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价格听证会，北京的水价至于“顺从民意”而决定从2010年元月开始上涨了，而且是三年内上涨0.9元，即使是分三年，也是每年上涨0.3元。从百姓的角度而言，这价格涨得既无奈又毫无悬念。
水价上涨、非居民用电价格上涨、食用油上涨、大蒜辣椒等蔬菜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白酒价格上涨、油价上涨、天然气价格上涨、奶粉价格上涨、入学成本上涨。至此，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元素几乎都在上涨了。
如果说钢铁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仅仅是在强行拉动经济回升的话，那么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则使得民众，特别是那些每天还在“为早餐发愁”的中低层家庭将会被压上更多的生活负担。
虽然民间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但国家发改委的态度是“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
电视剧《蜗居》由于房奴、小三、官场腐败等敏感主题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许甚至将会成为2009年特有标签。其中的角色郭海萍说：“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在现实生活中，网上以杭州、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等城市为例，对全国东南西北中的几大中心城市的网友的生活成本进行了分析。（详见http://msn.ynet.com/pic.jsp?oid=61497417&pageno=1），其中提到：
在杭州有孩子家庭每个月平均花费总数就是13000，如果按30天工作日计算，每天至少要进账433.33元，如果按22个工作日计算，每天要进账590.90元；西安家庭生活每个月花费4500，如果按30天工作日计算，每天至少要进账150元，也就是说每天至少要赚150元才能够生活；在武汉打工的最底层生活；每天需要50-60；在济南生活的成本每天81元。
如此压力之下，即使没有考虑到医疗等意外情况发生，都要为自己短期内的未来储备一些资金，以应对由于失业、失去工作能力以及面临突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想让民众放心消费都难。
想到20年前，在那个猪肉、食用油等生活品都要凭票供应的时代，那个时候是资源紧缺，是没有东西可吃；而现在是到处都是可以有吃的东西，却都需要花高价钱去买。虽然吃不上的原因不同，结果却是没有什么差别，实在是殊途同归。
中国人真的很可悲：刚刚在60年前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又在之后逐步被更多的新大山所压迫。
11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达到0.6%，是进入经济危机以来的首次“转正”，有人把这看做是经济回暖的标志性的数据，但本人所感受到的却是深深的忧虑。统计以及所公布的数据即使再客观，反应的也仅仅是局部的或者是经过包装而包含有政治企图的东西。
这个里面首先是中国的国家形象所需要的。这里不仅有年度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子，10万亿的贷款下去了，至少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吧；而市场的瞬间增温之后，势必会带来各方面物资价格的上扬；宽松随后带来的是收缩，没有人会持续保持膨胀的状态。而且有中国政府给全世界树立信心与希望的需求。希望与信心建立在市场的活跃上，只要中国这块市场不倒下，就可以养活超出中国人口数字多得多的人可以生存下去。
其次有国际资本的意愿。全世界都是艰难地过冬，只有中国是春意盎然，成为国际游资的避风港与淘金矿，成为上市公司与国际资本美化自己的财务报表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赢利使得国际性的汽车企业、IT企业、能源企业、矿产企业甚至金融企业等等均可以有不俗的表现，从这种角度看，中国无形中救活了太多的国际企业巨头与金融大鳄了。
第三是这里面很多因素都没有计算在内。比如不包含让人堪忧的每年都要发生的机票、火车票费用，更没有包含每个人都要承担的买房的费用，当然旅游景点的价格上涨、图书与教育收费的上涨也没有包含进去，如果把所有上涨因素都包括在内，怕就不单纯是CPI上涨一点点那么简单的了。
这些价格上涨的背后推手是谁呢？那要看谁才是价格上涨的最终受益者。
本人认为总结起来，主要是两大因素推动的：
一大因素是国有资本在推动：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家与子民之间就是一种买卖关系。
就如本人在文章《国家是最大卖家——和谐社会最大悲哀（11月27日）》中所说：企业是卖方、银行也是卖方、国家也是卖方。他们都在从不同角度，忽悠你，让你的思想从理性变得感性，他们都是向你推销各种东西，在你头脑发热的时候就花钱投资或者买单。
试想，那些基本的生活产品都是有国有控股与垄断的，看看水电、天然气、成品油、粮食等等，哪样不是被国有垄断呢？
另一大因素是外资的推动：
这要从另一个问题说起——谁才是“中国制造”所形成的巨大产能的真正的受益方！
450年前，为什么会有隆庆开关，为什么会有那前后的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
——难道他们真的是希望唤醒中国这头睡狮吗？
为什么一百五十年前要发生鸦片战争？为什么会有那之后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的侵略？为什么会有美国人先资助国民党、再资助达赖喇嘛、东突份子、台独势力、热比娅？难道他们谋求的仅仅是中国政治上的分裂与政权的更迭？
——难道他们真的是来分享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自由与民主吗？
