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

孙 涤

于是，我们回到了国家长程发展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人口的增减趋势（demographic growth）。在经济意义上，大致来说，人先是“人口”，然后是“人手”，然后才是“人脑”。上期里我们谈到的，有关投资移民、留学生派遣、以及大规模的免费职业培训等的建议，是属于变 “人手”为“人脑”的策略。

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时，“手”（生产者）的生产仅能维持“口”（消费者）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远远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暴增终将被饥馑、瘟疫、战争、灾难平衡掉。人类组织经济生产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几乎为零，在0.01%左右。 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与牲畜无异的悲惨境况，直到1750年左右才有了转机。

英国发轫的“产业革命”的成因为何，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解说，以“口”与“手”的比率为基础，认为英国的庄园主终于明白，多子女的大家庭是对持续富裕的诅咒。虽然英国实施“长子继承权”制度由来已久，但富裕的家庭后代较多，且活得更长些，导致“口”超过“手”的积累。财富积聚屡起屡扑，始终无法超过原始积累的临界规模而起飞。当这个至关紧要的认知深入人心后，文化选择就取代基因的自发扩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富裕家庭的子女数开始一反常态，降低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结果用了130年，英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800年的5个减至1930年的2个。

“总和生育率”（TFR，or total fertility rate）衡量一个社会的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的平均值。人类社会（常以国家为单位）维持其人口规模所需要的总和生育率是2.1（比2略高，是对早夭及其男婴的自然出生率略高于女婴的补偿。 欠发达地区的补偿要大些，简单替代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要求在2.33 左右）。当今的发达国家纷纷追随英国的前导，在百余年间完成同样的过程。和马尔萨斯的预言正相反，经济资源丰裕家庭的子女平均而言，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个效应，给了欠发达地区人民强有力的文化示范。比如南韩，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历程——把总和生育率从5人减到2人。

中国接受“总和生育率”的观念的过程相当艰难曲折。早在“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强，然而人口更其庞大，人均生活水平仅及欧陆的60%。一般民众活得非常困苦，几同猪狗一般。然而，传统伦理以“孝悌”为上，助长了大家庭的“非经济理性的”持续。而意识形态的历史之争，更使情况复杂化。建国之初，受到批评中国的贫困乃由人口过多造成的刺激（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白皮书”），更加强调只要搬掉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的“手”就足以供应人的“口”。在台湾，人口政策同样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例如，柏杨先生在当年被陷狱的罪责之一，就是他提倡节制人口，在蒋介石看来，这无异阴谋减少兵源，损害“光复大计”。

终于，人们明白“口”太多，什么都成白忙时，“一胎化”政策就水到渠成了。开发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进展， “人口红利”的贡献最为显著，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功不可没。(据联合国的估计，中国的人口控制有效减少了3-4亿的人数增加。)

同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个已长达二十年之久，自1997年以来更已在1.5以下。2005年我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总和生育率为1.33，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妇女生育水平仅为一个孩子左右，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

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幸运地得到了中国人口的“黄金时期”的支持：全体人民的中位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2000年为30岁），社会的“抚养率”很低。但是，“黄金时期”正在迅速消失中，下一代人——独身子女居多——进入工作年龄时，将发觉他们要抚养的人群非常庞大。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中位年龄将从提高为45岁。届时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就得养活一个老人。从2010年开始，20－24岁的新增青年劳动力将出现持久性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将骤减一半以上；在20-60岁劳动力总量中的比例也将由目前的15％剧减到8％。（参见2009年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这些不能不说是“一胎制”长期执行的代价，至于怎样缓解，已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立即进入政府的研析和决策程序。

问题的紧迫性，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数据间接看到：

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总和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间从6个降为3个。总和生育率的锐减甚至发生在印度南部；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在1984年还高达7个，2006年惊人地降为1.9个，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个；

经济统计分析发现，总和生育率的下跌从人均收入1000-2000美元开始，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2.1，然后继续下行。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1970年仅24国），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我们先前以为低于2.1的总和生育率只会发生在欧洲和日本（美国例外地维持在2.1附近是由于它的大量移民），没想到现在竟成了南韩、台湾、香港等许多地区的主要忧虑。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加重了忧虑的紧迫性。

即使立即松绑，总和生育率回调的经济效果也要隔一代才能体现出来。“一胎化”政策的执行了30年，压制解除后，弹得回来吗，是否有弹性疲劳的问题？即使从来没有过刚性约束的地区，如伊朗、孟加拉之类，文化价值的变迁以及经济收入的上升，育龄妇女是否有意愿恢复多生子女，已然大成问题。

事实上，提升生育水平已经成为那些低生育率国家的的战略需求和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但不论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国家（除了瑞典和法国）当生育水平降到很低后还能再把它提升回到1.5个，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把生育水平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

在世界范围显示出来的这种人口变迁的趋势，正在敦促我们人口政策上的改弦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