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人文系列之七

　　共时态视角中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一论

　　文/范海辛

　　（文化模式一文分为一论、二论、三论、四论四篇；我把文化模式分为两类——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然后又从共时态与历时态的不同视角进行考察。一论为共时态视角的两类文化模式；二论为历时态视角中传统社会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三论为历时态视角中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四论为历时态视角中后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

　　在上一篇文章的末尾，笔者断言：除了一种东西外，人不被任何东西所决定。有人不禁要问，这种东西是什么？我的回答：文化。因此，这句话的含意是，人是自我决定的动物，因为文化是人在外界条件制约下的自由选择。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的多样性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在唯物论者看来，文化的多样性是由物质的多样性造成的。不错，物质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化的多样性，但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文化仍旧可以呈现极大的多样性，这里面就有人的随意性、偶然性在起作用。譬如人的丧葬文化。农耕民族一般是土葬，游牧民族一般是火葬（亲人的骨灰便于携带），这体现了自然条件对文化的制约。但就是相同相似的自然条件，人们的丧葬习俗还是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波斯国王大流士问来访的希腊人，在什么条件下，你们会吃掉自己父亲的尸体而不是用火葬的方法处理？希腊人回答：无论如何都不行。然后大流士国王当着希腊人的面又问来访的一个印度部族的人，要何种代价你们才不吃掉父亲的尸体而改用火烧焚毁？这个人惊恐地叫喊起来，并乞求大流士不要再谈论这种亵渎他们死去亲人的事。

　　如果人的行为都是被其物质环境所决定的，那么希罗多德时代的这个印度部族的奇怪的丧葬习俗，又是何种物质环境造成的呢？

　　人性是大同小异的，文化是否也是如此？否，文化因为外界条件制约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在其形态上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就以丧葬方式而言，除了较多见的土葬、火葬外，还有将亲人尸体为动物啄食的方式存在（西藏的“天葬”）。

　　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文化，而相同相似的文化又形成共同的文化模式。因此，研究文化模式有助于我们了解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不同文化。在这方面，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值得一提。她以《文化模式》和《菊花与刀》二本著作奠定了自己在此领域的权威地位。《文化模式》一书是对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研究。她以尼采关于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思想，将印第安部落分为酒神型与日神型两种基本文化模式。所谓酒神型，与喝酒致醉有关。北美与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整体上都属于此种文化模式，在行为上往往表现为缺乏理性，好幻想，易冲动，富有进攻性。而日神型文化模式则属于一种理智型文化，北美新墨西哥的普韦洛人就属于这种文化模式。他们主张行为节制，恪守中庸，处事冷静，待人温和谦恭。印第安人中的多布人部族，不同于上述两种文化模式，该部族属于一种极端实用主义的文化模式，其行为往往背信弃义，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处处以他人为敌，对人凶狠残酷，做事无法无天，被本尼迪克特概括为一种偏执狂文化。

　　《菊花与刀》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模式的分析。二战末期，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着手对日本文化模式与国民心理进行研究，以便为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令人称奇的是，她并未去日本进行实地调查，仅凭对日本侨民和战俘进行的访谈和问讯，提出了日本文化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耻感文化，而西方是罪感文化。正是基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美国政府制定了与对西德完全不同的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主化改造。

　　对日本文化分析的专著之所以定名为《菊花与刀》乃在于，本尼迪克特发现，日本人的性格中充满了相互对立的矛盾：“菊花和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引文见该书p.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所谓罪感文化与耻敢文化，她是这样解释的：西方人即使做了某些笨事，尽管这并不是罪恶（穿着不合时宜或口误）也会极度懊恼，令其有负罪感。而日本人做了错事，只要未被发现，就不会有耻辱感。日本人关注的中心不是人内在的自律和理性的原则，而是“面子”或他人的看法。即使对神，他们也无坦白的习惯。顺便指出，我们中国文化实际与日本差不多，国人不必对此幸灾乐祸。

　　如果要对古今中外这些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各种文化模式进行分类，那么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一类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有人也许会问，以哲学认识论领域中两种基本的认识理论来为文化模式分类，有什么理由呢？因为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哲学的核心又在于认识论。认识论上的差异，是文化模式最根本的差异。对文化模式的这种两分法，无论在共时态还是历时态的视角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很有独创性。与其他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分期不同，他把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史前、古代、轴心、科技。所谓“轴心期”，是指公元前800－200年这段时间。在轴心期，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子和印度的释迦牟尼差不多同时创立了各自的学说，而他们的学说对后来的世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哲学家赵敦华（北大哲学系教授）先生认为，虽然世界各地的古人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是仅有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华三地的文化产生了哲学，而古埃及虽有悠久的文明，却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哲学。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出现的三种文化模式其差别在于精神觉醒的程度不同。在西方，形成了理性的、具有极大历史感的文化精神，而在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则是一种因循守旧的精神。他指出，“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引人注目得多。和东方有时变得很弱的精神持续并列，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具体说来，“中国和印度总是延续他们自己的过去存活。另一方面，希腊则超出了他自己的过去”。（引文见《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4、6）

　　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属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对此，伟大的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Karl .R.Popper  1902－1994，英籍犹太人，曾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老师）对此有很好的解释：

　　“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指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引者），然而理性主义至今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引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10月版）

　　理性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说理，对此赵敦华教授将三种文化模式做了对比。他说，古希腊哲学是说理的，古印度哲学是说教的，古中华哲学半是说理，半是说教。

