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的途中，我有时举目四顾，却除了天圆地方的苍莽和自己的形单影孤之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现，于是，不禁常常暗笑自己的形象宛若一介苦行僧人，的确，在这一孤苦行旅中也曾自觉地避开了世俗的喧嚣和书市的热潮，读着一些静静的书；我渴望在自己的行囊里只携带仅有的几本书，然后踏上朝圣之路。恍惚记得自己是在多年以前便已悟得了简朴单纯所特有的妙处，并一直将它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来持守的，它已成了我的生命和生活的习惯。但在身后知识界滚滚滔滔的庞大声浪中，也不经意地会有几朵浮云偶尔飘到身前并进入眼帘，然后惊喜地发现：这些翻卷过来的浮云大都是世俗的障眼法，真正的面目却是天边远挂的寥落星辰，它们以其意外的光芒和温暖下照并沐浴着我，我虽然并不明白这些原本寂寥的星辰为何会演化成浊世中的浪花，但对它们的意外阅读亦已构成了自己的下意识的期待，开始可能还是不经意地，后来便渐渐地成了自觉的行为，于是我与当代读书界的一些优秀的信息在地上接通。
在这类相遇中，我这苦行僧曾有过两次与真佛相遇的震撼体验。一次是1996年与印度大智者奥。修相遇，奥。修是大成至境的到达者，非凡胎肉眼可比，这里略去不谈；另一次就是与这个刘亮程的猝然相遇。
这刘亮程可是个不折不扣生长在祖国新疆黄沙梁里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的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坛真可谓是一个深刻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我们先来读这么几段扬名于世的文字：
1、“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
我正躺在山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2、“能让一棵树长得粗壮兴旺的地方，也一定会让一个人活得像模像样。往回走时，我暗暗记住了这个地方。那时，我刚刚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我已经放任自己像植物一样去随意生长。我的胳膊太细，腿也不粗，胆子也不大，需要长的东西很多。多少年来我似乎忘记了生长。”
3、“也许我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它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驻足，在风中浅唱。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都是人的鸣叫。”
这些话语令我联想起另外一段话。那就是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在1623年大病之后写下的《突变引起的诚念》中那段著名的箴言：“太阳升起的时候，谁不抬头看太阳？彗星划破夜空的时候，谁又肯把目光移开？任何钟声一响，谁不侧耳细听？当钟声是送别他的一部分离开这世界，谁又能充耳不听？没有谁是独立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整体的一部分。大海如果把一块土地冲走，欧洲就好像小了一块，就好像海峡缺了一部分。每个人的死去就好像减去了我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包含在人类之中的。所以不必打听丧钟是为谁而鸣，它是为你敲的丧钟”。
不过，约翰•堂恩仅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神秘联系，而刘亮程在此延伸的却要更远，而且更干净、清晰。那是与万物合一并入神秘的存在之域以后才能出现的澄明的文字，而这等文字在刘亮程笔下几乎可以说是触目皆是，显然，在他眼里，就好象在存在里面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是优越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低劣的，一切都是为了构成同一个整体，齐一等物！看来，刘亮程已通由另外一条道路到达了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在那里，身周万物都在传递着关于生命的隐秘信息，而人类无知的以一己为中心的傲慢是踪影无存的，相反，每一个渺小的生灵都可以成为一个宏大的精神事件，成为一条拥有无限深度的精神通道。我相信，那是一条温暖的道路。
