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精神（下）
1949年：一个转折点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个根本性转折。
这时，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整合和分化。郭沫若、茅盾等成为领导人物，沈从文“转业”从事文物研究，巴金追踪报道英雄事迹，穆旦随后专事诗歌翻译工作等等。建国之初，即开展文艺整风，文联作协相继成立。整风运动又称“洗澡”、“割尾巴”，从多位作家的回忆录来看，当时的心态各有不同，有积极拥护，心悦诚服的；也有疑惧重重，痛苦接受的。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接着便是肃反运动和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肃反是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再就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以及接踵而至的著名的反右运动。在“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下写作的一批报告文学、小说和杂文被定性为“毒草”，许多知名作家如路翎、丁玲、艾青、吴祖光等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送至劳改农场，被迫进行“思想改造”。
建国后基本上延续了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这些权宜性的战时政策，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使作家们感到紧张、忧虑、惊恐，小心翼翼，失去自信。这种精神状态无疑是不利于创作的。郭沫若、巴金、曹禺等纷纷带头删改旧作，并做了检讨。茅盾放弃了创作。柳青的《创业史》，完全是遵从意识形态的路向写作的，他的叙事艺术，曾经引起在狱的胡风的关注，可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出色的才能，最终仍然耗费在几近无聊的漫长的修改工作之中。赵树理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他的小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即“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发生了冲突，后来被加以“中间人物论”的代表者身份遭到批判。这两位延安崛起的作家，在文革期间惨死，其他出身和经历复杂的作家的境遇可想而知。
五六十年代之交，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实，直到文革前夕，整个中国社会举步维艰。面对这种国运艰厄的局面，仍有极少数作家，以未泯的良知，留下吉光片羽，映衬着文学史的幽暗。其中，话剧有田汉的《关汉卿》和《谢瑶环》，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吴晗的《海瑞罢官》；小说有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杂文有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等。在这里，一，显示了作者的一致的“为民请命”的精神。为了这些文字，他们都在文革中经受过残酷的批斗，有几位甚至死于非命。二，使用非现实题材，而主题却是深入现实的。三，这些作者，在建国前即已从事写作，且大多数是文坛知名的老作家；至于建国后培养的“工农作家”，则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很可以从中看出精神的作用和影响。
整个中国文学体制化、意识形态化、规范化。及至“文革”，这种极左的状况得到空前的强化。作家先后进入“牛棚”和“干校”，经受批斗、监禁、体罚和各种折磨，自杀者不在少数。文艺刊物陷于停顿，图书遭到禁毁。全国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奉命“三结合”创作，实行“三突出”原则。以民粹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集体主义反对个性主义，以暴力主义反对人道主义，以政治功利主义反对现代普适价值原则，以至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则。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繁荣，并不在于作品数量之多，而在于个性的多样化和精神的多元化，在于品质的相对高度。“文革”对文学的破坏，我们可以列举种种史实，但是最根本的，仍然在于对现代个性的虐杀，对作家的精神人格的劫夺。
七十年代后期：又一个转折点
后文革时代留下巨大的精神废墟。
七十年代末，当人们陷身于“三信危机”中，顾忌重重，进退失据，一场被叫作“思想解放运动”的小旋风勃然兴起。即使有诸如“反自由化”之类的噪音干扰，也无济于事，窗户已经打开，车辐参差摆动，骆驼队开始行进。
在有限的“地下文学”，包括部分“朦胧诗”得以发表的同时，出现一种“伤痕文学”。与社会所经受的深创巨痛相比，这样的文学是极其肤浅的，但是，从暴露的手段及悲剧性质来看，相对于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仍不失为一种新型文学。就是说，它让文学回到了人们的血泪记忆里，回到实际生活之中，而不是被搁置在神龛的幻光里。所谓“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一种理性的延伸，这种“反思”，基本上没有逸出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很快，又有一种“改革文学”被制作出来。这样的文学依然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色彩有所变化，但从敞开的存在的意义上看，个人的精神是受到障蔽的。另有一种文学，显示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批判意识，鲜明的个人色彩使它很难被归类；比如《人妖之间》，可以说开了“反腐文学”的先河。虽然同样持正统的理论视角，可是，就观察的锐敏、描写的深入来说，至今仍然是同类中最好的作品。
