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手的评价

孙 涤

去年以来，国内对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做了许多回顾，有不少总结得很好，依据的主要是统计数字、案例分析、政策历程、以及对人——有民众也有关键决策者——的访谈。有一种方法，我以为，同样有效但却被偏忽，那就是竞争者对我们的真实评价。环球化供应链的深入加剧了国家之间博弈的互动，既有合作更是竞取，竞争同行对中国发展的“观感”非常因此值得关注。了解它们，对我们发掘合作的潜力，预防可能的摩擦，制定明天的方略，都会有帮助。怎样去把握这类“观感”，辨别哪些是真实、综合、有代表性、会影响博弈的条件及结果的，则不容易。

主流媒体里权威期刊可以作为辨别的“风信标”，比如英国的《经济学人》和美国的《财富》杂志。相对其他媒体，它们更关心趋势和内在驱动力的探索，比较不迷失于逐日的波动；它们有能力做长期的观察和策划，事实上也作出了不少有深度的专题报告。比如，《财富》最新的主题故事“中国并购世界”，以及《经济学人》的上一期的专门报导，题为“令人担忧的报告：中国和美国——怪异的一对”，就展示出这种功力。

这两份期刊，广为英、美乃至各国的工、商界和政、学界领袖所倚重。两者均以严谨著称，持其固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视角和方法，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观感”在时间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对我们衡量自己的进步，起码是一种可靠的“佐证”。

纵观这三十年来《经济学人》和《财富》对中国的深度报道，人们不难觉察到如下的进程，大致分几个阶段在演进：担忧——漫无所谓——怜悯——鄙视——蔑视——惊讶——认真对待——刮目相看——称许及合作——羡慕及妒忌——？

开放之初，美、英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主要为二：1、发生大规模饥馑怎么办，十亿饥民不能自救的话其谁能救？行将崩溃又拥有核武器的社会，其动乱会不会殃及全球？ 2、是否会受意识形态的逼使，重归苏俄怀抱，打破世界战略平衡？

当看到中国的社会秩序趋稳，倾覆的可能性很小时，其态度变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只要相安无事、不添乱就好。对经济合作的期望甚低，看到商机勇于投资的在当年多半是海外华裔，尤其是香港以及通过香港的台湾企业家。当中国在稳定和开放的环境下经济和社会迅速活跃起来，发达国家的“观感”渐渐变为同情，就像看到一个残缺的人正试图奋发自立起来的反应，有加以援手的冲动。

然而，当他们看到中国表露出再度雄起的自信心，尤其是有她自己的想法，不全听命于美英等替欠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时，他们的观感便转向鄙视，如同一个自命的大导演，看到一个穷小子不肯扮演分派给他的小角色；“大导演”很快地发觉，中国不惟不肯就范于跑龙套，而且在自编自导时，就断定中国很快就会遭到“不听大人言”的报应，带着自以为正当的鄙视之情。尽管两、三年间，预言中的“报应”不会应验已很清楚，他们还是在惊讶和错愕中多挣扎了好几年。在那段时间，你不妨回看，自相矛盾的报道和评论频频出现。

然后到了九十年代的中期，积十五年的辛劳中国开始起飞，两刊看到并明白无误地发出信息，让它们的客户群体正视中国的发展，认真对待浮现的合作机遇之前，大小商人已率先几年抢滩到了大陆。跨国公司不乏成功的案例，诸如肯德基炸鸡、安利、西门子、本田、IBM、沃尔玛，等等，但运作最有成效的还是数以万计的海外华裔资本（主要是台、港）的风险企业，彼等的经营，或多或少，是以华人传统中的关系价值为依托的。这迫使两份期刊去琢磨他们所不熟知的“非规范的”运作方式，包括政府机构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愿意放下身段，“刮目相看”欠发达国家的“非规范”发展经验，在向以西方社会经济产业界的眼、耳、舌自居的权威学者和传媒人来说，并不容易。

与其相对照的倒是老牌政治家，精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常有深邃的眼界。比如尼克松，若是现在翻阅他逝世前不久（1994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超越和平》里面对当时中美战略关系以及中国重新崛起的分析和预断，你不得不赞叹他的智慧和务实。书中尼克松回忆他和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战略谈判中有一次（1973年，加州圣克莱门斯尼克松的私邸），勃列日涅夫敦促尼克松联手遏制中国，尼克松认为不必过虑，说中国的重振在二十五年内并无可能时，只见勃列日涅夫伸出双臂，十指向天，尼克松当时还以为勃氏在做“投降缴械”状；没想到翻成英语后，他才明白，勃氏是在强调他的俄语反驳，“最多十年！”尼克松承认他低估了中国的潜力，反不及俄国人明白。接着他用整个章节分析了中国的雄起是不可阻遏的。他表述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如果说冷战结束前美中的结盟是出于恐惧苏俄的话，那么冷战结束后两国的联盟应该建筑在对世界的自由发展的展望上面”。他呼吁美国要根本上转变其立场，在中国尚未真正强大，需要美国帮助的时候就建立起新的关系，待到中国崛起后对美国无所求时，再与之修好就为时过晚了。总之，尼克松、基辛格之类的全球战略的博弈高手，比起传媒和学界的气局，高出不止一块。