其实，类似的文字我也曾在英年早逝的散文家苇岸、美国思想家梭罗笔下见到过。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已在林贤治的名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获得过追认，并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我认为苇岸虽天性纯良、意志坚忍，却过于愚钝，才识皆欠，在长年如一日的对自然的观察中，拥有了一定的厚度，而广度、深度都有所亏欠，到了刘亮程手里，厚度、广度、深度，甚至高度都有了，他那纤细的思想的触角能够完全延伸到事物最微妙的细部，并有了全新而又深刻的生命体悟；而梭罗更是文明世界中偶尔抽身而至的匆匆过客，他的一时矫情在他同时代人眼里便已成诟病，何况是百年而后的我们，而对自然生命的实验性体验又完全依于他内心的瞬间冲动，兴动而来，兴尽而去，纵然悟性再高，纵然《瓦尔登湖》通篇都是智慧，又哪里比得上如刘亮程这等将生命的根须深深扎于大地深处的自然的吟唱者！
刘亮程可以坦然得象大地上的玉米瓜果一般的成长，然后在风中老去，但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人，他对时间又同样的敏感，他说：
“一棵树枯死了，提前进入了比生更漫长的无花无叶的枯木期。其他的树还活着，枝繁叶茂。阳光照在绿叶上，也照在一棵枯树上。我们看不见一棵枯树在阳光中生长着什么。它埋在地深处的根在向什么地方延伸。死亡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一个人死了，我们把它搁过去－－埋掉。
我们在坟墓旁边往下活。活着活着，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条路是谁留下的。那件事谁做过了。这句话谁说过。那个女人谁爱过……”
他还说：
“草，大概五年时间长满被人铲平踩实的院子，
蛀虫打算用八十七年，把这棵木梁蛀空，然后房顶塌下来。
风四十年吹尽一扇门上的红油漆，雨八十年吹掉墙上的一块泥皮。
大概要一千八百年，墙根就彻底毁了。
一根扎入土的钢筋，带给土地的将是永久的刺痛，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消磨掉它。除了时间。”
生命楔入时间，或者说反过来讲——时间楔入生命，带来的都是一种隐痛，它来自于生命，因为生命并不象草一样在野火中熄灭，人也无法在时间之外观望着时间的逝去，唯一拿来与时间对抗的却是脆弱的生命；本来生命可以和时间一起老去，无痛无觉，可是作为觉醒的灵魂，人，还要面对着大地上的无数纷繁人事，在被风吹老的同时，还要挣扎一生。直到暮色苍茫时，才又回头发现："许多年之后，你再看看，骑快马狂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这种在时间中熄灭了与时间奔跑的无知无疑是生命的大智慧，按说四十岁才是人生智慧的开端，用孔子的话说是“四十不惑”，但刘亮程这种生命智慧的获得却在四十岁以前便已完成。
是的，我们都熟稔人类世界，可是心灵却从来不曾到达过人之外的世界，比如一条狗、一只蚂蚁的世界，一阵风、一粒沙的世界，而在那里，打捞出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心灵庸常的感动，更可能是生命内在灵性的变化和超越，而刘亮程在做的，正是追怀一些永恒的事物，它似乎正在渐次远离我们。另外，我们还丢失了人类某些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神话，而这些记忆和神话就直接来自于我们处身于其中的自然世界，它们曾经象阳光、雨露一般地滋养着我们，而一旦被我们遗忘之后，唯一留下的却是我们人类无来由的傲慢和偏执，带着这万丈无明来面对天地万物。刘亮程说：“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些巨蟒大禽。”我倒愿意将这段澈悟的文字看成是对世俗灵魂的批判！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文字中有一个最高的境界，那便是与自然万物、宇宙苍生歙合无间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曾经将人生的最高境界定位为“天地”之境，我想，就文字而言，刘亮程在我个人眼里便属于此等与上下接通的“天地”文字。它避开了一切的浮华丽辞，而着力于对存在的深度挖掘，将人类独有的情感活动向自然生命无限地延伸，而获得了全新而又古老的体验，用法国著名文论家斯达尔夫人的话说便是：“艳丽浮夸和光怪陆离的东西往往属于刚入门者，单纯的真实情感最古老而永恒。”这种情感原应是我们所熟悉的，而事实上却又已长年久违！
有时侯我又很怀疑，我不知在祖国大地上悄然抵达这一境界者有几人，如果再多几个刘亮程的话，那么势必会令一批长年摩挲文字的职业写家陡然惊起，就象当年福楼拜读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喊出“罢了，罢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一样地悲凉，入坠冰窟般的寒意透了上来，因为在云遮雾罩、峰回路转的艰难跋涉时，却突然发觉有人已经似乎毫不费力地稳稳地立在路的尽头，而自己的那多年自珍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竟一下子成了对自身努力莫大的讽刺，这种情形的确会令许多力争上游者的文学雄心冷了大半，但从中是否也递给我们一个启示：抵达文学最高王位的路径除了纯知识一途以外，应该还隐藏着另外一条更加玄妙而又具体切实的永不隐匿永不消退的道路。
