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社会总是‘魔高一丈而道才高一尺’

文/汪华斌

前几天的晚上八点多钟，我突然接到老家一个乡亲的电话；说自己在城里卖菜的儿子开车把一个打工的农民撞了，当场就送到省某知名大医院治疗；要我关照一下。我连忙赶到医院，由于伤情不重很快就处理完了；但因为是交通事故，所以医院要住院观察。

到了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接班护士就催交钱；这时送伤者的司机说‘不是交了几千元钱吗，为什么晚上就不够用了呢’。而值班的护士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医院规定，交通事故的治疗全部用最贵的进口药；所有的系统检查都要做。因此无论伤情如何，对交通事故全部是按最高收费催交费用’。当听到这话时，我连忙说：‘医院的检查与治疗，最起码应该是事故双方都应该有知情权吧；咋能你们自己说咋办就咋办呢’。

而此时的值班医生却接口说：‘医院规定，交通事故的治疗全部由医院自己想当然地治疗；不需要征求事故双方的意见’。我说‘那这不就是以权谋私的乱收费吗’。结果那位护士气急败坏地说：‘你们可以去告状，那样只会加重对你们的收费；因为这个规定是两会（指这次北京召开的政协和人大会议）都不管的特权’。我就是一个不服气的人，连忙向医院投诉；结果医院说‘这是科里自己的规定，医院管不了’。我又向卫生部门投诉，得到的答复是‘医院有自主权，卫生部门不能管；如果你不服气，可以向交通管理部门投诉’。事后我又向交通管理部门投诉，答复是‘他们只管责任认定，费用和如何治疗是医院的事；还是只能有医院管’。就这样一个投诉的问题，竟然又回来了。

事有凑巧，这位被碰的患者几天不见家属；而且是个无所事是的流浪者。经常趁人不注意时，自己往伤口上自残。周围的患者告诫司机，说“看情况这不是交通事故，而是遇到了‘撞猴子’（敲诈勒索的称呼）”。于是我又找医生，病人究竟伤的如何；答复说‘不知道，只知道没有生命危险；但外伤还在流血，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用好药治疗’。我说如果是碰到‘撞猴子’也这样治疗嘛，答复是碰到‘撞猴子’也是一样的治；至于是不是‘撞猴子’不归医院管，只要病人在医院里；哪怕没有病，我们同样也要治疗；因为你占用了我们的床位，所以效益是我们医院追求的目标。

这时我只好找交警，他们竟然也是推辞；因为‘撞猴子’没有法律认定，所以交警也不能管；到了医院就听医生的，这就是他们的处理程序。就这样，一个本不是交通事故的诈骗；竟然就这样在医院长期住下去了，因为我们没有法律规范。而住院就是任凭医院的随意性治疗和收费，同样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法律规范如何治疗与收费。结果一个交通诈骗，竟然使一个农民家庭而几代人不能翻身；因为这是一笔巨大的债务，而且是一笔莫名其妙的债务；因为没有法律保障，使他就任凭社会的妖魔鬼怪宰割；这就是我们社会一个真实的案件，也是我亲身参与多次奔波而没有结果的案件；因为妖魔鬼怪比法律高，而法律却无可奈何。这是谁的错，肯定不应该是老百姓的错；可我们社会竟然没有人承担责任，却使我们无辜的人白白含冤。

是啊！我们见到我们的法律总比社会的妖魔鬼怪慢一步，如我们的国有企业改制；等到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的后，我们才有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又如我们国有企业领导自己定的年薪百万，竟然到现在还没有法律来规范制约。还有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待遇，本来在市场体系中应该自动取消；可我们收入按市场经济领取，而福利待遇竟然还按计划经济的模式高标准执行。再有我们的公款吃喝玩乐和出国，这么多年连竟然没有法律能制止；而是用减少数量的文件规定来冲淡这种腐败行为。

我们总说我们社会的腐败多，因为我们总在腐败现象出现后再出一个文件限制；结果这个腐败虽然有所控制，可同时又有几个新腐败产生了；因而我们社会的腐败并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了，而且是我们的法律也在增加；所以我们的反腐败法律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多的，而对很多腐败却又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慢一拍的原因。

有人说这是中国人聪明，因为善于钻法律的空子造成的。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法律有这么多的空子可钻呢；这是谁的错，还是法律的错。因为法律总是跟在社会丑恶的现象后面跑，所以我们社会永远是‘魔高一丈而道才高一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