为什么会有百年以来的教堂、教会、传教士的大肆流入中国？为什么会有美国的救世英雄形象？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音乐剧。
——难道他们就不是为了鲜花、掌声与票房吗？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外资推动企业上市、大量的海归回国、技术研发、成本原材料等等均由海外进口，国际化逐步蚕食民族主义的地盘，那些钱为什么来投资中国呢？
——难道他们不是为了寻求廉价的加工成本？难道不是为了图谋这13亿人口所形成的巨大市场的购买力吗？
看那些外资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厂房是划拨土地或者招商的时候优惠掉之后建造的、辅助设施是为了招商顺利而由政府代劳的、税收是被减免的、出口是受到退税补贴的、水源与土地的污染是不用付出成本与代价的，……
当这些因素被相继剥离之后，我们不能不承认：外资付出的是九牛一毛，却要享受巨大的利差；在中国的工厂里加工出来的那些产品，除了廉价的用工成本之外，基本就没有留给中国再多的东西了。
可悲的现状是——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加工基地。
更可悲的是随着“反山寨主义者”的论调甚嚣尘上，不管是原材料还是成品、不管是合资的品牌还是服务商，不管是维修还是辅件，广大居民均已经形成了花高价钱消费进口与带有进口因素的产品的习惯。所以，那些用中国的资源加工出来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作为进口商品的补充，就地消化卖给中国人的。
所以，外资在中国不仅得到了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得到了广大市场的真心拥趸。
——那些谋求资本、武力、文化入侵的新殖民主义者，得到此战绩，夫复何求！
但对被入侵者而言，难道不是可悲的吗？
但可悲的是：这还不是最可悲的。
——更可悲的是当任政府。
至少中国政府中的部分掌权者，已经成为与外资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侵吞国有资产、民族资源，那些出让子民利益的政策，还不是从那些官员那里制订出来的？深圳已经在前段时间出台了对“裸体做官”行为的约束与制裁措施，众所周知，这已经成为全国地方政府不能不面对的共同尴尬。
我们不是在指责政府，而是觉得政府的处境实在是可悲。
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表面上受到冲击的是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消费倾向，但实质上，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曾经以数以千万计的先烈的生命为代价而得到政权的执政党。面对那些先烈们打下的天下，难道他们不会感觉汗颜吗？
自古任何社会矛盾都有可能受到反对势力的利用而从小小的浪花演变成为涟漪，并最终成长为惊涛骇浪甚至洪水泥石流的，而官逼民反就是历朝历代的朝廷最担心出现的。
如今不管是住房还是食品，基本生活消费还是出行成本，都已经让中国的百姓难以承受。内忧外患时刻在困扰着中国，稍微有历史责任感与政治敏感度的人都会感受到其忧患。
我们不是全盘否定开放所带来的成就，更不是绝对地反对国际化，也不认为城市化与商品化就是经济腐败与道德沦丧的根源，而是真的需要对那些成就与成本进行冷静对比了。
也只有当我们冷静复盘的时候，才能够认清——谁才是改革的真正失败者？
我们不禁想到了1982年，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同年，香港的廖瑶珠代表，在通过第一个专门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人选名单时，申明弃权，理由是：“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我代表人民，代表港人投票，而不是投对领导的信任票。”
——同样是民众利益的代表，但相比于那些20年前的人，我们现在听证会上的那些代表难道不觉得惭愧吗？自己的真实意愿被强奸，难道不觉得压抑与屈辱吗？
——如果你感觉到压抑与屈辱而又知道反对无效，那么就大声地叫出来，表明你很愉悦与痛快吧！大约这才是真正的最为可悲之处吧！
而从语言到文化层面的渗透，从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到接受他们的品牌内涵，接受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从里到外都是披着国际化外衣，却失去了国家与民族的荣辱感，同时也失去了历史的传承责任与后世子孙的仰慕与尊重的种族。
——这种集体性的失语、沉默以及逆来顺受，或许才是最为可悲的！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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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部分相关主题的文章：
91、刺激消费与预防通胀——中央政策导向的混乱（12月6日）
83、改革开放政策——也许是将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源头力量（10月20日）
82、堂会经济下的中国——牛气背后的微妙问题！（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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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农村城市化与小产权房是否会成为社会矛盾激化器（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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