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青年时代离开家乡的，先读书，后从政，相信很多有志青年都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一般说来，离开家乡的这种举动，都会和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说法联系在一起。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意外。关于我告别故乡上蔡的动机，几千年来的解释，不但一直不大光彩，甚至还有一点龌龊。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只肮脏的老鼠，挡死了我本该通往伟大理想的阳关大道，逼迫我走上了满足个人私欲的独木桥。在以后荣极一时的岁月里，我也曾试图梳理过自己出走的缘由，这容易产生自我贴金的错觉。有一段时间，我沉湎于故土流传的关于我离乡的传奇中，但这是儿子李由向我复述的往事。儿子美我，私我也，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们父子之间当时的谈话，是在相府进行的。早先的记忆已非常遥远，高大官署那种空阔森严的氛围和场景，让本属家庭间成员的见面，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庄重感。这份尴尬被聪明的李由捕捉，他巧妙地把自己上任的话题，引到我当年至关重要的出走，往事被这么轻轻提出来，他看着我时立马就恢复儿子面对父亲的坦然，不再有即将履新的郡守拜见丞相的丝毫不安。同样是实现抱负，但我知道他的路和我的路截然不同，他只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年轻官员，一名十足的官宦子弟，因为父亲的权势顺利地步入仕途，进入了大秦政坛的后备干部行列；而我则是平民出身，一位靠个人奋斗杀入政界的知识分子，我的身上代表着新兴力量崛起的人间正道——而这关键的一点，我相信，和我出走的动机没有任何干系。

在我讲述自己早年的经历之前，相信许多人已经翻阅过我的档案。它在秦以后的社会没有机密可言，就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一生的历史排在列传二十七的位置。开篇寥寥数笔，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我的价值取向——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对于老鼠问题，我一直觉得证据不足。

先不说司马迁安排的那只道德化的老鼠是否真的和我会晤谋面，但我承认，这个场景完全可能出在我上蔡的生活中。如你所知，当时我是乡里的一名小吏，负责诉讼、收税、差役等不上桌面的乡里乡事。主要工作说好听一些有些类似文书，从事抄抄写写的工作，是一位极其普通的刀笔小吏。之所以叫刀笔吏，是指做文书之类工作时，通常用笔在竹简上抄录，写错了，则要用刀轻轻把字刮掉。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我极少用刀，因为我经手的竹简和木椟很少有涂改的痕迹，但我严谨认真的工作并不能改变工作岗位的事务性和过于琐碎化。因此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安于现状，可能会有些愤世嫉俗，可能会对外面的世界多一些关心而给别人留下好高骛远的印象，总之我的不太合群，免不了会给同事留下些口舌——这样说来，以后在对我的议论中，出现一只让司马迁特别在意的老鼠也是顺理成章。

我自认为自己的文章尚可一读，对写作的立意、技巧什么的也并不陌生。从作文的角度看，那篇为我的一生盖棺定论的《李斯列传》，在文学上的主要特点是以心理描绘见长。司马迁选取了“李斯”早年生活的一个典型事件——就是看到了厕所中的老鼠和粮仓中的老鼠，由此认识到人也同老鼠一样，有出息与没出息，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意思也就是，爬上高位的自然有出息，沦落下层的自然没本领——表现了“李斯”倾慕富贵荣华的心理。

我并不否认身上洋溢的功利色彩，但我清楚，实际情况，也就是我的出走，并不是由那只主观化的老鼠决定的。

我猜度，司马迁对“李斯”一生的描述，大致来自前人的记载和口口相传。大致可以断言，司马迁并没有去过我的家乡，因为在上蔡，关于我的出走，不同版本的传说塑造了我正面的形象，正面得甚至让我受用不起。

事隔多年，儿子李由对我转述的那个民间传说，只是其中之一的平和版本，它和老鼠无关，而和一场大雪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