我们再来看看刘亮程所受的教育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刘亮程总共只上过五年学，三年初中，一年多小学。他调侃着说：“——我晚上了两年，许多字没赶上学，后来又再没机会去补课。到现在我依旧有许多不认识的字。我一直用很有限很简单的一些文字在写作，好在还没感觉到不够用。大概我的写作仅限于一个小村庄，要表达的也就那么一点点东西，这些文字已经足够了。”其实，关于教育，刘亮程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早已获得了常人无法达到的深度：“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高等的教育是生存对他的教育——你们跟着导师教授学，我跟着一群牲畜学。你们所有的人学一种课本，我一个人学一种课本。--对一个生存的体验者和思考者来说，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没有偏远落后的生活。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心。最前沿的生活肯定是最贴近我们肌肤心灵的生活，无论在何处。”这话再一次地证明了我曾经有过的猜想：纯知识的教育与人无关，更不能造就出一个优秀的作家，作家只有扎根于他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沃土中才能成长开花。所以，当刘亮程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出生，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一切道理。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蕴含了全部。”这话我信，就象我相信布莱克的那神秘诗句：“从一粒砂中看到一个世界/从一朵野花看见整个天堂/把无限握在掌心/永恒在一刹那收藏”的真实性一样！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或普通自我的创造性表现之一，如果创造力沉寂睡去，语言也会停滞不前。”而那种最高的创造力，只有让它扎根于生活的沃土才能完全苏醒过来，同样，一个优秀作家的诞生，也会因其全新的艺术才华必将会给民族语言带来全新并富有启示性的面貌，我想，刘亮程在中国当代文坛的诞生便应属于这类例子。而到了城市中的刘亮程我并不担心，才秉已蕴于他的内里，更何况他是那么地清醒于自己的寂寞和孤独，“我的寂寞和恐惧是从村里带来的。
每个人最后都是独自面对剩下的寂寞和恐惧，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个人的。就像一粒虫、一棵草在它浩荡的群落中孤单地面对自己的那份欢乐和痛苦。其他的虫、草不知道。”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在这里，城市或村庄并不要紧，因为相对于人和生命，文明是那么的短暂和脆弱，而刘亮程所持秉的正是万物同体同悲的至高生命理念，城市并不足惧！有的倒是龙入蛇群，从而造成了蛇群的惊慌！
在这类相遇中，我这苦行僧曾有过两次与真佛相遇的震撼体验。一次是1996年与印度大智者奥。修相遇，奥。修是大成至境的到达者，非凡胎肉眼可比，这里略去不谈；另一次就是与这个刘亮程的猝然相遇。
这刘亮程可是个不折不扣生长在祖国新疆黄沙梁里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的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坛真可谓是一个深刻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我们先来读这么几段扬名于世的文字：
1、“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
我正躺在山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2、“能让一棵树长得粗壮兴旺的地方，也一定会让一个人活得像模像样。往回走时，我暗暗记住了这个地方。那时，我刚刚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我已经放任自己像植物一样去随意生长。我的胳膊太细，腿也不粗，胆子也不大，需要长的东西很多。多少年来我似乎忘记了生长。”
3、“也许我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它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驻足，在风中浅唱。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都是人的鸣叫。”
