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3岁上中学就和叶维丽是同桌。虽然我们家庭出身不同，却一直要好并成为终生好友。她从少女时代就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是，她从不过激，凡事爱质疑——“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是她经常的提问。她把质疑和追问坚持至今，并选择了历史学作为一生的事业。——博主
叶维丽：我的家庭
叶维丽：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妈妈40年代在那儿生活了六、七年，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一直到他们退休。我参观了在清凉山上的新华社、解放日报的旧址和建在旧址旁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们穿着灰布军装，都很年轻，才二、三十岁吧？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看着这些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脑子里就浮现出他们孩子们的模样，心想儿子和老子长得可真像。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自己的父母没有在照片上，可这些人都是我的父辈啊。我们的身上带着他们的印记，血脉相连。通过他们，我们和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那场革命有着骨血的联系。
从纪念馆走出来，阳光高照。清凉山的对面就是宝塔山，而宝塔山一直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六十多年过去了，这场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么？我看着宝塔山发楞。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算命先生，他以为我这个中年妇女有什么心事想不开，问我要不要算一卦。上清凉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顶的寺庙烧香拜佛的，很少有人来参观革命遗址，他绝对想不到我是在发革命之幽思。
马笑冬：我和你一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革命情结。80年代我到美国之前在国内当记者。在我当记者的九年里，到延安，要去参观枣园和杨家岭；到重庆，要去看白公馆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台前静默一会儿。可是后来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当着我的父辈们激烈地批评共产党，批评它在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和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老百姓、包括对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笔债，以及改革开放后对治理腐败的无力和推进民主进程的缓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辈们伤心，因为他们曾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奋斗过，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我理解他们，从心底想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正当性找根据，想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奋斗一生的价值作辩护。
叶维丽：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辩护，而是想把那场革命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段重要历史，它复杂的遗产总得由我们自己来清理。再说我也想知道“革命”当年对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一个出身资本家，一个地主，会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投奔革命。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人，说话带着很浓的外地口音，不知是什么地方闹灾荒背井离乡出来的。那个祖父低声下气地磕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很多年后我父亲说起这件事，对女孩子的骨气仍然钦佩不已，脱口就能学出来她说的话。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的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这样的感受，我父母那一代很多“进步青年”都有过。比起那一代人，今天我们对社会底层贫病交加的人要冷漠得多，往往视而不见。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我们不如父辈。
虽然我父亲家里很有钱，光佣人就雇着二十几个，可其实在他们家里就有很不公平的事情。我爷爷在清末是个中等官僚，做过直隶的“巡警道”，就是当时的省警察厅长。中国原来没有警察，“巡警道”是清末“新政”搞现代化改革的产物。民国以后他弃官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当时弃官从商搞实业，在南方最有名的是清末状元张謇，北方是周学熙。我爷爷属于周学熙这个圈子。周家，就是周一良他们家，和我们家是安徽同乡。有篇文章，讲安徽人在近代对天津的贡献，我爷爷也应包括在内吧。他在银行做总经理，还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兼着职，其中包括担任启新洋灰公司（在唐山，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水泥厂）的常务董事。我想我爷爷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
