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主义的产生、局限与糟粕

　　玛雅：这种“硬着陆”的后果是什么？

　　祝东力：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失落。

　　“文革”结束后，原先的怀疑主义思潮为之一变，转型为启蒙主义思潮，反封建、反传统，鼓吹个性、张扬自我。这种启蒙主义很快就主导了社会舆论。70年代末，启蒙主义表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现为哲学界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过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那套革命意识形态，基本上被颠覆了。到8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文化大讨论，学术界似乎人人都在做中西比较，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鼓吹西方现代文化，告别“黄色文明”，回归“蓝色文明”。所以，80年代，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了过去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再到80年代末，这个启蒙主义，就明确地指向了政治领域，先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激烈讨论，然后是走向街头广场。结果，启蒙主义的理想破灭，只留下启蒙主义的糟粕，谬种流传。

　　玛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造成启蒙理想破灭，只留下了糟粕？

　　祝东力：这和它的历史起源有关。中国的启蒙主义产生于“文革”结束前后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由于群众造反运动失败，导致国家支配一切，的确存在着国家主义的弊病。同时，也因为“文革”陷入困境，不同方向的运动翻来覆去，使好多人在政治上、精神上遭受打击。还有，长期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导致民生艰苦，所以便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所谓“国富民穷”的说法。反过来看这时候的西方国家，经过战后20几年的重建和繁荣，已经进入富裕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同时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也已经偃旗息鼓，社会趋向稳定。中西之间在观感印象上的强烈对比，相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还记忆犹新。这样，就出现了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

　　所以，启蒙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环境，这决定了它严重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启蒙主义只反对国家、政权和暴力对人的强制，而回避市场、资本和金钱对人的强制。解构专制政治，为资本逻辑开辟道路，这是一切启蒙主义的特点。这种只反政治强制，不反资本强制的观念，在1992年以后深入人心，成为市场经济的思想前提。启蒙主义的第二个局限，是培育了一种殖民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经过80年代的洗礼，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成了文明、富裕、智慧的人间天堂，成了人权、法治、自由的理想国。500年血腥的殖民主义历史不见了，相反，这500年成了传播文明、科技和贸易的历史。而中国，包括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诸文明前列的中国，包括它的山川、风土、人情，都成了专制、黑暗、愚昧的象征。

　　理想的瓦解造成现代中国文化缺席

　　玛雅：《大国崛起》就是这个问题，把19世纪西方扩张的血腥历史几乎一笔抹掉，对它的崛起完全是正面描述。其实就连西方人自己对他们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那段历史也是承认的，我们竟然这样“蒙昧”。

　　祝东力：所以，中国的启蒙主义要想摆脱这种局限性，就必须向上升华，反思自己，超越自己。不但要批判国家对人的压迫，而且也批判市场对人的压迫，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并且以此为立场，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当然，除了向上升华，启蒙主义也可能向下堕落，继续发展它的局限和糟粕，把资本逻辑和殖民地文化推向极端。上世纪90年代，从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直到文艺界的感官路线和调侃风格，其实都是启蒙主义的局限和糟粕的表现形式。所以，启蒙主义及其堕落，可以概括“文革”结束以来的思想文化史。同时，启蒙主义在文化上并没有形成什么有力量的作品和成就，也就不奇怪了。

　　革命理想瓦解，启蒙理想瓦解，这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境况。80年代批判国家体制和集体伦理，90年代，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延续了这个传统，把它们改造成经济政策，全面推进私有化，鼓吹市场伦理。文艺界的感官路线和调侃风格分别代表了感性层面和理性层面。感官路线无非是声色犬马，适应了90年代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但同样也是80年代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念的进一步延伸。调侃风格反崇高、反价值、反权威，也仍然在启蒙主义的延长线上。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这种以调侃、解构和玩世为特征的，嘻皮笑脸的喜剧文化主导了都市主流人群。从王朔小说到贺岁片，从小剧场戏剧到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比比皆是。

　　玛雅：革命理想、启蒙理想的瓦解，似乎可以解释当前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解释雅典奥运会上现代中国文化的缺席。

