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保持经济增长"
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默(AlanHolmer)5月21日在武汉大学发表讲话，题目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保持经济增长"(U.S.-China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SustainingEconomicGrowth)。以下是预先准备的讲稿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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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开始)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保持经济增长"
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默在中国武汉大学的讲话(预备讲稿)
2008年5月21日
感谢刘校长和周副校长的邀请和热情款待。今天来到武汉大学同你们见面是我的荣幸。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要向在四川大地震中受伤的人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唁。在这场灾难中受害的学生和儿童的人数之多尤其令我悲痛。此时此刻，美国人民牵挂着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祈祷，特别是为那些直接受难的人们。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援助，并随时准备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
我还要向新建的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小琳(WendyLyle)致意。我们为在武汉有这样一个官方机构感到高兴，相信它将在今后的岁月中起到增进美中关系的作用。
当我于2007年2月担任中国事务和战略经济对话特使时，来自你们这座伟大城市的副总理吴仪鼓励我走访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有幸访问了沈阳、青海、西安、成都、广州、深圳、香港和宁波(就在昨天)。我的行程中也包括一些乡村，以便了解你们在促进均衡与和谐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了解到，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并且地方差异很大的国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在城乡之间；以及在各省份之间。在一个省内也有巨大差异，你们湖北省也不例外。
武汉在中国所处的战略性地理位置，以及你们从汉朝就开始的深厚的贸易和学术发展传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听说，《三国演义》中记载的一场大约2000年前的重要战役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你们这座城市既古老又现代，既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又是经济正在崛起的华中地区的中心。
中国──乃至全球──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贯穿武汉。你们的城市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纽，位于源远流长的汉水和长江的交汇处，而且坐落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向西的国道干线之一的交点，在航运、铁路和公路交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赞赏贵国和贵省振兴华中的规划。王歧山副总理不到一个月前在武汉发表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他鼓励这个地区加速改革和开放。你们通过增进贸易和投资推动中国中部发展的努力非常重要和有意义。
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各位的一点是，我和美国政府内的同仁相信，增进美中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国和美国所有地区的发展，不仅仅是两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基础广泛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对我们所有人都极为重要。
美中经济关系：既乐观，也不安
我的工作使我也到美国各地去，会晤商界、经济界及学术界团体、以及各层政府领导人。我向人们解释我们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质和积极影响，以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意义。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良好意愿。然而，曾经作为我们双边关系一个稳定因素的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赖，如今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关系紧张的源泉，这在我们两国都是一样。
2008年在中国和美国同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把我们两国人民彼此的印象描述为"希望与疑虑并存"。这项调查是由一个叫作“百人会”(Committeeof100)的有影响力的美国华裔团体发布的。调查显示，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多数公民一般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并广泛认识到美中关系和两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美国大多数人把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视为严峻或潜在的威胁，而将近一半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在力图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双方都认识到，我们大多数共同利益是在贸易方面。在美国人看来，贸易是我们最可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但贸易也被列为最可能导致冲突的根源。于是在这里，希望与疑虑再次交织。这些担忧削弱了美国和中国国内对经济接触的好处的共识，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在我们两国一些领域抬头。这些情绪可能会妨碍领导人采取有利于我们两国公民和经济长远利益的政策。