这些话语令我联想起另外一段话。那就是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在1623年大病之后写下的《突变引起的诚念》中那段著名的箴言：“太阳升起的时候，谁不抬头看太阳？彗星划破夜空的时候，谁又肯把目光移开？任何钟声一响，谁不侧耳细听？当钟声是送别他的一部分离开这世界，谁又能充耳不听？没有谁是独立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整体的一部分。大海如果把一块土地冲走，欧洲就好像小了一块，就好像海峡缺了一部分。每个人的死去就好像减去了我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包含在人类之中的。所以不必打听丧钟是为谁而鸣，它是为你敲的丧钟”。
不过，约翰•堂恩仅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神秘联系，而刘亮程在此延伸的却要更远，而且更干净、清晰。那是与万物合一并入神秘的存在之域以后才能出现的澄明的文字，而这等文字在刘亮程笔下几乎可以说是触目皆是，显然，在他眼里，就好象在存在里面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是优越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低劣的，一切都是为了构成同一个整体，齐一等物！看来，刘亮程已通由另外一条道路到达了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在那里，身周万物都在传递着关于生命的隐秘信息，而人类无知的以一己为中心的傲慢是踪影无存的，相反，每一个渺小的生灵都可以成为一个宏大的精神事件，成为一条拥有无限深度的精神通道。我相信，那是一条温暖的道路。
其实，类似的文字我也曾在英年早逝的散文家苇岸、美国思想家梭罗笔下见到过。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已在林贤治的名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获得过追认，并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我认为苇岸虽天性纯良、意志坚忍，却过于愚钝，才识皆欠，在长年如一日的对自然的观察中，拥有了一定的厚度，而广度、深度都有所亏欠，到了刘亮程手里，厚度、广度、深度，甚至高度都有了，他那纤细的思想的触角能够完全延伸到事物最微妙的细部，并有了全新而又深刻的生命体悟；而梭罗更是文明世界中偶尔抽身而至的匆匆过客，他的一时矫情在他同时代人眼里便已成诟病，何况是百年而后的我们，而对自然生命的实验性体验又完全依于他内心的瞬间冲动，兴动而来，兴尽而去，纵然悟性再高，纵然《瓦尔登湖》通篇都是智慧，又哪里比得上如刘亮程这等将生命的根须深深扎于大地深处的自然的吟唱者！
刘亮程可以坦然得象大地上的玉米瓜果一般的成长，然后在风中老去，但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人，他对时间又同样的敏感，他说：
“一棵树枯死了，提前进入了比生更漫长的无花无叶的枯木期。其他的树还活着，枝繁叶茂。阳光照在绿叶上，也照在一棵枯树上。我们看不见一棵枯树在阳光中生长着什么。它埋在地深处的根在向什么地方延伸。死亡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一个人死了，我们把它搁过去－－埋掉。
我们在坟墓旁边往下活。活着活着，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条路是谁留下的。那件事谁做过了。这句话谁说过。那个女人谁爱过……”
他还说：
“草，大概五年时间长满被人铲平踩实的院子，
蛀虫打算用八十七年，把这棵木梁蛀空，然后房顶塌下来。
风四十年吹尽一扇门上的红油漆，雨八十年吹掉墙上的一块泥皮。
大概要一千八百年，墙根就彻底毁了。
一根扎入土的钢筋，带给土地的将是永久的刺痛，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消磨掉它。除了时间。”
生命楔入时间，或者说反过来讲——时间楔入生命，带来的都是一种隐痛，它来自于生命，因为生命并不象草一样在野火中熄灭，人也无法在时间之外观望着时间的逝去，唯一拿来与时间对抗的却是脆弱的生命；本来生命可以和时间一起老去，无痛无觉，可是作为觉醒的灵魂，人，还要面对着大地上的无数纷繁人事，在被风吹老的同时，还要挣扎一生。直到暮色苍茫时，才又回头发现："许多年之后，你再看看，骑快马狂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这种在时间中熄灭了与时间奔跑的无知无疑是生命的大智慧，按说四十岁才是人生智慧的开端，用孔子的话说是“四十不惑”，但刘亮程这种生命智慧的获得却在四十岁以前便已完成。
