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最近的褐皮书首次提到衰退，并称美国经济总体呈现疲态，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但美国3月CPI年增4.0%，各项经济数据参差不齐，加之面临总统选战，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水深火热。在国际上美国也四处受到挑战，“脱钩论”就是试图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一种尝试，无论是从经济上用“脱钩论”来试探美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的衰落程度，还是用“脱钩论”暗示美国在全球政治领域影响力的下降，都从总体上反映了美国因次贷危机而陷入政治经济等多重尴尬的境地，美国也因此充分感受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一段“艰难时期”。

　　欧元区3月CPI年增3.6%，欧盟总体CPI年增3.8%，而美联储理事米什金3月却表示“欧洲的通胀问题比美国严重”。毫无疑问，欧洲对于美国经济形势毫不留情。欧盟央行成员利卡宁早在3月就指出“美国经济存在坠入螺旋下行的可能性大”，而康斯坦西奥则指出“即使美国经济衰退，欧盟经济也不会衰退”。欧美双方的分歧还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对经济前景修正的幅度上。欧盟不仅认为没有必要采取类似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同时欧盟以新兴市场和亚洲经济体的强劲增长为依据，认为世界经济修正的幅度不会很大，由此推动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脱钩论”具有一定市场。

　　但欧盟的本意或许并不在于与美国发生更大的分歧或对抗，并依赖强势欧元在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中另立门户，欧盟更大的可能是在美国经济形势艰难的情况下急于与美国划清界限，这样既可以避免美国经济衰退预期的拖累，又可以更好地把握新兴市场和亚洲经济体强劲发展的机遇，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次贷危机和信贷紧缩带来的冲击。一旦欧盟这种目标能够实现，那么欧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将会显著提升，也就具备了与美国分衡抗礼的新台阶。所以欧盟仍然在G7、央行合作、金融稳定论坛等多种渠道和框架下，继续保持与美国紧密合作，同时在全球经济前景和衰退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坚持与美国划清界限。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包括全球信贷紧缩的扩散，都没有令美国金融部门重新恢复原先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相反贝尔斯登危机以来，日本官方和格林斯潘都敦促美联储动用公众资金救市，罗马金融稳定论坛也提出建立央行外汇互换通道，尝试外币资产在美国本土金融市场登陆，甚至华盛顿G7会议之后，日本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也指出“G7认为各成员国应按照自身情况采取适当措施”，G7表面妥协一致的背后仍然是各方多重博弈竞争的局面。欧盟各方提出的“透明度”概念无疑进一步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过程中加大开放力度，并对以美国评级机构主导的全球评级体系提出新的设想，这些无疑都反映在G7对美联储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中，也是美国金融市场饱受诟病的最高层压力。

　　尤其在强势欧元和日圆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欧元区加紧统一内部金融市场以增强欧元金融市场份额，而日本也加大力度推动日圆债券和衍生品的发展，次贷危机确实成为美国金融市场衰落的一个重大不利因素。同时，伊朗敦促OPEC放弃美元计价，俄罗斯在圣彼得堡成立卢布计价的油气交易所，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形成强劲影响力并进一步扩散等因素，都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多重压力，这些压力传递到美国本土金融市场，成为抑制其复苏的重要因素，形成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饱受诟病的真实写照。中国在IMF和世行年会中指出，发达国家应承担全球金融稳定的责任，其中美国金融市场至今未现企稳复苏迹象，是下一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来源。

　　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300点，已使美国与全球多数国家之间的利差倒挂，危机过后流动性泛滥的未来前景以不容置疑。更为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当局各方对于拯救房市和次贷款证券市场一拖再拖，2007年以经济增长富有弹性为借口，今年以来则以金融监管为旗帜，刻意拖延次贷证券市场的重估和再塑进程。美联储片面注入流动性和拖延市场再造，致使全球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并剧烈动荡，原油价格一涨再涨，美元价值也一跌再跌，而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信贷紧缩却稳步扩散，已经显示出将欧盟房市拖下水的迹象，并拖累全球股市和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动荡。美国已经在美元和油价问题上失去了全球的历史信任，美元计价在全球陷入空前危机。

　　美国感受“失道寡助”的形势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经济金融各方面，在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美国面临“失道寡助”的窘境也不少。首先受美国总统大选来临的影响，美国下一步政治军事动向可能面临变化。美国国际政策的实质性进展与总统选战和新总统上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欧盟、非洲和OPEC等国家都在观望。布什总统在最后任期内，北约东扩、非洲司令部和敦促OPEC增产原油等问题上都难如愿以偿，这也将美国“失道寡助”的窘迫境地更多地反映在布什总统政绩上。即使2008年底总统选举尘埃落定，新总统的国际政策和经济方略大致成形，要在次贷危机和金融市场萎靡的废墟上重回美国经济长期增长轨道，甚至实现强势美元的前景，也绝非一蹴而就。这段期间又为全球经济大幅修正和金融市场动荡预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