由于认识到这种乐观与不安是确实存在的一对矛盾，我来到武汉，就事关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人民的福祉的一个现实同你们交谈。那就是，我们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符合我们的根本共同利益。只需看看我们自近30年前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展，就能够体会我们的共同利益有了多么迅速的增长。
我还将阐述我们为在未来继续保持和促进我们共同和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所必须一道采取的三个重要行动。
中国和美国：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受益者
我深入接触国际经济问题已经有25年以上。我得到的最明确收获之一是，那些向竞争开放、实行经济改革和欢迎外国投资的国家使公民极大受益。而向另一个国家直接投资──例如对制造厂或对服务业公司投资──是对那个国家经济所投的最佳信任票。
这种开放是通向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最可靠途径：它带来更好的工作和各种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消费选择以及价格和通货膨胀的下降。开放不是零和游戏；它使效率、生产力和竞争力都得到提高。
对中国有益
可以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世界历史上最惊人的经济变革。中国从贫困、以农业为主和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状态转变成全球经济的一个内在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将近10%，使数亿中国公民摆脱了贫困。
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贸易额首次超过日本和韩国贸易的总和。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取得卓越经济成就的关键。
中国在从过去30年外来投资极大获益之后，如今开始成为向其他国家提供资本的大国。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2007年海外投资总额超过18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日益经常地为进行海外投资而访问美国；我们欢迎他们对美国经济的投资和信任。
对美国有益
美国对世界的出口现在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2%，是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美国2007年经济增长的40%以上来自出口。在美国，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估计，全球经济一体化每年会给美国经济带来1万亿美元的收益。
具体同中国而言，中国如今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我们的出口产品包括从飞机、大豆到电子机械等各种类型。过去10年来，我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是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6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BusinessCouncil)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8年中，90%以上的美国国会选区都有过3位数的对华出口增长。
两周前，我的同事，即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麦考密克(DavidMcCormick)，在上海发表讲话时指出，2007年进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比10年前几乎增长了一倍。在美国的外资公司直接雇用的美国员工有500多万人，占私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4.5%。这些是薪资丰厚的好工作，比其他私营行业的工资高平均25%。外资公司的产量在美国占将近6%，对研究开发的支出占美国的14%，出口占美国的19%。
对开放经济的共识反在削弱
尽管有上述有力的事实，但是有迹象显示，支持开放经济的长期共识在我们两国都在削弱。
任何一个不断创造新的更高价值就业机会的有活力的经济，都不可避免会带来工厂关闭和就业机会的损失，这是痛苦的现实。自由贸易的好处往往扩展到整个国家，而失业却是比较集中和立即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将贸易和外国投资作为替罪羊，则只会助长孤立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也就是为减少眼前的损失，而牺牲了未来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准。
一些具体担忧
在投资方面，我们经常听到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审查程序以及对美国是否真正欢迎中国投资的担忧。在这方面，美国司法当局的目标只针对那些引起真正国家安全隐忧的购买行为，而不是针对宽泛的经济利益或工业政策因素。例如，在去年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10%受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的审查，其中大多数──包括国有企业的投资──得到无争议解决。
上个月，财政部公布了投资规章提案，旨在澄清和改进我们现有的审查程序，巩固强有力的开放投资原则及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的程序保护，确保审查程序更加及时和有效。我们欢迎你们对这些规章提案发表看法。
美国坚定地致力于保持开放的投资气候，包括对来自中国的投资。
此外，中国官员对美国就中国的一些做法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提起诉讼表示不满。但我们不应该把这类行动视为双边经济关系中的失败。相反，世贸组织为处理谈判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中立的法律机制。正如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SusanSchwab)所说："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机制旨在防止贸易战争而不是煽起贸易战争。"
就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而言，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担忧：中国对外来投资的兴趣不像以前那样强烈；针对外国投资的规定不透明，而且似乎偏向中国的顶尖企业。引起他们担忧的做法还包括实施新的反垄断法；保护具体的中国竞争者而不是保护普遍竞争；一些技术标准带有歧视性；外国公司受到比中国公司更严厉的对待；以及其他与中国走向实行市场经济原则的重大步伐不一致的举措。
战略经济对话的作用