我爷爷虽然成了资产阶级，可是家里的生活方式，用我一个伯父的话说，还是“封建主义的”。家里最年长的是我爷爷的母亲，我的祖奶奶，她的地位至高无上，有点儿象“红楼梦”里的“贾母”。我爷爷是孝子，给祖奶奶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光是一出堂会就花了三万块银元，从北京请余叔岩、杨小楼等名角来唱戏。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受我爷爷的宠爱。我爷爷下班回家后，常躺在一张藤椅上，让我奶奶给他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消遣，可见我奶奶是识字的。他们俩读小说的情景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据说我爷爷和大奶奶的关系并不好，连话都不怎么说，可是这个家却是由她掌管的，因为她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大太太对她们任意欺压，不合意的时候还要骂上几句。她们得给大太太梳头捶腿，铺床叠被，直到她们的儿子大了一些，母以子贵，才不用这么做了。姨太太吃饭不能跟老爷太太在一张桌子，甚至也不能跟她们自己年龄稍长的儿子们在一起，得和幼小的孩子们一起吃，两边的伙食是不一样的。说起来，就是所谓当“主子”的，也分三六九等。
我奶奶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太太恩准，这时候我爷爷已经死了。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去世了。这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坟稍后的位置，仍居妾位。后来和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三位夫人中最后去世的是“大姨太”，那已经是60年代了。她说她绝不愿意和“叶家人”葬在一起。这位奶奶身世非常苦，她是河南农村的孩子，黄河泛滥时她家把她放在一只木盆里，任其漂流，被救后卖给了一个官宦人家做丫鬟，被这家当“礼品”送给我爷爷。成亲的时候她只有十四、五岁，当天晚上吓得钻到方桌底下不敢出来。
可惜的是对我自己奶奶的身世，除了知道她是唱戏的，别的就都不知道了。听一位长辈说，她可能唱的是“莲花落”，这种说唱形式在清末民初的天津很流行。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艺人，奶奶的家境一定很寒微。她的兄弟来看她时，只能跟她在门房会面。我父亲他们从来没有称呼过自己的舅舅，也没有见过母亲其他的“娘家人”。我见过奶奶和爷爷的照片，奶奶模样很端庄，没有脂粉气，爷爷显得很威严。现在没有一家亲戚保留有他们的照片了，可见文革中销毁照片的不只我们一家。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照片上爷爷奶奶的面孔，这大概就是血缘的力量吧。
由于母亲们在家里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他老年时提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然止不住地痛哭。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们，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政治上左倾也和他们后来在学校的经历有关系。他们都是上的南开中学。南开当年是天津最好的学校，办的很有特色，真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爷爷是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让儿子们受的教育也是中西结合。小时候让他们在家里读私塾，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出去上学。我爷爷希望儿子们将来搞技术，当工程师。他经营的工厂里技术人员是德国人，他希望儿子们能取代这些外国人。我几个伯伯中学毕业后上的不是清华就是燕京。我爷爷死的早，他不会想到后来他只有一个儿子从事科技研究（叶维丽指的是她七伯伯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大气物理学的奠基人，曾经获得2006年国家科学大奖，并为2006年CCTV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博主注），其他的日后生涯都多少和政治沾了边儿，其中有两个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叶维丽的三伯伯叶笃义曾参与“民盟”创建并担任过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法律出版社社长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博主注）。
现在回头看，南开对我父亲他们后来走的路影响非常大。我一个伯伯说，上南开前他只知道有家，上了南开才知道有国。而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我爸爸上中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正在一步步向华北逼进。南开中学离日本兵营很近，在课堂里就能听见日本人演习打炮的声音。用当时的话讲，真是“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很多青年学生都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人太软弱，只顾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我爸爸在南开开始接触左倾学生，看左翼书籍，有一次在电车上看华岗的《大革命史》还被宪兵盯上了，被抓进宪兵队，保释后才放出来。“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天津，他也参加了。后来他到北平（今北京）上大学，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着共产党抗战，我想这对他是个自然的选择，很多知识青年都是在那个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共产党里管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一代人叫“三八式”，我母亲也是这代人。对我妈妈的家庭我知道的太少了，到我想知道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老年痴呆症已经糊涂，没法告诉我了。
