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岭南文化看中华文化
作为一个广东人，多少对与岭南文化有点切身认识，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不会对于中华文化没有一些认知。近期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中，对于决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一些文化背景和区域差异，有一些相关的思考。而思考所得，我认为是值得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中华文化的水很深，还是先从岭南文化说起吧。人文文化，核心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传承，精神传承进而决定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谈论文化，根本的应该就是探讨这一精神传承的实质。所以探究文化不置身相关族群之中，只作残存文化遗物的文章是不够的。对于岭南文化，精神传承方面就不得不提起深刻影响岭南的近千年以来的若干主要人物。岭南地区真正开发开化应该就是唐宋以来的一千多年历史。粗略数来影响较大的人物有唐宋八大家之韩愈任潮州、苏东坡任惠州，宋朝名臣包拯任徽州（今肇庆），文天祥抗元转战南粤遗迹粤东、珠江口；明朝名臣海瑞故乡琼州（今海南）；清末抗击外敌的林则徐等诸多名臣名将；近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诸多革命先驱，以及当代的抗日先锋的东江纵队和共和国功臣梅州叶剑英等。应该说，影响岭南的诸多先贤，大多是豪气冲天，铁骨铮铮的，从而也铸就了岭南文化中浓郁的正气和为人立世的风骨。近代当代南粤没有出现广受国人唾弃的汉奸现象，而是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于此有很大关系。而同时，唐宋以来，岭南地处沿海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商贸前沿，岭南人重农亦重商。重农受传统文化影响，兼之南粤自古以来俗称南蛮之地，条件艰苦，岭南人大多较能吃苦，也不怕艰辛，始终是自生、自立、自强的。重商受对外开放口岸广州、汕头甚至是泉州、厦门（粤东很多族群迁自福建）的影响较多，与南洋多有往来。所以岭南人也看重实际，做事务实、开明。
当然，岭南一带也不是仅上述原因就能出现近现代引领风气的的文化氛围。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从中原迁徙下来的客家人、潮汕人，还有千年以来的传统教育，受中国的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主要的根基。上述因素主要是起到一种文化弘扬的取向引导作用。根子上说，岭南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保留正统成分相对比较多的一支。比如潮汕语言据研究是保留古代唐音比较多的语种，很多唐诗用潮汕语言朗读其押韵优于现有的普通话。而在传统教育方面，客家和潮汕地区，保留的东西就更多一些，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中华文化，从诸多历史知识的感受看，一直以来主要受易经传承的影响，几千年来不管各个历史时期如何解读，都没有偏离过。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本质上的东西还是相对固定的。基于这一点认识，参照岭南发展的一些事实，有些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文文化问题值得探讨研究一番。
最近关于反腐败中出现很多粤籍高官，还有笔者家乡一带严重的腐败现象，何以人文环境变得如此恶劣？虽然这不可能否定岭南总的人文取向，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蕴含着某些我们没有搞明白的文化根子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困惑已经有段时间。近日从新提起，参照一些历史学习收获，初步有了一个推断，应该是制度规范的问题。中华文化的根子也就是易经思想，骨子里推崇的是一种制度的规范，近两千年来对于易经思想的解读应该是存在较大的失误的。
现实的例子是香港，香港的浓厚的中华文化根底相信到过香港的人都会感受到，70年代香港廉政风暴之前，制度规范也不是很到位，香港的腐败未必见得比目前的大陆境况好到哪去。但是廉政风暴后，制度规范后的香港社会，应该可算当前人类社会管理的典范。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华文化是适应制度规范的，或者说，中华文化的根子应该立足于相应的制度规范的基础上的。
得出着一结论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对于易经，笔者从中学开始接触，虽然到目前来说没有解读明白，其实也没有用心真正去深入研究，所以甚至可能连入门都算不上，但总算字面上是了解的。一些简单的运用，在《共有论》用之于解释一些经济哲学问题算是有一点感受吧。总的印象是，易经是十分严谨的，易经的运用实质上是一种普遍哲理的指示。这样一部高度浓缩的高度智慧的经典，我是很难想像我们刚开化的祖先能够著述出来，或者是河图洛书的所谓天授能够完美组合。其中的玄机或当另有颜渊。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揭示着，科学与制度规范化的操作从来就是一体的。易经是科学的，科学也即意味着其中的制度的规范的要求或说先决条件。
而回顾历史，解读易经的两个重要人物，文王与孔子。文王和他的儿子武王奠定了大周朝八百年基业，而孔子终生努力期盼能够恢复周礼。到底文王武王周公制定与孔子推崇的周礼是何物？后人多以字面的理解解释为周朝的礼仪规范，这应该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孔子推崇的周朝的礼乐，本质上应该是指大周朝的制度和文化。在孔子的终生治学中，高度评价和看好周朝的制度和文化，以我现在的认识来理解，他是有高度的。孔子立身于东周末期春秋年代，应该说是中国辉煌的封建历史走向终结的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封建诸侯各成势力，中央王朝式微，因而也诞生了诸多寻求新的历史解读和重构的思想家，中国的诸子文化由此诞生。春秋之后的历史，应该说与之前近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是不同的，其后的历史应该是中央集权的王朝历史，基本制度上与之前的封建有本质的区别。虽然其后也有所谓的分封诸侯王现象，但是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诸侯地方自治的制度架构了。对于新出现的统治架构，孔子对比于周朝还是推崇周朝的制度和文化。之前封建制度有什么好？根本的区别应该是地方有效自治和中央与地方的有序的管制关系能够确保社会的高度人性化发展，周朝存在八百年之久，是中国历史最长的朝代，孔子通过深入研究认为其制度是比较好的。而孔子身处的春秋时期已经出现种种扼杀人性的动乱和权力争夺，相关的思想也朝极端化发展，比如墨家、比如法家。从历史一些表述和周朝存在的八百年平稳的历史来推测，其制度相应是比较规范的。攻占西周中央王朝都城的外族入侵也没有在根本上冲击大周王朝的有序统治足可证明。
进入王朝历史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发展的高峰时段相对都比较短暂，但是同样的特征都是出现在新王朝初期，也就是统治相对规范而稳定的阶段。诸多历史事实说明，中华文化相对适应于制度规范，只要有相对的较好的制度规范，中华文化的内涵力量就会迸发，社会就会大踏步前进。其实本质上说，人类社会应该处于相对规范的环境才能取得好的发展，中华文化根子里是遵循科学的，是尊重人性的。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正处历史的稳定期，没有理由不从方方面面推进法治规范。我们的制度选择，从近代的王朝历史的终结开始，几番变动，到了邓小平才摸着石头过河走向市场经济，中间的坎坷很多，制度变动很大，一直没有给予我们很好的制度规范发展的机会。如今碰上历史的大好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再犹豫。不管政治上一些制度要怎么调整，我们推动法治进行已经确认的市场经济行为的法治规范已经没有异议，那么可以规范的就要尽可能的进行规范，确立制度的权威，实行有效地规范，没有理由中国社会会处于长期的高度腐败的状态，没有理由中国不会实现平稳快速的发展。
2008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