所幸的是，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解决这些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论坛和机制。在最近2007年12月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与中国同意在投资问题上建立高层次的交流，并对为投资者提供实际保护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问题加紧了讨论。
每年两次的部长级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为交流看法和澄清误会提供了多次机会。我们之间的交流永远不会嫌多。
"三个基本行动"对美中经济合作前景具有关键意义
我有幸支持并参与我们两国经济领导人之间一年两次的磋商，美国方面以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Paulson)为首，中国方面以副总理王歧山为首(过去由副总理吴仪负责)。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我们不断巩固美中经济关系的基础，并力争解决我们两国所面临的重大战略经济问题。
为此，我们必须加强一些基本做法，才能继续增进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共同利益。我将提出三项基本行动。
基本行动一：保持关系的平衡稳定
当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时，他们的构想是建立一个论坛和机制，让两国政府就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关键问题在最高级别以统一的声音进行交流沟通，从而确保双边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这就是直接接触的作用：通过减少误会并消除美中关系史上时时产生的误解，保持两国关系的平衡稳定。
增强对话和接触要求我们在应对问题时必须坦率、诚恳──往往还要迅速。产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2007年春，很多美国人在听到大量有关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和产品不安全的报道后感到不安。"中国品牌"在美国的信誉受到威胁。值得庆幸的是，在2007年5月举行的部长级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我们两国政府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共同作出大量努力。在2007年12月举行的战略经济?话会议上，我们就食品íó饲料、药物和医疗器械问题达成了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尽管道路崎岖不平，但上述协议和相关的互动促成了一种合作文化。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些问题根深蒂固、错综复杂，不会立刻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在产品制造每个阶段建立科学质量管理。我们在法治、透明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有关重要问题上的进展会进一步推动这种努力。
事实上，中国政府继续有效地处理这些安全问题将对美中贸易关系、中国与全球贸易体制接轨以及中国保持经济增长趋势具有长期影响。
基本行动二：着眼双方都十分关心的前瞻性战略领域
展望我们两国关系的前景，我们绝不能犯"短视主义"的毛病，不能只考虑眼前的问题。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他们在通情达理的公民的支持下，放眼未来，认清我们这个时代中的变革性问题，并现在就从政策和行动上作出反应，让我们能给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的、更加繁荣的未来。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我们两国领导人认真地识别并解决那些关键问题──包括需要解决各自的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业自由化与货币改革问题、发明创造与知识产权、投资、运输、法治和透明度等等。
我想把我们在能源安全和环境合作方面的共同努力作为一个具体例子加以说明。美国和中国正在影响着全球能源和环境趋势的走向，同时也在受着这种趋势的影响；能源和环境趋势会带来重大经济后果。我们两国是全世界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也是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
我们共同面临着要在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的同时平衡发展经济的挑战。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需要足智多谋、有创造力、有决心、有长期承诺。
在去年12月的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宣布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展开10年合作。我们的能源和环境合作10年框架是这个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将注重于共同目标，包括能源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洁净水、洁净空气、清洁和节能运输以及保护野生环境和优美景观。
这项努力将要求我们两国的政府、产业、大学、研究机构、思想家和非政府组织为上述及其他很多问题寻找答案：我们怎样减轻对石油的依赖并增进能源保障？我们怎样加强保护自然环境并防止砍伐森林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怎样实现我们的能源目标？我们怎样确保我们的水源洁净安全？
对上述问题在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答案。但我们寻求答案的方式可能相似──实施确有成效的政策，教育人们作出对环境有利的决定，确保公司企业遵守旨在保护人类健康的规章。其他解决方式则必须依靠技术突破，并消除市场准入障碍，以便使现有技术或新型技术的价格合理化。
自去年12月以来，我们一直在积极为一些发展和加快现有努力的联合项目制定行动规划。我们将重点放在共同的目标上，例如减轻对石油的依赖。我们正在确定具体的能源目标，例如提高汽车节油效率，并鼓励开发和使用替代燃料。我们希望建立洁净高效的运输系统，保护我们两国的湿地和森林。这些行动规划有助于我们两国各自找出政策方案，更好地执行现有规章和奖励措施，并促使我们寻求更有创新性的举措和解决办法。
(3)基本行动三：发展合作与互信文化
美中经济关系错综复杂，而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很不容易。它要从与合适的人员、在合适的时间、就合适的问题、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开始。作为美中关系中的一种主要新机制，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为华盛顿和北京双方的决策者提供了有益的交流渠道。我们的做法是使两国很多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相互接触，促进更全面的互动。这种做法可以打破官僚机构之间常有的那些妨碍有效交流和取得成效的听闻与传言。
