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思想史上，思想家们往往会抓住人的某一方面特征展开自己对人的理解，比如认为人是生物人、宗教人、文化人、经济人、理性人、非理性人等等，他们在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在一定角度和程度上揭示了人的本性。但是也正是由于他们过度强调了某一方面特性而淡化或忽视了其他方面特性，他们往往深刻而片面和偏执。

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之争。西方自然主义者过度强调人的自然性，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独立法人，他的生存、本质、本性和权利都是自然所赋予的”^[1]P175，享有任何集体和组织都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反抗任何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进一步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个人主义泛滥，我行我素不顾他人，社会道德滑坡，秩序混乱。与之相对的则是社会人观念。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了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费尔巴哈甚至提出了“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2]P571。但是过度强调人的社会性，经常会造成人的自然性被忽视，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欲求被压抑，人成为社会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与手段，不是社会为人而服务，而是人为社会而生活。

人的经济性与人的政治性之争。“经济人”思想长期占据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头脑并成为其理论前提，他们认为人是经济性的存在，人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是为我的，同时又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人的物质性得以全方位强化，物质生产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人的一切活动都完全纳入到了经济规律的强制执行之中，技术理性逐渐统治了人们，金钱和物质成了衡量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的价值标准，人成了物的奴隶。为了金钱，人可以出卖良心，出卖亲情感情，出卖自己的器官甚至生命，难怪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疾呼“人已经死了”。面对经济人存在状态下人所遭遇的全面异化，从19世纪开始就出现了对经济人思想的全面反思，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先后在经济落后国家建立。为了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围堵和进攻，捍卫新生政权，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在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人思想的同时，大大强化了人的政治性，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任何人都属于某一阶级或某一政治集团，都是是阶级的人，都要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存在，人几乎成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

人的理性与人的非理性之争。理性主义认为人能思想会表达，是理性的动物。人借助于理性能力与科学方法，能够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必然联系，人的一切活动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展开，“他们不承认外界的权威，…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3] P355}。这种思想因过度强调科学理性很快就受到了批判，他无法解释人的情感、情绪、激情、意志、顿悟等重要的非理性因素的关键作用。西方非理性主义在20世纪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它贬低或排斥人的理性，在人的非理性方面寻求万物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提出了人必须回归人自身，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欲望、意志、情感、生命冲动等非理性因素，但人们在对理性的反抗中逐渐发现，片面的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并不能带来人的真正发展。

马克思始终反对对丰富多样的人作片面的理解，他在《资本论》中这样写道：“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4] P130}”。在马克思的眼里，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丰富多样性的统一。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正是以这样的人为本。这里的“人”是包含并超越了一切对立面的全面而丰富的人，他既是自然的、生物的、客观的存在物，也是主观的、精神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它包含了人类的全部特征，是灵与肉的完美统一。在让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对生命救助、精神救助与社会温暖相统一。首先“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救灾部署，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的生命；其次，党没有把人仅仅看成是物质的、自然的人，也没有仅仅把人看成是经济的人，在党的视域中，救人不仅是救人的生命，对精神的救助是与生命救助同等重要的，在争分夺秒抢救生命、源源不断的物质援助的同时，大批从事心理咨询的志愿者也来到了灾区，积极运用心理干预，确保人的身心健康；第三，积极调用社会的力量，让灾区人民重温社会的温暖。一方面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如实报道灾情，大力宣扬人性的伟大，调动起人的积极健康的非理性因素；同时向灾区人民表明，“中央没有忘记你们”，全国人民现在“都是汶川人”；国旗为平民而降，举国哀悼三天，整个社会都投入了极大的同情与关爱，这都在情感上、精神上给予灾区人民极大的抚慰，使之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力量，鼓起重新纳入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勇气，尽可能地满足人全面丰富的总体性需要。

在对“人”的概念表述与内涵界定中，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是个体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是人的最现实最直观的存在形态，“以人为本”只有落实到具体的人才能避免抽象性；一种观点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是群体意义上的人，是由某种共同纽带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人的共同体，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里的“人”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人民群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人为本”的“人”必须是类意义上的人，当前的生态环境破坏、战争、疾病、重大自然灾害等都不是个人和群体能够抵御得了的，世界经济也正在走向一体化，任何人首先是人类的一份子，只有具有了类意识，才能担负得起人应该具有的责任，才能真正成其为人。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多次使用过“人类”、“人们”、“个人”等不同概念来表述人的多重含义。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的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5]P67-68”。 他特别反对费尔巴哈把人孤立的理解为个人，又抽象的理解为“类”，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5]P78，他还说，在费尔巴哈的著作里，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5]P56，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是个体、群体和类在现实实践中的统一，是宏大而具体的“总体人”。