马笑冬：咱们都有这个遗憾，到咱们想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叶维丽：真是遗憾。我妈妈家乡在河北蓟县，现在属天津管辖。我隐约知道她的祖上是跟着满清入关的旗人，在京东一带跑马圈地，占了不少出产水果的山林。她的家庭在当地应该算个大地主了。我妈妈提起“老家”总是充满感情，常跟我们讲过年时在老家吃什么，穿什么，我对中国民间习俗有一点儿温馨的感觉是妈妈给的。直到现在大年初一我一定得穿红衣服，因为这是从小过年妈妈就让穿的。我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阶级剥削什么的，弄得我没有“阶级观念”，上小学时写作文还把我姥爷写成劳动模范。我小时候姥爷还活着，和我三舅住在一起，我只记得他穿着长棉袍，不爱说话。他是我唯一见过的祖辈。
我妈妈很小就离开家乡去城里念书，先是在蓟县县城读小学，后来又到北京读中学。是我姥姥做主让家里的女孩子出去念书。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说起我姥姥，总说她“开明”。我姥姥信佛，心地善良，爱帮助人。她去世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大舅二舅都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三舅和我母亲不在家乡，当地很多老百姓主动给她出殡。这又不符合后来的阶级分析了。
让女孩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即使不算惊世骇俗，也是需要胆魄的。你看我爷爷，虽然他给儿子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可是不让我的姑姑们出去读书，只请人在家里教她们识字和绣花，读的是“女儿经”，学的是“三从四德”。我姑姑们小的时候还强迫她们裹脚，梳辫子，那时已经是二十年代了。我三姑最有反抗精神，她当着父母的面把辫子剪掉，然后放足。天津是个西化的大城市，我爷爷是个“资产阶级”，可是在女儿教育的问题上还这么守旧，就更显出我姥姥有见识了。其实要是看我姥姥的照片，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农村老太太，自己也裹着小脚。我妈妈却没有缠足，而那个时候在河北农村缠足还十分普遍。有意思的是我姥爷由着我姥姥在这些事情上做主。
我妈妈在北平上学的这一段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她上的女二中很难考取。文化革命中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她会去学医。当时我正在农村插队，把这话理解成我妈妈希望我能继续上学，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我再琢磨，就想妈妈遗憾是她没去学医吗？她对自己一生走的道路到底怎么看？
我妈妈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据说表现得很勇敢，还挨了军警的刀砍，之后她也参加了“民先”。“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妈妈对和她一起在北平念书的侄女说，“你去结婚，我去抗战。”这倒很象我妈妈的语言，干脆、明快。我妈妈这个侄女是我大舅的女儿，年龄比我妈妈还大一点儿。她管我妈叫“老姑”，我管她叫“大表姐”。大表姐后来果然去结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我80年代在美国见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至少比我妈妈年轻十几岁，保养得很好，给我看她们一家人去欧洲旅游的照片。提起当年，她说，“老姑是优秀青年。”结果我妈妈这个“优秀青年”，在抗战中几乎把身体毁掉，瘸了一条腿，成了“残废”。比较我妈妈和大表姐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有说不清的感慨。
马笑冬：你妈妈在战场上负伤了？
叶维丽：不是，是因为生孩子。我过去确实对人说过我妈妈腿瘸是因为打仗，觉得说“生孩子”不那么光彩。现在我开始明白女人在战争中有多么不易。
我大姐出生在1941年初，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当时我爸爸妈妈在晋西北兴县的抗战学院工作。我妈妈快临产的时候，正赶上日本鬼子最残酷的大扫荡，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说那次扫荡光在兴县县城日本人就杀死了一千多人，牲口损失、房屋烧毁无数。我妈妈不能留在兴县，得撤到后方去。所谓后方，就是和兴县隔着黄河的陕西神木，那边就是陕甘宁边区了，有贺龙120师的部队。我爸爸不可能陪着老婆去生孩子，他得留下来参加反扫荡。我妈妈只身一人过黄河，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九个月的身孕了。
四十多天后反扫荡结束，我爸爸过黄河去找我妈妈，当时他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见到我妈时，她躺在一间窑洞的冷炕上，数九严寒，炕洞都结了冰。人还活着，但神志已经不清醒了，说着胡话。因为严重的产褥热，她已经连续发了很多天高烧，头发上的虱子都结成了蛋蛋。我姐姐瘦得像只小猫，没有母奶，就喝老乡送来的用黑豆磨成的豆浆，我爸爸到了以后没过几天她就死了。我姐姐叫“黑豆”，这名字是出生以前就取好的，因为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黑豆。光吃黑豆不消化，总放屁。我在山西插过队，知道黑豆是喂牲口的，人不吃。