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双方领导人之间建立和发展信任。领导人的相互信任是任何经济关系中的战略财富。尊重彼此的观点，坦诚交换想法，追求共同利益。
就像自从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挑战一样，今后必然还会遇到挑战。主要目标并不是消除挑战──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建立更坚实的信任与交流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挑战。
加深互信与交流不仅是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角色，而且也是商人、工人、农民、教授、学生等各界人士的责任。今年8月，包括美国与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成千上万名运动员将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便是一个深化交流与互信的机会。
互联网使有关彼此的信息骤然增多，但理解却仍然不足。我们的相互了解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缩小这种理解差距的最好方式是加强人员交流和双方互动。这是在武汉设立美国总领事馆的又一主要好处。
2007年5月和12月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签署的新的美中旅游协定(U.S.-ChinaTourismAgreement)和民航协定(CivilAviationAgreement)也将推动我们的相互了解和交往。亚特兰大与上海、旧金山与广州、费城与北京之间的直飞航线以及其他将开通的航线，将加强我们的联系。
这些互动使美国人民有机会强调，我们欢迎自信、爱好和平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一个虚弱、没有安全感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经济或安全利益。
结束语
本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经济问题之一是，我们两国能否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这应是一种稳定的、发展的、互利互助的双边关系。如果对这一点有疑问的话，不妨对美中关系前景作两种不同的展望。
第一种是暗淡和问题重重的前景，即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走向对立，对对方的怀疑日益加深，陷入争夺资源和影响的零和竞争，完全忽视了双方进行互利合作的各种可能。它会是一个双方以扭曲的眼光看对方的未来，一个关系脆弱的未来──动辄会因难免的误解和偶发事件而使关系破裂。
而第二种前景展示的是，我们的合作能力与两国经济的交融相互吻合。在这样的一个未来，我可以看到两国领导人有着良好交流，彼此的互信不断增加，努力消除误解和危机，并且在可能的方面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同时认识到各自有着不同的国家目标。在这一愿景中，我也可以看到两国人民都能认识到双方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能从贸易、投资以及各种形式的交往和交流中获益。
我们要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努力促进的正是这第二种前景。这是一个强大、持久关系的愿景──我希望你们也这样认为，而且我们将继续使它发展、扩大和更加充满活力。
（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http://usinfo.state.gov
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默(AlanHolmer)5月21日在武汉大学发表讲话，题目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保持经济增长"(U.S.-China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SustainingEconomicGrowth)。以下是预先准备的讲稿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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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保持经济增长"
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默在中国武汉大学的讲话(预备讲稿)
2008年5月21日
感谢刘校长和周副校长的邀请和热情款待。今天来到武汉大学同你们见面是我的荣幸。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要向在四川大地震中受伤的人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唁。在这场灾难中受害的学生和儿童的人数之多尤其令我悲痛。此时此刻，美国人民牵挂着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祈祷，特别是为那些直接受难的人们。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援助，并随时准备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
我还要向新建的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小琳(WendyLyle)致意。我们为在武汉有这样一个官方机构感到高兴，相信它将在今后的岁月中起到增进美中关系的作用。
当我于2007年2月担任中国事务和战略经济对话特使时，来自你们这座伟大城市的副总理吴仪鼓励我走访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过去的15个月里，我有幸访问了沈阳、青海、西安、成都、广州、深圳、香港和宁波(就在昨天)。我的行程中也包括一些乡村，以便了解你们在促进均衡与和谐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了解到，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并且地方差异很大的国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在城乡之间；以及在各省份之间。在一个省内也有巨大差异，你们湖北省也不例外。
武汉在中国所处的战略性地理位置，以及你们从汉朝就开始的深厚的贸易和学术发展传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听说，《三国演义》中记载的一场大约2000年前的重要战役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你们这座城市既古老又现代，既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又是经济正在崛起的华中地区的中心。