　　上海的余秋雨则对这三种文化模式有一个更加形象的描述：亚里士多德站在地中海滨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释迦牟尼站在恒河畔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孔子站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文中，也区分评判了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他认为文化作为“生活的样法”或“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存在着各种差别的，其中有三种基本取向，可称作“人生的三路向”。第一种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第二种是持中的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解决，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或使自己的意欲调和。第三种路向则是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销问题或要求，或曰是反身向后，以禁欲态度来面对问题。这里，西方是取第一条路向，中国是第二条，印度是第三条。（参见《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主编，2008年版 P.27－28）

　　西方属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基本没问题，为何中国与印度同属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呢？中国文化重经验、讲实用，归在经验主义范畴很适合，印度文化则有相当鲜明的神秘主义色彩，怎么也归入经验主义范畴？对此我以为有如下理由：首先，神秘主义在知识的来源上与经验主义相同，都强调主观体验的绝对性与基本性；其次，在知识的形态上也与经验主义相同，都强调知识的具象性与可感性；其三，在对待客观规律上，二者态度也相同，或者是根本否认任何规律、或者是只承认规律的或然性而否定其必然性与普遍性；其四，在对待逻辑问题上，二者也相同，都反对逻辑的缜密性与明晰性而强调逻辑的随意性与模糊性。

　　雅斯贝尔斯对共时态文化的三分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免有所疏漏，例如伊斯兰文化，我们就无法将之归入这三种中的任一种。

　　在共时态的文化模式研究方面，德国的社会学家马科斯 韦伯（1864－1920）可说是这个领域的先驱。韦伯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指出了理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他以理性主义为钥匙，开拓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为此，他先后研究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以及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这九种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并得出了东方的意图伦理与西方的责任伦理的重要成果。韦伯从宗教入手来考察各国的文化，可说是抓住了文化的关键。因为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文化是以宗教为载体成长起来的。韦伯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精神）并不是他所尊敬的学术前辈马克思所说的贪婪，也不是资本，而是理性主义。

　　理性一词在英文中有两个单词，一为reason，一为rationality，但是理性主义却不是reasonlism，而是rationalism。“理性化”一词也与reason无关，而是rationalize。rationality来自于拉丁文，其词根是ratio (比、比率) 与ration（定量、配给）。这两个词中，都含有计算、计量的意思。因此，理性主义逐渐从唯理论这种纯哲学的认识论中的一个学派变为有经济学内涵的一个概念。更为奇特的是，rationalism与rationalize在中文中既可译为理性主义与理性化，又可译为合理主义与合理化。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合理化建议，又可称为理性化建议。

　　在该书的导论部分，韦伯在分析了现代西方在神学、自然科学、历史学、音乐、建筑、教育、政治机构与经济等方面与传统世界的差别之后指出，“因此，在文化史的幼稚园里就应该教导人们，一定要彻底放弃这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天真思想。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002年2月陕西师范大学版，序言导论部分第15页）

　　韦伯举了一例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些做纺织品生意的货庄主（putter out）收购农民交来的亚麻布，然后坐等客户上门。他们过着闲适的生活，“那时营业时间不很长，大概是每天五到六小时……收入尚可……同行之间关系比较好……他们每天在小酒馆里消磨很长时间……。”有一天，这种闲适的生活结束了。起因为出身于他们这一行的“某个年轻人来到农村，仔细挑选适合于雇佣的工匠，大幅度提高监督他劳动的严格程度，由此把他们从农民变为工人。另一方面，他开始改变了行销方法，尽可能直接接触最终消费者；他把一切详情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每年走访客户，亲自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最重要的是改进产品质量，使之适合消费者的要求和愿望。与此同时，他开始采用薄利多销的原则。”（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陕西师大出版社P.39-41）结果是传统的货庄主破产，而这个在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合理化的青年发了财。韦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并未起多大作用，起作用的是一种勤业的精神，但所谓的勤业精神并非是盲目的吃苦耐劳、早出晚归，而是在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的合理主义（理性主义）精神，即合理的生产技术，合理的劳动力组织，合理的生产流程安排，合理的工资，合理的劳资关系，合理的商品价格，合理的营销活动，合理的质量控制与合理的客户管理等。在这里，合理主义实际就是使主观合于客观之理，至于此理是从演绎所得还是从归纳所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理”必须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首先在新教文化区域发生，说明在世界的九种主要的宗教文化中，新教的理性主义精神最强，这也为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基本都为新教文化模式的现实所证明。但是排在新教理性之后的文化模式是哪一个，韦伯并未明确指出，后人一般认为肯定是天主教文化模式。但是80年代东亚儒教文化圈经济的崛起，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天主教与儒教的理性排名。韦伯当年对儒教理性有过较高评价，他认为世界上这九种主要宗教中，只有新教与儒教是入世的，其余都是主张出世的（脱离红尘）。只是新教是以理性积极地宰割世界，而儒教则是消极地适应世界。

　　以韦伯的理论来考察前南斯拉夫，就不难发现理性水平与经济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前南地区基本是由西往东分布着几个不同的民族与宗教，最西面的是信奉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往东是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再往东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这东中西三块区域，西边的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最富，中部的塞尔维亚次之，东部的科索沃最穷。当年由于铁托的铁腕统治把这几个民族拴在了一起，铁托要求西部的富裕地区要无偿支持中部和东部地区。但由于铁托未能建立起新型的文化模式，故在其死后，南斯拉夫马上走向分崩离析。

　　毫无疑问，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在发展科技和经济上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这是因为其体现了人的不被决定、自由超越的本质，而科技与经济正是人摆脱被制约、实现超越的手段。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精神的觉醒指的也是这个，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则体现了人的动物本能与消极适应环境的意志。或者说理性主义文化重在人的发展而经验主义文化重在人的生存。两种文化模式各有其优缺点，均有其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