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忙着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的稿子，边写边想，一些心得体会顺便就转化成了专栏文章，陆陆续续也写了不少。现在一一贴出，供大家指正。下面贴的是第一篇。该文发表于《中国经营报》2008年4月14日
尽管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治理通胀，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乐观地预见，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能够保持在10％左右，这依旧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数据。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进入两位数的增长率区间，在外国人看来，就是一个奇迹。这当然可以用底子差、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等等来理解，不过勿庸置疑，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能够持续近10年的高增长，无论如何都是罕见的。即使在美国次级债的恐惧弥漫的今天，绝大多数人也还是没有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去信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经济增长俨然成了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体典范。相关的文章和书籍无一例外地都把这一增长奇迹作为解剖对象。在一系列的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零星的异议。这些质疑声有些是针对统计数据本身，只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多了，最终也发现中国的统计数据也没有这些国外学者想象的那么坏，很多数据的质量甚至非常好。撇开统计数据问题不谈，还有另外一些质疑声，那是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力量的疑惑。不过无论怎样疑惑，中国的经济还是再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着。
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而且还有技术和制度等。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制度，那么落后国家由于劳动和资本相对便宜，也就获得了所谓的比较优势，可以吸引企业迁移，并实现经济体的飞跃。很显然，如果一个经济体是落后的，其GDP的基数也就少，稍稍增加一些，也就显得增长率较高。这就好比一个穷人，原先每个月才挣100块，现在每个月能够挣120块，那就是20％的增长率啊！而对一个富人来说，可能每个月1万块，如果现在每个月增加1000块，其增长率也才10％而已。所以，高增长率一点也不希奇。
进一步看，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如果落后的经济体一直都能够高速增长，那么总有一天会赶上发达的经济体。这个被经济学家称为“趋同”。也就是说，只要落后者的增长率比发达者高，前者就能赶上后者。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可它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落后的经济体逐步变得有钱，劳动和资本的价格也就随着上升，这个时候，原先的比较优势就会慢慢丧失，其增长率也会慢慢下降。比如，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明显高于周边的越南等国，就导致大量的企业会迁徙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这种迁徙不会等到我们赶上美国才会发生，而是在开始追赶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
想想也挺可怕。我们在奔小康的同时，也在构建奔小康的障碍。穷有穷的痛，富有富的苦。看看，涨工资了吧，物价也涨了，房子也涨了，资源也涨了，结果自己还是一个穷人。不仅穷，而且还很可能失去挣钱的机会。如果没有新的企业填补迁出企业的空缺，并且如果没有措施能够留住当地的企业，那么落后的经济体追赶到半山腰，也就歇气了，结果趋同总是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一些法子能够让歇气的人补充能量，重新焕发精神，大踏步地直奔山顶。什么法子能够像老山参那样提神呢？经济学家开出的方子就是技术和制度。技术能够让经济越跑越快，而制度又能够让技术越跑越快，两者配合得好，再落后的经济体也能像刘翔那样飞了。
问题恰恰在于，落后的经济体往往没有好的技术，更没有好制度生长的土壤。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技术无法发芽。这就意味着要对症下药，必须从制度着手。可是当经济学家试图开出一个标准药方，上面写着产权清晰、私有化、竞争市场等几味药的时候，发现这个药方对落后经济体几乎没有太多用处。因为这些药方相继滋生出了腐败、权贵和不平等。是药方错了吗？华盛顿共识现在显然不太受欢迎，即使这个共识已经被大大扩展了。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事例恰恰被用于反华盛顿共识的生动事例。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教授在评述世行关于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总结性报告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恰恰是采取产权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办法来规避了华盛顿共识的潜在危险，创造出了增长奇迹。这一点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在早期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比如市场竞争更重要；产权模糊更有效等等。
但问题在于，用中国事例来反对华盛顿共识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现有的证据是，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过程在不断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说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其实在持续享用着市场化红利，而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产权正逐步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在逐步明晰。并且从地区看，的确产权明晰在地方政府手中要好于原先的旧体制，不过恰恰还有一个层次的现象被反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们忽略了，那就是：产权明晰在家庭和个人又要比明晰在地方政府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浙江，浙江是整个中国大陆经济最有活力、发展最好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个地方的市场化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更彻底，相应的也就获得了更大的增长支撑。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渐近方式创造出了一个层级非常明显的产权体系和演变路径，而不像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展范式所要求的那样，需要一步到位。这恐怕是中国的改革和其他落后经济体关键的差异所在。如同中西医的差别，西医要求药到病除，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看似能够短期内解决问题，但经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完全相反，讲究慢调，通过合理的配方以及适时的灵活的调整，来逐渐调理身体，使之最终健康。中医是典型的渐近式疗法，但往往能够治本。所以，在这种中医式的改革方式下，我们能够看到五花八门的产权模式，不过形式上的多样化不能掩盖实质的一致性，那就是能明晰的部分都逐步得到明晰，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展范式错了吗？通过中国的特定事例似乎得不到肯定的答案。恰恰相反，中国的增长奇迹似乎在预示，可能的错误在于经济学家在推进该共识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西医式的疗法，方子没错，执行方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