中国──乃至全球──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贯穿武汉。你们的城市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纽，位于源远流长的汉水和长江的交汇处，而且坐落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向西的国道干线之一的交点，在航运、铁路和公路交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赞赏贵国和贵省振兴华中的规划。王歧山副总理不到一个月前在武汉发表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他鼓励这个地区加速改革和开放。你们通过增进贸易和投资推动中国中部发展的努力非常重要和有意义。
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各位的一点是，我和美国政府内的同仁相信，增进美中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国和美国所有地区的发展，不仅仅是两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基础广泛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对我们所有人都极为重要。
美中经济关系：既乐观，也不安
我的工作使我也到美国各地去，会晤商界、经济界及学术界团体、以及各层政府领导人。我向人们解释我们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质和积极影响，以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意义。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良好意愿。然而，曾经作为我们双边关系一个稳定因素的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赖，如今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关系紧张的源泉，这在我们两国都是一样。
2008年在中国和美国同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把我们两国人民彼此的印象描述为"希望与疑虑并存"。这项调查是由一个叫作“百人会”(Committeeof100)的有影响力的美国华裔团体发布的。调查显示，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多数公民一般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并广泛认识到美中关系和两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美国大多数人把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视为严峻或潜在的威胁，而将近一半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在力图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双方都认识到，我们大多数共同利益是在贸易方面。在美国人看来，贸易是我们最可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但贸易也被列为最可能导致冲突的根源。于是在这里，希望与疑虑再次交织。这些担忧削弱了美国和中国国内对经济接触的好处的共识，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在我们两国一些领域抬头。这些情绪可能会妨碍领导人采取有利于我们两国公民和经济长远利益的政策。
由于认识到这种乐观与不安是确实存在的一对矛盾，我来到武汉，就事关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人民的福祉的一个现实同你们交谈。那就是，我们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符合我们的根本共同利益。只需看看我们自近30年前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展，就能够体会我们的共同利益有了多么迅速的增长。
我还将阐述我们为在未来继续保持和促进我们共同和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所必须一道采取的三个重要行动。
中国和美国：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受益者
我深入接触国际经济问题已经有25年以上。我得到的最明确收获之一是，那些向竞争开放、实行经济改革和欢迎外国投资的国家使公民极大受益。而向另一个国家直接投资──例如对制造厂或对服务业公司投资──是对那个国家经济所投的最佳信任票。
这种开放是通向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最可靠途径：它带来更好的工作和各种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消费选择以及价格和通货膨胀的下降。开放不是零和游戏；它使效率、生产力和竞争力都得到提高。
对中国有益
可以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世界历史上最惊人的经济变革。中国从贫困、以农业为主和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状态转变成全球经济的一个内在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将近10%，使数亿中国公民摆脱了贫困。
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贸易额首次超过日本和韩国贸易的总和。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取得卓越经济成就的关键。
中国在从过去30年外来投资极大获益之后，如今开始成为向其他国家提供资本的大国。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2007年海外投资总额超过18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日益经常地为进行海外投资而访问美国；我们欢迎他们对美国经济的投资和信任。
对美国有益
美国对世界的出口现在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2%，是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美国2007年经济增长的40%以上来自出口。在美国，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估计，全球经济一体化每年会给美国经济带来1万亿美元的收益。
具体同中国而言，中国如今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我们的出口产品包括从飞机、大豆到电子机械等各种类型。过去10年来，我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是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6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BusinessCouncil)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8年中，90%以上的美国国会选区都有过3位数的对华出口增长。
