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

周业安  宋紫峰

摘要：本文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实验环境中考察了公共品覆盖人群大小、个体投资于公共品的边际收益、初始禀赋和社会关系对于其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验证了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现象的不同解释、并且通过将之与已有的源自不同国家的相似实验研究进行对比，继而说明经济个体的社会偏好的某些固有稳定性。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理解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尤其是公共品自愿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品  自愿供给  实验经济学

一、导言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公共品由于其固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出现自愿供给不足的情形，因而需要政府介入。Samuelson（1954）首先证明了公共品供给的一阶条件。在此基础上，后续的研究开始关注参与人效用函数以及公共品生产的技术特征对公共品供给本身的影响（参见Mueller（2003）对这些代表性成果的综述）。尽管Buchanan（1965）提出了俱乐部机制，而科斯（1974）更是以灯塔为例说明公共品私人供给的有效性，但奥尔森（1965）的免费乘车者的出现，还是大大弱化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可行性。按照这些新古典理论，集体规模以及成员个体公共品投资的边际收益等决定了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 但是，随后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集体成员的免费乘车动机是有限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能够达到一个可观的且稳定的水平，这和新古典模型的预测完全不同（Ledyard（1995）详细综述了相关的早期实验研究成果）。

这些实验研究认为，突出集体成员的免费乘车动机源于新古典理性人假定对个体成员偏好的错误理解。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看来，理性人假定是不符合心理事实的，个体成员具有某种社会偏好。按照Fehr和Fischbacher（2002）给出的定义，这种社会偏好是指在个体的效用函数中会考虑他人的选择，具体表现为互惠、不平等厌恶、纯粹利他等；这种对社会偏好的理解和集体选择理论中基于个体偏好加总的新古典式的社会偏好完全不同。后续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关于社会偏好的定义基本上都与此类似，并且这些研究确实发现了社会偏好的存在，这方面的综述可参见Fehr和Schmidt（2003）以及Sobel（2005）。近期的研究更是讨论了社会偏好的形成，例如Henrich等（2001），Lévy-Garboua等（2006）；并进一步通过实验方法来检验社会偏好的性质及其存在性和稳定性，例如Charness和Rabin（2002）以及Cox和Sadiraj（2007）。

很显然，社会偏好的存在会降低个体成员免费乘车的动机，并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开始在公共品实验研究中引入了Fehr等人所定义的社会偏好，例如最近 Fischbacher和Gachter（2006）就通过实验方法讨论了异质社会偏好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然而，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定量分析在国内目前还非常少见，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来对该问题加以深入研究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出现。中国过去的公共部门基本上是由政府统一控制，社会成员自愿供给公共品的空间非常小，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社会中个体成员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是否和其他经济体中成员的行为类似？其影响因素也是否类似？社会偏好是否会起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缺乏相应的科学证据。而只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助于在经济转型的同时，通过社会成员更多的参与来实现社会的转型。

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初步研究工作。本文的研究采用了标准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实验环境中研究了组、个体投资公共品的边际收益（MPCR）、初始禀赋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验证了不同理论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现象的解释力，并且进一步说明了Fehr等人所定义的社会偏好（尤其是互惠）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相互关系。其中，虽然在典型的公共品实验环境中，文化背景因素被最大限度的剥离，但是由于被试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在实验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受到其长期以来受到的教育、感受到的文化氛围、信守的道德准则等因素的影响并会在实验过程中寻找生活原型，因此这些因素还是会影响被试的选择，所以本文在将实验结果与使用外国大学生作为被试的其他相似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会超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显著存在，这也说明了社会偏好所导致的某种固有的行为模式。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了国外有关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以下简称VCM）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并简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社会偏好概念；第三部分详细介绍和分析了本文的实验设计；第四部分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和解释；第五部分对社会偏好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说明；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下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