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林姓女大专生在广东的一次招聘会上含泪质问教育厅官员，引起了媒体一面倒的同情。我希望在这一浪同情潮过去后，媒体和大学生都能冷静下来思考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及自己的适应问题。

首先，我必须表示对这位女生的同情。她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中国确实存在着对教育投资严重不足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300元和500元”的施政目标。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还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在我居住的波士顿地区，每个中小学生的教育经费是将近一万美元，也就是六、七万人民币。全美平均水平在2005年为8701美元（这是最近的统计数字），也相当于六万人民币了。当然，中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应该拿教育经费的绝对数字简单比较。但是，就算比相对的数字，中国的数字也实在太低。论ＧＤＰ，美国不过是中国的五倍，人均ＧＤＰ也不过是中国的十五倍，但花在孩子身上的教育经费，人家四年前六万的现实数字和我们现在三、五百的目标数字之间，则是百倍甚至二百倍的差距！我们要按人均ＧＤＰ的比例把教育经费追齐，每个孩子头上也应该摊上四千多块钱。我一直主张，拉动内需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增加社会性投资，即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如果把农村中小学人均公用经费从三百块不到提高到三千块，也是增加十倍多，那么就需要大量的乡村教师。许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从长远看，这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对未来是一笔长远的投资。

该投资的地方不投，当然是政府的责任。媒体和学术界应该加强有关研究，用大量的经验事实说服政府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但是，从学生一方面说，也不要觉得到农村教书是自己生而具有的权利，而应该将之看到一个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争取到来的机会。那位女生质问：“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这在计划经济时代，问得确实有理。那时大专生大学生都是国家按计划培养、由国家包分配。如今是市场经济。你决定上大学或大专，从时间和金钱上说都是一种个人投资。这一投资可能产生巨额利润，也可能赔得很惨。“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的抱怨值得同情，但是未必在理。难道不是她自己决定上学的吗？

中美的情况不可简单类比。但是，有些参照还是有助于我们思考。比如，我刚进耶鲁时，总想着这个学校出了多少总统，是多么精英的地方。但和本科生接触才发现，他们中许多人的志向不过是当个中小学教师。而且，他们也不是想当就当，毕业后还要再修个学位或资格课程才能上岗。我孩子在波士顿地区一家很有名的音乐学院的周末课程学习，其中一位幼儿音乐老师，是名校本科毕业，并且拿了音乐硕士，他的课在家长中也很有名。有一天，他上课跑题，兴奋地告诉大家自己终于在当地一所小学找到了个音乐教师的职位，多少年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医疗保险的日子结束了！家长们纷纷上去祝贺。后来我才发现，在这个地区中小学生当个老师可不那么容易。比如女儿小学里一位学生家长，在英国是位医生，来美国因两国标准不同而必须再考医生执照。她最后决定还是当小学教师。为了这个目标，这位医学院训练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竟在女儿的小学里当了两年多志愿者，希望由此获得机会，但现在还没有工作。在波士顿地区的许多高中，教师里拿着常青藤博士的比比皆是。我们镇不足五万人。但公立学校的音乐指导，当年是耶鲁校园里一位合唱明星，所组织的合唱团至今还在校园里里很活跃，乃至她十多年后回去有了“祖母”之称。她毕业后也上了音乐学院。现在波士顿音乐会厅的一些演出，开场前还请她去讲解音乐史。可见，许多教师，就是地方的文化领袖，不是谁想当就当的。

我还必须交代，在美国教师并不是热门职业。相反，教师短缺、教师素质下降的危机不绝于耳。很多教师是不合格的。不过，即使在这种环境下，我很难相象一个名校的本科生因为找教书的工作找不到而如此幻灭。

从报道上看，那位女生仅有大专学历，而广东地区有是个先进地区，门槛高并非不可理解。如果用人单位在大学生和大专生之间进行选择，是否应该选择大学生呢？如果学校绕开大学生而雇佣大专生，学生家长愿意吗？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能够冷静思考。中国的教育有许多漏洞要补。但真要补这些漏洞，还是应该有比较高的标准。比如，中小学教师至少应该有名副其实的大学训练。这当然必须以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为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或大专生一毕业就应该自动获得教书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