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窗”                                     

　　谢 泳

　　编辑要我以“同窗”为题写一篇短文，一开始，我理解是要记述我的一位“同窗”或者与此相关的事件。我想了想，感觉按这个思路恐怕完不成任务。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只有好大学出来的学生才有“同窗”的概念，我没有上过好大学，我只是一个师专毕业生，自然也就没有值得写出的“同窗”主题了。没有人物，也没有事件，我只能谈一点关于“同窗”的感想。

　　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一般说要依靠血统和地缘来形成，这是一种自然的亲缘关系。在这个关系之外，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以教育为主要纽带的“同窗”关系了。在科举时代，特别注重“同年”，也就是一起中举的人，会把这个偶然间产生的关系似为特殊的关系，因为科举是那个时代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所以“同年”构成社会网络的主要纽带 ，在实际生活中，它的重要性可能还要超过其它自然的关系，这其中有习惯力量形成的情感因素，但更多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很难再找出自然关系之外而具稳定纽带作用的关系，“同窗”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在现代社会，教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同年”的概念消失了，“同年”只是在同年考试中偶然形成的，而“同窗”的概念，自然包含了同年考试这个偶然机遇，更包括了在固定的环境和稳定的时间中共同建立的感情，如果说“同年”是建立在一起成功的基础上，那么“同窗”除了一起成功外，还有一起奋斗的意义。

　　现代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之间，一般说来只有大学更具有“同窗”的含义，虽然每个阶段中的同学，我们都可以“同窗”视之，但唯有大学才具备“同窗”的意义。“同窗”在宽泛的意义上意味着在同一所大学读过书，但更具体说是在同班一起就读的同学才可以视为“同窗”。我在文章一开始说，只有好大学才有“同窗”的观念，就是说“同窗”意味着一种高级的社会关系，它是以社会精英为主要网络的一个关系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同窗”是以向上扩展关系为主的网络，向下则显示不出它的重要性。人际交往的关系是越往上扩展越能显示“同窗”的重要性，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生活基础之上的关系，所谓知根知底，再就是起点稳定。现代中国社会精英的主要来源，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以名校为原始扩展方向，虽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单纯以名校为选拔原则，但在事实上名校的优势特别突出，有些行业已形成以某一名校或者名校的名专业为主扩展“同窗”关系的社会网络，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传播系非常有名，现在报业中已显示它的“同窗”优势，电视广播以中国传媒大学的专业优势最为显著，最终也将形成以“同窗”为比较选择优势的趋向，这个特点其实都不需论证，一眼就可以看出。在现实中，那些着力要选择名校或者名专业的家长和学生，天然具有理解“同窗”含义的洞察力，他们的选择中其实包含着对未来社会关系的考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今后的社会里，由于单一的独生子女制度，决定了在这个关系中扩展出的社会关系极其有限，乡土社会依赖地缘建立的亲密关系也在慢慢淡化，因为故乡正在远离人们的情感，流动和便捷的联系方式，其实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后“同窗”很有可能是人际交往中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了。

　　好大学才有“同窗”的观念是建立在“同窗”的精英构成上，一般的大学在今后要扩展出事实上的高级社会关系已非常有限，所以现在“同窗”也就是类似于科举时代“同年”的概念，它主要限定在官场才有特殊意义。“同窗”虽然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间会有不同的区别，但它将来可能主要不是一个表达情感和友谊的概念，而是一个表达关系的概念了。毛泽东过去讲过一句话；干部来自熟悉。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精英间的流动中，教育背景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所谓熟悉，大概“同窗”是一个最优先的基础了。

　　（本文曾刊于去年某期《大学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