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北京平民杨佳手刃上海警察六人的事，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没想到网友几乎一边倒，说杀得好。可见警察在人们当中的印象之差，已经到了让百姓（我很讨厌百姓这个词，但不得不用它，因为中国还没有公民）罔顾是非的程度。网友的想法确实有问题，但一个维持公共安全的职业，能让人如此切齿痛恨，显然也有其本身原因。
说说我自己对警察的印象罢。
小学时候，经常听到的歌是：“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不得不觉得警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电视和电影上的警察形象也无不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完全不如我想像的那样。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那时我大约七八岁，突然闯进两个人，面带寒霜，喝道：“大人呢？”外婆闻声出来：“两位同志找哪个？”两人道：“少啰嗦，我们要搜查。”
外婆瞢了：“我们屋里的人都是好老实的。”两个便衣再不说话，呵斥道：“少废话，没看到搜查证吗，朝阳巷89号，姓刘，我们要找刘拐子。”
拐子是我们那的方言，意思是瘸子。外婆道：“刘拐子，我们家没有拐子。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便衣凶着脸说：“你们不是姓刘吗，这不是朝阳巷89号吗？”外婆说：“是，但是没有拐子。我几个儿子都老老实实的。”外婆说话时非常紧张，对警察显然很害怕。
后来才搞清，警察要找的拐子是另一家姓刘的，门牌号是朝阳巷89号附1号，但警察的凶恶样子，从此在我印象中就生根了。还有一件和警察有关的事，我曾经写在一篇小说里，基本是实录，为了避免打字麻烦，干脆直接摘引如下：
一个闷热的夏夜。麻坑脸菊花洗完澡把水往街上一泼。我们院前就是一条柏油马路，路边正好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青年正从车里出来。难看的肥皂水就正好泼了他一裤子。事件陈陈相因，扣人心弦，而且一气呵成，可当流水帐记。
青年勃然大怒，跳回车里，开着车就向菊花冲来。菊花吓得扔掉木盆奉头鼠窜。吉普车嘎拉几声将木盆碾烂。菊花就开始不正常了，号啕大哭起来：
霍元甲不爱我了。
霍元甲不爱我了！
菊花哭道。那些天电视里正播《霍元甲》，菊花对霍元甲崇拜得要命，常说吃鱼当吃大王八，嫁人当嫁霍元甲。别人笑她不自量力，她就独自走到人行道上，极目远望，怅恨久之，显出一幅迟早要变成大飞鹅的样子。那吉普车青年很是清秀，颇象霍元甲。菊花眼睁睁地看见霍元甲对她这样粗暴，一点办法都没有，心理上一时受不了，就真的不正常了。但菊花平日行径就很脱俗，大家也就没很在意。
甲鱼听见喊叫就奔出来。他对菊花说，你这神经病，不要在这现世了。不要在这现世了。菊花更委屈，指着吉普车呜呜地哭。甲鱼醒悟了，看见破碎的木盆片，更是暴跳如雷，对着吉普车就破口大骂。青年拉开车门，走到甲鱼面前说，你骂谁。甲鱼说，还用问吗？我骂你，你这×崽子。青年说，你再骂一句。甲鱼就大叫，我就骂你这个×崽子怎么样！随后我们街的父老豪杰都围上来看热闹。青年扫视了一眼四周，就温文尔雅地说，老头老头，你在这里等会儿行不行，我马上就来。
甲鱼说，你马上不来我才怕呢。
众乡老闪开条道来，青年走了。甲鱼的儿子小龙眼尖，指着车屁股对甲鱼说，你不要吵，我看见车后写了警备车三个字，恐怕是公安局的。小龙脸色有些灰败，对他父亲说，你还是躲一躲的好罢。
甲鱼仰天长笑，我躲个屁。不是公安局的我才怕呢。
众乡老都很佩服，商量去买酒买猪头，准备大酺三小时，以为庆贺。然而甲鱼突然打个呵欠，说，该睡觉了。今天他妈的真困。虽然大家极力拉他喝酒，接着看电视，虽然他刚才看得很投入，他也不看。他真是具有铁一般刚强性格的人，决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关上房门就熄了灯。
所以，等吉普车再来时，甲鱼已不在场。青年果真穿着一身制服，趾高气扬地大声吆喝，老头呢。老头。我们去派出所里谈谈。
其时小龙正和他的女朋友在场，只好上去应付了。小龙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兼懦夫。别人未必能看出来，起码我有些觉察。我们这一带都是贩夫走卒，独有小龙卖命地读书上进，成了所谓大学生。老实不客气地说，小龙是个叛徒。小龙其实算个废物，别看他满脑学问的样子，一钱事也办不了。还非常怕鬼。每当我们谈起鬼故事，他就使出浑身解数打岔，弄得大家兴致索然。我真不知道小龙凭哪点找上了女朋友。我私下以为，小龙的女朋友一定是瞎了狗眼。
小龙赔笑说，对不起，警察同志，对不起，刚才是他不注意。
叫老头出来。青年说，刚才他说等我的。
对不起，他不懂事。对不起。小龙赔笑说。
叫老头出来。青年推开小龙。
对不起，他不对。小龙还是赔笑说。叫老头出来。青年有些不耐烦了。紧紧武装带。
最后的结果是经过舅舅们的千陪笑万说好话，那个警察才离开了。可能这个警察还不是太嚣张那种，要是碰上真正的恶警，只怕还不会善罢甘休。
这是童年时的回忆，再说我成年后两次碰到警察不爽的经历，都是在火车站，硕士毕业那年暑假我回南昌，在过道里被一个警察拦住了，喝道：“把包打开。”我说：“为什么。”他勃然大怒：“叫你打开就打开。”他在我包里翻了半天，翻出我的硕士论文，看了半天，又塞回去，一扬手：“走罢。”不知道这家伙哪里那么大脾气。
第二次是闹转轮工闹得凶的时候，我带的两盘磁带被火车站警察收缴，任我怎么解释，他都说是转轮工资料。我只好悻悻地上车，跟这些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平时不大出门，和官方打交道的时候可谓少之又少，犹且碰到这么不顺心的事，何况那些经常在外公务的人。
我知道这些警察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可是我们这些当奴才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公正缺乏的地方，幸灾乐祸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就像一百六十多年前，广州百姓站在珠江岸边，兴奋地看着英国军舰上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