两周前，我的同事，即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麦考密克(DavidMcCormick)，在上海发表讲话时指出，2007年进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比10年前几乎增长了一倍。在美国的外资公司直接雇用的美国员工有500多万人，占私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4.5%。这些是薪资丰厚的好工作，比其他私营行业的工资高平均25%。外资公司的产量在美国占将近6%，对研究开发的支出占美国的14%，出口占美国的19%。
对开放经济的共识反在削弱
尽管有上述有力的事实，但是有迹象显示，支持开放经济的长期共识在我们两国都在削弱。
任何一个不断创造新的更高价值就业机会的有活力的经济，都不可避免会带来工厂关闭和就业机会的损失，这是痛苦的现实。自由贸易的好处往往扩展到整个国家，而失业却是比较集中和立即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将贸易和外国投资作为替罪羊，则只会助长孤立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也就是为减少眼前的损失，而牺牲了未来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准。
一些具体担忧
在投资方面，我们经常听到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审查程序以及对美国是否真正欢迎中国投资的担忧。在这方面，美国司法当局的目标只针对那些引起真正国家安全隐忧的购买行为，而不是针对宽泛的经济利益或工业政策因素。例如，在去年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10%受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的审查，其中大多数──包括国有企业的投资──得到无争议解决。
上个月，财政部公布了投资规章提案，旨在澄清和改进我们现有的审查程序，巩固强有力的开放投资原则及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的程序保护，确保审查程序更加及时和有效。我们欢迎你们对这些规章提案发表看法。
美国坚定地致力于保持开放的投资气候，包括对来自中国的投资。
此外，中国官员对美国就中国的一些做法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提起诉讼表示不满。但我们不应该把这类行动视为双边经济关系中的失败。相反，世贸组织为处理谈判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中立的法律机制。正如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SusanSchwab)所说："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机制旨在防止贸易战争而不是煽起贸易战争。"
就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而言，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担忧：中国对外来投资的兴趣不像以前那样强烈；针对外国投资的规定不透明，而且似乎偏向中国的顶尖企业。引起他们担忧的做法还包括实施新的反垄断法；保护具体的中国竞争者而不是保护普遍竞争；一些技术标准带有歧视性；外国公司受到比中国公司更严厉的对待；以及其他与中国走向实行市场经济原则的重大步伐不一致的举措。
战略经济对话的作用
所幸的是，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解决这些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论坛和机制。在最近2007年12月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与中国同意在投资问题上建立高层次的交流，并对为投资者提供实际保护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问题加紧了讨论。
每年两次的部长级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为交流看法和澄清误会提供了多次机会。我们之间的交流永远不会嫌多。
"三个基本行动"对美中经济合作前景具有关键意义
我有幸支持并参与我们两国经济领导人之间一年两次的磋商，美国方面以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Paulson)为首，中国方面以副总理王歧山为首(过去由副总理吴仪负责)。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我们不断巩固美中经济关系的基础，并力争解决我们两国所面临的重大战略经济问题。
为此，我们必须加强一些基本做法，才能继续增进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共同利益。我将提出三项基本行动。
基本行动一：保持关系的平衡稳定
当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时，他们的构想是建立一个论坛和机制，让两国政府就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关键问题在最高级别以统一的声音进行交流沟通，从而确保双边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这就是直接接触的作用：通过减少误会并消除美中关系史上时时产生的误解，保持两国关系的平衡稳定。
增强对话和接触要求我们在应对问题时必须坦率、诚恳──往往还要迅速。产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2007年春，很多美国人在听到大量有关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和产品不安全的报道后感到不安。"中国品牌"在美国的信誉受到威胁。值得庆幸的是，在2007年5月举行的部长级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我们两国政府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共同作出大量努力。在2007年12月举行的战略经济?话会议上，我们就食品íó饲料、药物和医疗器械问题达成了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尽管道路崎岖不平，但上述协议和相关的互动促成了一种合作文化。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些问题根深蒂固、错综复杂，不会立刻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在产品制造每个阶段建立科学质量管理。我们在法治、透明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有关重要问题上的进展会进一步推动这种努力。
事实上，中国政府继续有效地处理这些安全问题将对美中贸易关系、中国与全球贸易体制接轨以及中国保持经济增长趋势具有长期影响。
基本行动二：着眼双方都十分关心的前瞻性战略领域
展望我们两国关系的前景，我们绝不能犯"短视主义"的毛病，不能只考虑眼前的问题。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他们在通情达理的公民的支持下，放眼未来，认清我们这个时代中的变革性问题，并现在就从政策和行动上作出反应，让我们能给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的、更加繁荣的未来。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我们两国领导人认真地识别并解决那些关键问题──包括需要解决各自的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业自由化与货币改革问题、发明创造与知识产权、投资、运输、法治和透明度等等。
