于都是已决犯，他们对法律的掌握有时比干警还详细，对罪犯的合法权利有一定的保护，所以“牢头狱霸”很少有明目张胆的干。在看守所，就不一样了。我们看看派出所对嫌疑人的态度和行为，就不难推理出看守所对已捕嫌疑人的态度和行为。笔者监区有一个已经释放的罪犯，他自己说在看守所时，与看守和所长“称兄道弟”，这名罪犯是替他的“大哥”顶罪，他的大哥在外面已经打点好了。而现在，在监狱服刑的罪犯中，有一部分是为他人顶罪的。被顶罪之人千方百计在各个环节为其打点。而顶罪进来的人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的人，久而久之，这些人就会被委任于“自管组织”的“头头”，而这些人最容易成为“牢头狱霸”。

总之，打击“牢头狱霸”并不能根除牢头狱霸，如果不从根源上彻底铲除“牢头狱霸”形成的环境以及土壤，那么，“牢头狱霸”是打击不完的，它会像韭菜一样，割掉一批，还会生长一批，而且越发“旺盛”。“牢头狱霸”形成的环境以及土壤，就是“司法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