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的样式多了起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有所谓“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探寻来发掘现实；但是实际上，其中大多数小说恰恰是远离了现实的，是一种文化迷幻症。还有“先锋小说”。这是集体的形式主义实验，抽象了人生的内容，有不少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倒是有若干“知青文学”保留了精神的个体性，它们背弃了“上山下乡”的神圣意义，写出了生活的困境和“流放者”的真实情感。张承志对文革似乎并不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是另一种类型，抒情诗般书写对大地和“底层”的情感，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后来写作的《心灵史》，取宗教反抗的主题，一样显示了灵魂对民众的皈依。王小波也是知青作家中具有独立意识的一位，但是，在历史态度方面，可以看出与张承志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文体形式方面，具有更大的独创性。
在活跃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中间，有几位的声名颇受益于大众文化媒介如电影、电视的传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有的作家充满暴力的想象，传统的“水浒气”，语言极其粗糙芜杂，然而，通过翻译移植，却使母语的缺陷被覆盖成为可能。有的作家专以苦难为题材，完全的以意为之，无需符合生活逻辑，而自身也缺乏爱欲和悲悯感。有的作家颇迷恋于历史叙事，但是并不具备历史意识，唯见才子式、士大夫式的赏玩。有的作家并不见得有审美的趣味，小说对于他只是一种词汇拼图，是智力的游戏而已。还有相当多的作家，一味窥伺行情，追逐风尚，从前文革的权力主导到后文革的市场诱导，堪称机会主义写作，实质上是主体性迷失。总的来说，精神是浮滑的、单薄的、虚假的、矫揉造作的，也是陈腐的。
只有少数作家坚守了自己的道德立场。尤凤伟、杨显惠的叙述现代历史的小说《中国1957》、《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精神较为充实的作品，不但有道义感，历史感，而且有着深切的痛感。筱敏的《幸存者手记》，用“块茎”结构和诗性语言书写“文革”，从思想到形式，都带有很大的独创性。老作家汪曾祺的民间叙事，可以视作“右派”生涯结束之后，主动背向庙堂的产物。刘庆邦致力于底层叙事，一般来说视点太近，耽于琐细；但《到城里去》不同，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揭示“农民工”在城乡差别悬殊，自身权利被剥夺、身份被歧视的状况下的种种困苦与抗争，是一个断裂的时代的忠实记录。在新进的作家中，胡学文写农民，徐则臣写“京漂”，都是有着文学的自觉意识的。女作家林白着迷于女性的书写，还不能说她的写作很自觉，自叙传式的《一个人的战争》，却以精神的全景开敞，袒露当代女性在男性文化霸权之下的生存境遇。
文革前，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散文，如同郭小川、贺敬之的诗，都是一种颂歌模式。当时的主流文学就是“歌颂光明”，但是，这些颂歌式作品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像多次政治运动、“三面红旗”等的严重后果，就没有得到忠实的表现。八十年代的文学地图有所改变。韦君宜的《思痛录》，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等，以历史实录的形式，及相应的悲剧深度，横扫了散文界的大小摆设。杂文方面，仍然有人如何满子、邵燕祥、王得后等，在承续鲁迅的战士精神。在随笔作品中，像王小波揭露虚伪与荒诞，筱敏沉思专制与革命，苇岸宣扬“大地道德”，一平辩护“人类文明”，都非常的集中、深入，为现代作家所罕见。这固然是时代的赐予，但无疑地也是作家个体的思与反思的结果。夏榆写煤区，塞壬、郑小琼等写“打工族”生活，在题材上都是一种开拓。写法上，王小波的“假正经”和刘亮程“村庄哲学”，完全是独创的，前所未有的。
北岛的个体反抗主题及硬汉风格，给虚胖的诗歌以致命的一击。野兽般的黄翔，略带颓废的多多，喜欢童话的顾城，以及随后的麦地里的海子，他们的作品都给新诗坛以许多新鲜的启示。牛汉对个人的人格尊严的赞美，彭燕郊对精神世界的追索，昌耀对人生的孤独处境的喟叹，周伦佑关于石头、火与钢铁的想象，王寅留在风暴角中的语言碎片，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美学意义上，在新诗史上都是一个突破。女诗人翟永明、伊蕾在运用女权话语方面，所作的尝试也是全新的。
世纪末的精神境遇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重新活跃，表明精神个体正在统一的、集体的硬壳之内逐渐形成，但也有着重大的失落，耻辱的印记；众所周知，其中留下的空白是永难填补的。
在劫后的精神废墟之上，我们不可能顷刻之间造就宏伟的建筑；何况在新的历史境遇里，除了原有的强制性因素之外，还要应付景观社会、物质主义的各种挑战和考验，而所有这些，对于以精神为生命的文学来说都是致命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九十年代以来，出版商、评论家和大众传媒合谋哄抬作家和作品的现象出现了；各种无聊的嬉戏和吵闹充斥了网络世界，以至于精英笔会；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及相关的神话出现了；引入“零度写作”、“私人化写作”、“酷”的概念而实质上坚持逃避社会病痛的作家多起来了；过份的性暴露使文学的裙裾变得多余；娱乐化、空心化，寻找感官刺激或故弄玄虚比比皆是。萨特指出：“如果写作艺术注定要变成纯粹宣传或纯粹娱乐，社会就会再次坠入直接性的泥潭，即膜翅目与腹足纲动物的没有记忆的生活之中。”我们的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没有精神，也没有精神的饥渴，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自满自足，漠视政治、信仰和社会伦理，充满享乐主义的自私中把文学创造继续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