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军人带给我们的感动——“我的三十年记忆”之二十一
1998年给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洪水灾害,那一年中国的长江等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据统计,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300亿美元,并造成3004人死亡,2.23亿人受灾。在那危急的关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就是奋不顾身的人民子弟兵了。在那些与滔天洪水奋战的日子里,我们的军队和战士们的精神再一次感动了国人。在这一年三月的人大会议上,铁面总理朱镕基上任,尽管这一天来的晚了一些,但这位以清廉、铁腕著称的共和国第五任总理,在他的任期内很得人心,他上任之初的一番就职演讲更是令国人感动,人民公仆的形象在他身上的确得到了很好地诠释。这一年由于大范围的严重洪灾,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速度仍处于低位整固阶段,仅比上年增长7.8%。
这一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互联网领域中的风云变幻。当时的中国网民数量尽管仅有100多万,尚局限在很小的人群范围,但在这个刚刚兴起的崭新领域所发生的事情,却对以后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件事情是作为中国商用互联网事业的领跑者、赢海威公司的张树新等原始股东和创业管理团队,由于和后加入的大股东在公司发展战略上的严重分歧,而发生了集体出局的重大变故,使其发展前景逐渐黯淡,进而走向衰败,最终完全地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段记录。然而,赢海威的故事不过是方兴未艾的国际互联网事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小小插曲。也是在这一年,后来成为互联网门户网站三足鼎立的搜狐、网易、新浪网先后成立,并最终成为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基础力量和领军企业。在这三家最有影响的门户网站中,由于搜狐和网易的领军人物始终是由最初的创业者领衔,因而其团队组织架构的变动很小。而新浪则不然,由于其股份高度分散,首席人物已经多次易位,其中最初的创始人、中国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传奇人物王志东的淡然出局,更是体现了资本的冷血无情,也为企业界上了一堂生动的资本意志教育课。
此刻我所在的辽宁物资集团公司,国家赋予的“综合商社式企业集团试点”的责任,早已成为昨日黄花。由于国有企业的通行弊端,原来的集团已经走上了末路,并经过了脱壳游戏,组建了新的公司,而将沉重的债务和历史遗留问题留给了历史。这在当时是许多国有企业惯用的伎俩,从表面上看,企业的负担解除了,实现了彻底轻装,应该由此步入新的良性循环了。然而,由于陈旧的体制问题这一根本的弊端没有触及,仅仅在工商营业执照和财务账本上做文章,实际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信息公司作为优良资产进入了新的公司,但由于新组成的摊子还是习惯于老一套,运用自身的资产四处抵押借贷,暂时使账面上的现金多了起来,过日子的本钱似乎很是充足。但因为经营者与企业的利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直接借助自己的权力获取既得利益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这些企业的当家人每天的主要精力,就是场面应酬、吃喝玩乐,沉湎于企业的表面繁荣之中。由于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也被纳入了班子成员之中,但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将信息公司的小环境营造好,让信息公司能够在市场的大环境中得以良性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很少加入那些虚无繁荣的吃喝局子中去,即便勉强参加,也是简单敷衍、尽快溜号。好在我这人总是有些别人不具备的长处,比如在向上级的正式工作汇报时,我的发言既有思想、又有新意,能够为班子的脸面添些光彩。因此,总是缺席这些吃喝娱乐的场面,我的那些同僚们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我这人一向把个人的级别、荣誉看得很淡,甚至有些出自本能的反感。长期在国企的经历,的确使我对其中那些庸俗的做法、低级的管理深恶痛绝。因此,尽管我也曾经是省局管理的副处级干部,但我在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个官场一点也不适合我,既然打心眼里厌恶那些阿谀奉承、虚夸弄假的做法,当然就要设法与其保持相当的距离。现在想来,当初之所以对上级的提拔好意没有断然拒绝,主要是基于一种很现实的考虑。当时我所创办的信息公司还在国有的体制内,自己的身上多了一道保护色,自然可以有助于避免各种外在的干扰、甚至是强取豪夺嘛,如果因为自己的清高和不识抬举,到头来连自己的根据地都守不住,那自己今后的日子就惨了。因为就凭我的那些同僚们的大手大脚、花天酒地的打法,这家国企的好日子是不可能持续多久的。因此,自己必须设法稳固信息公司这个根据地,这样才可能为以后遇到适当的时机突围、重获新生,创造和保留现实的可能啊。
此时的信息公司,业务基础已经很稳定,每周一次的信息例会依然红火,并一度办成了一周两次,以适应变化剧烈的市场形式。这种独特的信息服务形式,很为本地及国内的同行所羡慕,也又不少依法炮制的。同时,我们信息例会的会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原来带有随意性的刊名“信息快报”,正式定名为:《辽宁物资商情》(后来又改成《辽宁金属商情》),并加上了封面。使这本刊物有了鲜明的行业属性及类别特征,并为其以后被客户更深层次的认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信息例会很红火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的服务方式其实是有着许多弊端的,例如,场地的空间有限,如果客户过多,势必会使我们的服务价值大打折扣。同时这种现场信息服务的方式,也会呈现许多时空方面的制约,例如客户如果这一天来不了,自然就享受不到我们的服务。另外,那些距离沈阳较远的客户,即便对我们的服务有很强烈的需求,也很难及时接受到我们的服务。
因此,这种如同农村赶集式的信息服务方式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我们应该在它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就培育好它的替代方式。而刊物就是这种具有很好替代价值的服务方式,刊物的篇幅可以无限增加,一本不够,可以搞两本、三本(现在我们的刊物已经发展到五个分册了),同时多远的地方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客户的手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继续办好信息例会的同时,下力量办好信息刊物,并尝试将我们的信息服务通过“点对点”电脑通讯的方式,即时到达客户端。那时的互联网业务尚未普及,我们的计算机通讯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一些有条件客户的信息需求,并为后来我们的互联网服务的展开奠定了很好的前期基础。那是一段信息服务开始的岁月,因此改进、创新的余地非常大,每天的生活与工作也显得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