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种统计的不平衡性在社会、经济及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就是二八法则，这与“近八成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弃读高中”惊人的相似。究其原因，实际上还是来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均。

　　世界上既有有缘有故的爱，也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毋庸讳言，“仇富”这个词一直比较流传，所谓“仇富”现象背后的真命题是公众对财富合理性、合法性、公正性的追问，以及对占有“财富”不平等而衍生而来的权利的不平等。其所仇者是那财富之分配和占有的制度安排，而非表象之“富”。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在创造财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与此同时，在财富分配方面，也暴露出无数问题。诸如，垄断国企的高收入，政府官员的寻租腐败等现象，都与旧体制下以权力等级的高低以及分配和占有社会财富的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所谓新制度，甚至可以说完全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公共权力必须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中退出，让人民去合理、合法的赢得并占有更多的财富。

　　由于现阶段我国财富集中的方式仍然受到等级制度的约束，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直接导致了我们整体的消费需求不足，加之社会保障程度有限，人们不得不考虑当下的切实利益，许多人疯狂的去购买能够介入的资源，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继而影响到了物价的上涨（因为房地产上涨要抬高整个社会的成本，整个社会的成本抬高了，物价成本抬高了。

　　因此必须切实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收入和分配不均的问题，首先要改善农村及普通老百姓的政府服务体系，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向城市倾斜，享受公费医疗的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员工。其次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它是最有害的一种分配不公。如果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借助公权力来谋取行业与部门利益，不仅会严重侵害国家及消费者的利益，而且把这种行为制度化与合理化，也是对公权力的一种严重侵害，从而会大大弱化公权力的权威。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它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问题。
　　
　　面对当前困扰政府的内需不振和经济结构的转变问题，最重要、最能够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就是改变当前的收入和分配关系，而改变收入和分配不均最重要的是搞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利用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各项社会保障资金需要尽快遏制住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彻底遏制住“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两极分化的倾向。如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腐败滋生蔓延使我们政府的公信力不断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彻底解决这些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整个经济和社会才能步入良性循环，才能为发展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