我想把我们在能源安全和环境合作方面的共同努力作为一个具体例子加以说明。美国和中国正在影响着全球能源和环境趋势的走向，同时也在受着这种趋势的影响；能源和环境趋势会带来重大经济后果。我们两国是全世界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也是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
我们共同面临着要在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的同时平衡发展经济的挑战。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需要足智多谋、有创造力、有决心、有长期承诺。
在去年12月的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宣布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展开10年合作。我们的能源和环境合作10年框架是这个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将注重于共同目标，包括能源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洁净水、洁净空气、清洁和节能运输以及保护野生环境和优美景观。
这项努力将要求我们两国的政府、产业、大学、研究机构、思想家和非政府组织为上述及其他很多问题寻找答案：我们怎样减轻对石油的依赖并增进能源保障？我们怎样加强保护自然环境并防止砍伐森林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怎样实现我们的能源目标？我们怎样确保我们的水源洁净安全？
对上述问题在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答案。但我们寻求答案的方式可能相似──实施确有成效的政策，教育人们作出对环境有利的决定，确保公司企业遵守旨在保护人类健康的规章。其他解决方式则必须依靠技术突破，并消除市场准入障碍，以便使现有技术或新型技术的价格合理化。
自去年12月以来，我们一直在积极为一些发展和加快现有努力的联合项目制定行动规划。我们将重点放在共同的目标上，例如减轻对石油的依赖。我们正在确定具体的能源目标，例如提高汽车节油效率，并鼓励开发和使用替代燃料。我们希望建立洁净高效的运输系统，保护我们两国的湿地和森林。这些行动规划有助于我们两国各自找出政策方案，更好地执行现有规章和奖励措施，并促使我们寻求更有创新性的举措和解决办法。
(3)基本行动三：发展合作与互信文化
美中经济关系错综复杂，而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很不容易。它要从与合适的人员、在合适的时间、就合适的问题、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开始。作为美中关系中的一种主要新机制，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为华盛顿和北京双方的决策者提供了有益的交流渠道。我们的做法是使两国很多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相互接触，促进更全面的互动。这种做法可以打破官僚机构之间常有的那些妨碍有效交流和取得成效的听闻与传言。
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做法有助于在双方领导人之间建立和发展信任。领导人的相互信任是任何经济关系中的战略财富。尊重彼此的观点，坦诚交换想法，追求共同利益。
就像自从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挑战一样，今后必然还会遇到挑战。主要目标并不是消除挑战──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建立更坚实的信任与交流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挑战。
加深互信与交流不仅是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角色，而且也是商人、工人、农民、教授、学生等各界人士的责任。今年8月，包括美国与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成千上万名运动员将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便是一个深化交流与互信的机会。
互联网使有关彼此的信息骤然增多，但理解却仍然不足。我们的相互了解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缩小这种理解差距的最好方式是加强人员交流和双方互动。这是在武汉设立美国总领事馆的又一主要好处。
2007年5月和12月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签署的新的美中旅游协定(U.S.-ChinaTourismAgreement)和民航协定(CivilAviationAgreement)也将推动我们的相互了解和交往。亚特兰大与上海、旧金山与广州、费城与北京之间的直飞航线以及其他将开通的航线，将加强我们的联系。
这些互动使美国人民有机会强调，我们欢迎自信、爱好和平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一个虚弱、没有安全感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经济或安全利益。
结束语
本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经济问题之一是，我们两国能否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这应是一种稳定的、发展的、互利互助的双边关系。如果对这一点有疑问的话，不妨对美中关系前景作两种不同的展望。
第一种是暗淡和问题重重的前景，即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走向对立，对对方的怀疑日益加深，陷入争夺资源和影响的零和竞争，完全忽视了双方进行互利合作的各种可能。它会是一个双方以扭曲的眼光看对方的未来，一个关系脆弱的未来──动辄会因难免的误解和偶发事件而使关系破裂。
而第二种前景展示的是，我们的合作能力与两国经济的交融相互吻合。在这样的一个未来，我可以看到两国领导人有着良好交流，彼此的互信不断增加，努力消除误解和危机，并且在可能的方面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同时认识到各自有着不同的国家目标。在这一愿景中，我也可以看到两国人民都能认识到双方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能从贸易、投资以及各种形式的交往和交流中获益。
我们要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努力促进的正是这第二种前景。这是一个强大、持久关系的愿景──我希望你们也这样认为，而且我们将继续使它发展、扩大和更加充满活力。
（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http://usinfo.state.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