　　祝东力：是这样。没有理想，也就没有未来，或者至少，未来是残缺的——这里说的理想，是要被足够多的人从内心里真正信奉，并为之奋斗，而不仅仅是那种自上而下的官方提法。因为没有理想，所以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目标，只能把眼前的实惠和利益向未来延伸。所以，新世纪以来比如对“20年战略机遇期”的规划，基本上都是经济方面的指标。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对于未来，就只有经济的计算和谋划，而缺少政治的、文化的想象和预期。

　　没有理想，缺少一个精神世界，这就是当前文化的困境。1990年代以来，文化遗产热迅速兴起，其实也是文化陷入困境的表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尽管财富迅速增长，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社会分化，贫富对立，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现代工商社会中人们普遍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个体的焦虑、孤独、紧张无处不在。在这种现实境遇下，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传统社会的某些价值和符号就似乎显得弥足珍贵。这种普遍的对传统价值和符号的留恋和维护，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玛雅：这种理想缺失反映在文化产业上是什么情况？

　　祝东力：这两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确发展比较快。但是，对外贸易的文化“入超”或“赤字”问题，谈论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并且顺差还持续增长，但文化产业却是逆差，而且逆差比例高达1：7。具体到图书贸易逆差比则达到1：10，影视的逆差比更高。也是这一两年，许多人都在引用据说是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段话我查过，可能并非出自撒切尔夫人之口，但它的确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文化入超，说到底，是思想观念的入超，是核心价值观的入超。相反，美国从1996年以来，其文化产品的出口就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业。200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2005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00种，输出24种。对于美国来说，这其实也是思想观念的出超，核心价值观的出超。

　　国家软实力萎缩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

　　玛雅：中美文化产业的比较说明，我们在价值观上处于绝对劣势。

祝东力：从国际文化形势来看，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被战略包围的局面。从1980年代的现代化和个性解放，到90年代以来的个人权利、民主宪政和生态主义等等，都是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一方面是精神扩张，另一方面是精神萎缩，二者之间当然是互动的、相反相成的关系。

　　这种被战略包围的局面，可以和毛时代做一个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包围当中。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在不少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到六七十年代曾经到达高峰，甚至波及到西方国家。后来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偶像的萨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等闻名世界的巴黎思想家，当时都在读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选。同样，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也影响了美欧日青年学生群体的反资本、反官僚、反体制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所以曾经风靡一时。今天，不论怎样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但当时中国在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方面处于“出超”的地位，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

　　玛雅：我有一次和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交谈，他说，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已经站起来了，但是文化自信还没有树立起来。在西方人面前，我们的知识精英还跪着，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你所说的我们今天的文化入超、思想观念和核心价值观的入超，与知识精英这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是不可分的。

　　祝东力：其实，国家软实力的萎缩，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由于“文革”溃败，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解体，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核心价值观上依附于西方。所以，在国际文化场合——比如前面说的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表演，他们会突然感觉自己拿不出属于中国的、独立的、原创的现代文化作品，而只能觉乞灵于传统文化的符号。当然，严格地说，也不是完全没有现代的痕迹，那就是一种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把旗袍从中间裁断，裸露出那些舞女的大腿，加上红艳的色调和轻佻的旋律，组合成一种类似于夜总会的风格。在夜总会风格背后，是一种“鸡头”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如果革命中国被我们丢弃，如果曾经赢得了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打破了美国战略包围的中国现代历史被我们否定，如果中国革命文化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中国文化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半殖民地文化。

当然，中国当代经济持续增长，这里面不可能没有文化，没有精神的支撑力量。这种文化和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底层，即那种近于苛酷的勤劳节俭的工作和生活伦理，包括根深蒂固的家庭、亲缘和地域的族群观念。这种伦理形成于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底线。“礼失求诸野”，当上层的文化精英失去了理想和信仰，中国似乎就只能依靠底层原有的文化提供精神支撑。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底层的这种工作和生活伦理只能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永远固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