这反衬出中国不但做得出色，而且经久地经受住了检验。这段时期里，两份刊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最值得我们分析，因为它们评论中出现的认可甚至称许，是真切的而非浮于外交辞令。从他们“观感”的演变可以看出，后来者大可以居上，中国也可以为世界提供新鲜经验。在此之前，西方的媒体是如此执迷于“华盛顿共识”。建筑在“里根经济学”和“撒契尔经济学”的假定之上的“华盛顿共识”甚至被认为是TINA, 即唯一的发展路径。TINA是英国前首相撒契尔夫人的口头禅，“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译成中文，是想要得救，“就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思。

如果说“称许”是一种肯定，那么真正的肯定却是“妒忌”。在经济博弈，一如在体育赛事里，对竞争对手的高度褒奖是对他的“妒忌”。当然，人们或许更乐意看到“羡慕”——妒忌的温和版本，不过它总和“妒忌”混杂，近在咫尺之间。从另一个角度，竞争对手“妒忌”的观感，要比“漠视”、“鄙视”好得多，比“同情”也强得远。别人的“妒忌”明白无误地表示，竞争正充分地展开，而你已经在领先。

近两、三年，我们在《经济学人》和《财富》的报道和评议里频频看到了“妒忌”的讯息。尤其是这次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拯救，中国不但能迅速走出低迷，而且能够用开放以来积累起的辛劳，资助美国“脱困”。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开放政策的成就，难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肯定吗？有的，那就是“尊敬”。虽然还不太看得到两份期刊对中国表示出敬意，但我们深信，中国若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致力实干，它对世界经济甚至文明的贡献将赢得“尊敬”。但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须知“敬意”是人世间最为稀缺的资源，是一切人际成就的正果。

先来看“中国和美国——怪异的一对”，《经济学人》的长篇专题报告，里面处处流露出“妒忌”，如前所述，这不是件坏事。《经济学人》已经把中国提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并认同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和互动是今后世界发展和稳定的主轴。但同时，《经济学人》没有忘了提出，两国的“联姻”是怪异的（the odd couple），从价值、理念、体制、环境，到个人消费、生产组织、资源禀赋，两者大相径庭之处极多，摩擦龃龉甚至纷争冲突的可能性所在多有，不容太过乐观。它的警示和提醒，应该成为我们的镜子。

十月份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也谈中美的合作，名为《超级聚变》（Superfusion, 副标题为“中国和美国如何融合成为一个经济体，世界的繁荣将有赖于斯”）。作者 Z. Karabell则乐观得多，征引了许多实例和数据来推销他的论点。作者显然有意迎合时势，希望能够引起“热销”。他是个中国通，但非“老手”，其见解和数据也是转引的居多，第一手的认知不足。他明显地引用了S.罗奇的论证和数据。

罗奇的“老辣”不可置疑，他对世界及亚洲的经济市场走势的论断也是屡试不爽，在国人中可信度相当高。为此，他被任命为大摩的亚洲区董事局主席。罗奇对中国发展的观感相比《经济学人》的要达观，“妒忌”和“尊敬”兼而有之，但比《超级聚变》的要老到得多。罗奇把他几年来对亚洲及中国的观感评述积集成册，题为《亚洲明日》（The Next Asia），于九月在美国出版。书中最末尾一篇，曾发表于今年二月十五日，代表罗奇的最新观点，题目为“醒醒吧，美国和中国——共生关系的压力测试”，告诫了两国在过去二十年融合成的“共生系统”，有待大幅调整。除了美国透支和借贷消费和中国超额出超和储蓄的互动模式不再能够持续之外，其他必须进行的改革还很多，否则不能应对更艰巨的挑战。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展开对两书的评析。在《超级聚变》的结尾章节里，作者用了Chimerica（意指中国+美国聚合而成的共生体，不妨直译成“中美里加”）来表示世界经济将来发展的主轴。 Chimerica一词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家N.Ferguson 在他的《货币的兴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里铸造出来的。它的源起是Chimera, 希腊神话里的怪兽，有着母狮的身体和头，尾巴是条蛇，脊梁中间长出来的一只朝后看的公羊头 （图像可以在“维基百科”里找到）。涵义很明显，面对挑战，中国和美国人如果有智慧有远见，就能引领世界，赢得尊重；否则，变成不伦不类的怪胎，也并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