党在抗震救灾的实际行动中生动诠释了个体、群体和类相统一的“总体人”思想。首先，她关注民生，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地震发生后1小时作出抗震救灾重要批示，温家宝总理灾后4小时出现在灾民面前，中央提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搜救的可能，“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救人，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就可能多抢救出一个被困者，”在抗灾前线，温总理先鼓励大家，然后命令，“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灾害发生后，一半副总理到前线指挥，几乎所有部委一把手均抵达一线，大半个国务院都前移到了灾区第一线；其次，党并没有把生命仅仅看成是个体的，它属于这个社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也属于整个人类。我们在全面如实快捷的报道灾区情况的同时，积极接受各方援助，国内的、国外的，民间的、政府的、个人的、团体组织的…我们积极组织国内各方救援人员火速前往灾区救援，同时欢迎各国救援队。我们更注意到，中国政府接受了能够空载重型挖掘机器的俄罗斯军用直升机，请求美国提供灾区的卫星照片^[6]，甚至就日本自卫队运输机前来运送救灾物质进行了商谈^[7]……，这一切都说明自信的中国共产党眼中的人不是封闭的人、狭隘的人，他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汶川、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生活着的个人总是历史行进中的个人，“在一个人身上，任何时候都能看到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集团的影响，这种影响所造就出的个人生理、心理等特质，是他现实存在的条件，也是他将要实现的东西的出发点”^[8]P151。同时，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可塑造的并在不断向着理想状态运动的动物，“现在”对于人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会把我们引向某种未来。在时间的三个状态中，未来是最重要的。卡希尔说：“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必要成分”^[9]P33-34。过去总是要给人的现在生活留下痕迹，而人的现在生活总是要受到未来之构想所左右、影响，所以过去也源自将来，将来是统摄现在及过去的一条主线。人总是在不断的向着“理想”行进，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

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道：“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僵死的事实的汇集”^[5]P73。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成与发展着的“总体人”。

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认为人不是静止、凝固的，人天然具有超越性本能，他不仅是现在的人，也是过去人的延续，更是将来人的前提，他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和。首先，党高度重视人的现在，在汶川地震灾难发生后的第一个周，党把目光和精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生命抢救之中，确保人的现实存在；同时，党特别注重以美好的未来引领人的现在与过去。在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之后，最关键的就是要让他把目光放在将来，健康而积极的活着。在北川中学，温家宝总理勉励聚集在操场上的孩子们说，“现在，希望大家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强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这话不仅是对孩子们说的，还是对对整个灾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说的，他要让大家不能停留在对过去痛苦和恐惧的回忆中，不能被眼前的苦难与困难所吓倒，必须在巨大的悲伤中保持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在有序而温暖的社会环境中培养坚毅的性格和顽强的精神，努力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从党凝聚和指挥各方力量进行抗震救灾的过程来看，从抢救生命，到安置灾民，再到重建家园，成为救援工作一条主线。胡锦涛总书记16日奔赴灾区一线，22日赶赴浙江湖州考察救灾帐篷生产，25日又前往河北廊坊市考察安置房生产。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于地震发生的当晚火线成立，23日晚决定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5天后，发改委拿出了时间表：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灾后重建任务。在具体的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各方救援队都高度重视人所居住的环境，把将来的生产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保护自然环境、营造优良的人文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让少数民族同胞灾后仍能如初的自如生活。比如，在治理唐家山堰塞湖时，为防止山体滑坡和植被破坏，人民军队多付出了巨大努力，尽量不使用炸药，在导流和灾民转移中也尽量考虑到日后的生产生活，救灾人员的生活垃圾也都做了积极的处理，等等，都体现了党视域中的人是过去、现在、未来相统一的开放生成中的“总体人”。

“总体人”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对人的全新理解，这种理念既符合人性的要求，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蕴含着全面、和谐、可持续的本质特征，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这种理念的坚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1]赵敦华．西方人学观念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

[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美间谍卫星在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拍摄灾区图像[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5/21/content_8219259.htm．2008-5-21

[7]裴军．日拟派自卫队运输机向中国运送救灾物资[N]．中国青年报，2008-5-29（04）．

[8]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9]卡希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作者：房加帅，曾于2007年发表于《学术交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