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星红旗解读“人民中国”

——谈三个文化传统的整合

 

 

    “人民中国”的内涵，最早在延安时代提出，而由《共同纲领》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部1949年9月出台的“临时宪法”，是这样说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四个阶级，组成“人民”的内涵。而这个意义上的“人民中国”，也同样反映在同期诞生的五星红旗上。

 

一、五星红旗的内涵

自诞生之日起，国旗就是最具政治象征含义的国家符号。世界上最早的国旗，产生于13世纪的丹麦。据说，它神奇地出现在讨伐异教徒的战争中，因此，丹麦国旗，为红底加白色十字架，表示基督教以及血与火。

 

现代中国的国旗几经变化。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曾打出“十八星旗”。十八颗黄星，象征“中国本部”十八省，表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意。这十八省，正是明朝的中国版图，而有趣的是，孙中山同盟会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恰好出自朱元章当年北伐檄文中的名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当然并非巧合。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为“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稍后，国民党时期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以所谓三种色彩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三民主义，等等，含义较为含混和牵强。唯有“满地红”，表示先烈的热血，倒是透露出国民党曾经是革命党的前身。

 

“五星红旗”，以红地象征革命，一颗大星表示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共同纲领》所表述的四个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黄色则表示中华民族为黄色人种。1954年《宪法》，不再提四个阶级，不过仍主张，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合法的成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但是，之后，包括在文革期间，八个民主党派却依然保留，尽管按道理，它们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或政治团体。例如，其中的民建（民主建国会），就是民族工商业者的政治代表。也就是说，即使在文革时期，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某些基本内容，仍在延续。

 

所以，从理论上讲，五星红旗所展开的中国政治架构，在当代中国的60年时间里，始终存在。

 

二、从古代的“四民”到当代的“人民”

按《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共有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中国人民”的范畴。这个“人民”的内涵，可以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四民”概念，是一脉相承的。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自《管子》立论之后，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朝，士农工商，一向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分类方式。而在新中国，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则大体对应于传统的“四民”，只是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时代，工人阶级（工）超越农民阶级（农），排在四个阶级之首位；小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士），从过去的首位降为第三，排在两个劳动阶级之后；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商）没有变化，依然排在末位。

 

在古代的“四民”中，商人拥有资财，甚至富可敌国，却始终忝居末位。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期，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刻意排抑商人阶层。实行这种政策，其最终理由在于，商业活动的前提，是社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但是，古代社会，生产技术相对低下，剩余产品有限，不能支持商业资本的持续扩张。如果人为地发展商业，必然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强势集团巧取豪夺，强行剥夺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人为地制造出“剩余”。所以，针对商业活动，国家必然要以法律、政策和伦理手段，进行约束和限制。历史上，不仅中国如此。一切传统社会，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概莫能外。但是，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抑商”并非“灭商”。中国古代，商业活动始终存在，在两汉、唐宋和明清的许多时期，还往往相当繁荣，甚至一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既控制商业资本的成长规模，避免它颠覆社会秩序的综合平衡，同时，又懂得借助资本的活力，刺激、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

 

古代社会对待商业资本的这种“中左”路线，一直影响到20世纪。实际上，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毛泽东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以及1980年代所谓“鸟笼经济”的概念和政策，仍然延续、发展了古代对待商业资本的辩证方式。

 

三、三个文化传统的融合

因此，中国古代与现代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古代的遗产，延续到了现代，仍保持着强大的历史惯性。这个历史遗产，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了道、释等元素，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古典传统。与之并存的，还有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以及1949年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

 

这三种文化传统，各有所长。例如古典传统，强调人际协调，重视“家”的价值和作用，其勤劳节俭的工作-生活伦理，在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不匹配的条件下，对广大中下层群体的人生形成强大的支撑作用。但另一方面，古典传统又容易造成人身依附、抹杀个性和绝对服从的弊端，尤其是在政治领域。

 

工业化时代，个人生存空间因经济技术的跨跃式进步，而大幅度扩张。启蒙传统形成于这样的时代，强调个性、自由、平等、独立，是对古典传统的重要校正。所以，在五四时期，与儒家伦理发生了激烈冲突和碰撞。但是，启蒙传统如果一枝独秀，则必然导致过度竞争和人际紧张，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容易导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实践。

 

社会主义传统，主张平等公正，同时强调人际协调，是对人身依附和市场路线的超越。但是，如果将其他两种传统作为封、资等糟粕完全予以排斥，那么，也将导致克板、单一的局面，反而将抑制社会的生气。

 

比较来看，在三种传统中，唯有社会主义传统，最适合以自身为基础，容纳并整合相互对立的前两种传统。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背后，包含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利益结构。例如，古典传统强调服从和勤俭，启蒙传统主张竞争和效率，社会主义传统更侧重协作和公平。所以，三个传统的互动与整合，也意味着中国当前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而使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能够长期协作，促使当前中国的社会和解。

 

可以设想，假如抽掉社会主义传统，那么，我们将回到1949年以前；更进一步，假如抽掉启蒙传统，则将回到清末民初；而反过来，假如排斥掉古典传统，那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就难以建立。而且，海内外大中华的凝聚，也只有以古典传统为基础，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分歧。

 

当然，以上所述，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即：在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抑强扶弱，进行有限度的斗争，也就是说，实施社会政治领域的宏观调控。

应该说，这一切，在理论上，都是可行的，因为五星红旗所展示的政治架构，具有这样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允许大幅度的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