是的，我们都熟稔人类世界，可是心灵却从来不曾到达过人之外的世界，比如一条狗、一只蚂蚁的世界，一阵风、一粒沙的世界，而在那里，打捞出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心灵庸常的感动，更可能是生命内在灵性的变化和超越，而刘亮程在做的，正是追怀一些永恒的事物，它似乎正在渐次远离我们。另外，我们还丢失了人类某些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神话，而这些记忆和神话就直接来自于我们处身于其中的自然世界，它们曾经象阳光、雨露一般地滋养着我们，而一旦被我们遗忘之后，唯一留下的却是我们人类无来由的傲慢和偏执，带着这万丈无明来面对天地万物。刘亮程说：“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些巨蟒大禽。”我倒愿意将这段澈悟的文字看成是对世俗灵魂的批判！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文字中有一个最高的境界，那便是与自然万物、宇宙苍生歙合无间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曾经将人生的最高境界定位为“天地”之境，我想，就文字而言，刘亮程在我个人眼里便属于此等与上下接通的“天地”文字。它避开了一切的浮华丽辞，而着力于对存在的深度挖掘，将人类独有的情感活动向自然生命无限地延伸，而获得了全新而又古老的体验，用法国著名文论家斯达尔夫人的话说便是：“艳丽浮夸和光怪陆离的东西往往属于刚入门者，单纯的真实情感最古老而永恒。”这种情感原应是我们所熟悉的，而事实上却又已长年久违！
有时侯我又很怀疑，我不知在祖国大地上悄然抵达这一境界者有几人，如果再多几个刘亮程的话，那么势必会令一批长年摩挲文字的职业写家陡然惊起，就象当年福楼拜读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喊出“罢了，罢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一样地悲凉，入坠冰窟般的寒意透了上来，因为在云遮雾罩、峰回路转的艰难跋涉时，却突然发觉有人已经似乎毫不费力地稳稳地立在路的尽头，而自己的那多年自珍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竟一下子成了对自身努力莫大的讽刺，这种情形的确会令许多力争上游者的文学雄心冷了大半，但从中是否也递给我们一个启示：抵达文学最高王位的路径除了纯知识一途以外，应该还隐藏着另外一条更加玄妙而又具体切实的永不隐匿永不消退的道路。
我们再来看看刘亮程所受的教育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刘亮程总共只上过五年学，三年初中，一年多小学。他调侃着说：“——我晚上了两年，许多字没赶上学，后来又再没机会去补课。到现在我依旧有许多不认识的字。我一直用很有限很简单的一些文字在写作，好在还没感觉到不够用。大概我的写作仅限于一个小村庄，要表达的也就那么一点点东西，这些文字已经足够了。”其实，关于教育，刘亮程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早已获得了常人无法达到的深度：“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高等的教育是生存对他的教育——你们跟着导师教授学，我跟着一群牲畜学。你们所有的人学一种课本，我一个人学一种课本。--对一个生存的体验者和思考者来说，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没有偏远落后的生活。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心。最前沿的生活肯定是最贴近我们肌肤心灵的生活，无论在何处。”这话再一次地证明了我曾经有过的猜想：纯知识的教育与人无关，更不能造就出一个优秀的作家，作家只有扎根于他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沃土中才能成长开花。所以，当刘亮程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出生，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一切道理。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蕴含了全部。”这话我信，就象我相信布莱克的那神秘诗句：“从一粒砂中看到一个世界/从一朵野花看见整个天堂/把无限握在掌心/永恒在一刹那收藏”的真实性一样！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或普通自我的创造性表现之一，如果创造力沉寂睡去，语言也会停滞不前。”而那种最高的创造力，只有让它扎根于生活的沃土才能完全苏醒过来，同样，一个优秀作家的诞生，也会因其全新的艺术才华必将会给民族语言带来全新并富有启示性的面貌，我想，刘亮程在中国当代文坛的诞生便应属于这类例子。而到了城市中的刘亮程我并不担心，才秉已蕴于他的内里，更何况他是那么地清醒于自己的寂寞和孤独，“我的寂寞和恐惧是从村里带来的。
每个人最后都是独自面对剩下的寂寞和恐惧，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个人的。就像一粒虫、一棵草在它浩荡的群落中孤单地面对自己的那份欢乐和痛苦。其他的虫、草不知道。”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在这里，城市或村庄并不要紧，因为相对于人和生命，文明是那么的短暂和脆弱，而刘亮程所持秉的正是万物同体同悲的至高生命理念，城市并不足惧！有的倒是龙入蛇群，从而造成了蛇群的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