除了产褥热，我妈还患了关节炎。后来我爸爸把她送到120师的一个野战医院，所谓医院也就是个名儿，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他们把我妈妈当伤员治，用夹板固定住患严重关节炎的右腿，一固定就是几个月，没人管，我爸爸也不在身边。等有人想起来打开夹板，我妈的腿已经僵直了。我妈妈年老后，人糊涂了，总提起“托马斯夹”，别的都忘了，就记得那个夹板叫“托马斯夹”。后来据说是上级批准，用担架一站一站把我妈抬到延安。这已是41年夏天了。到了延安的中央医院，医生说太迟了，没法治了。
我妈妈在抗战初期非常活跃，能打枪，还敢骑很高的大洋马。她为人热心、善良，周围团结了不少青年人。在阎锡山的二战区时，她还担任过股长。文革开始后好多人“外调”来找我妈妈，让她证明他们的历史，因为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几年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阿姨还跟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候又能干又漂亮。” 我有一张我妈1938年左右的照片，她戴着个空军的皮帽子，真是“飒爽英姿”。抗战前她叫“白士珍”，抗战后改名叫“白冲天”， 可见她心气之高。后来就叫“白天”， 多么好的名字！那时革命青年都兴改名，以示新生活的开始，也是为了保护在后方的家人。我在山西插队的时候，有一次去太原看望我妈妈一个因为文革浩劫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他和我妈妈当年同在山西抗战，我妈妈病后他抬过担架。我妈妈给他带了一封信，署名“天”，这个叔叔看到信，叫了一声“天啊！”那口气我永远忘不了。
我妈妈生命中“出彩”的时光，也就那么两三年。一场大病，几乎要了她的命，将近十年不能工作，后来即使能工作了，也只是做些辅助性的事。我爸爸说我妈妈生病后变了一个人，原来生龙活虎的劲儿没有了。其实我觉得这场磨难可能使她更加坚韧不拔。我妈妈名如其人，非常达观，你从来听不到她抱怨。有一个阿姨，抗战初期和我妈妈一起在山西。我妈病后到延安，她经过延安时曾去看过我妈妈。当时我爸爸因为审干被关起来受审查，我妈妈一个人住在个小窑洞里。这个阿姨说我妈妈的样子和过去比脱了形，可是她很平静，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唏嘘不已。延安的生活比其它根据地好一点，我妈就拖着一条病腿蹭着走路，给这个阿姨做西红柿炒鸡蛋吃。另外一个阿姨记得我妈妈在天气好的时候会坐在窑洞前面晒腿，虽然残废了，却仍然十分美丽。“美丽”这个词是那个阿姨用的。不知为什么，我一想起我妈妈在延安，就是这个在窑洞前晒腿的形象。在我觉得生活很难很难的时候，一想起我妈妈那个样子，就想我也得撑下去。
我爸爸说他只记得我妈妈病后哭过一次。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城比过年还热闹，小贩们把枣啊、梨啊什么的往天上扔，喊“胜利了，胜利了！”我妈妈却放声大哭。战争终于结束了，她人却残废了。
对这场病给我妈妈造成的摧残，我爸爸越到晚年越无法释怀。他几次主动提起我妈妈当年生孩子的话题，每次都说你妈妈身体就这么毁了，太可惜了，好像仍然不能相信是真的。但他又说前方反扫荡的形势这么危急，他怎么能陪着老婆去后方生孩子，连想都不要想。
马笑冬：你妈妈的故事很触动我。干革命就要有付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我总是觉得，难道两个人的生命，你母亲和你姐姐的，就不值得派一个人去护送和安置一下吗？我丝毫没有责备你父亲的意思，这不是你父亲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在共产党“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信条里，缺乏“人道主义”的理念。我还想，如果当时是你父亲负了伤，需要到后方治疗，派你母亲护送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你父亲是为革命而负伤的。而你母亲是去生孩子，这是私事，不是为了革命，于是就被忽略。战争中的男人、女人都在付出，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不同。
叶维丽：我第一次听说我妈妈这个经历，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兴革命传统教育，我妈的经历对我就成了“革命故事”，里面有日本鬼子，有残酷的战争，但“女人”和“生孩子”都被忽略了。就像你说的，女人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并不比男人低，但得到的尊重却要少得多。多少年来，一讲战争就是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像生育这类经历是不足为人道的，因为它是个人的，是女性的，连当事人都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对这类进入不了“历史视野”的事情感兴趣，也越来越关注女性在战争中的独特经历。
我多年来有个心愿，希望走一走我妈妈生孩子和生病走过的路线，这个愿望在我妈妈去世之后更加强烈。1998年秋天，我终于一个人上路，去了一趟晋西北和陕北。
马笑冬：你一开始讲你在延安，就是这次吧？
叶维丽：是。我先去了山西兴县。当年我妈妈在晋西北严寒的冬天，从兴县县城走到黄河边的黑峪口，一共是五十多里路。五十多年以后，我也来到了这里。我并不是真走路，而是搭了一辆吉普车。即便修了公路，路况仍是坑洼不平。这段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蔚汾河陡峭的河床。黑峪口是个小山村，黄河河面在这一带有三百多米宽，波涛汹涌。黄河冬天是封冻的，不能坐渡船，我见过一张黄河结冰的照片，惊涛骇浪都被凝固成巨大的冰块。我妈妈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当年是怎么走的啊？我非常想知道这些细节，可惜没有人可以问了。
陕西这边，我妈妈曾经被人抬着担架，一个县一个县抬到延安的。这段路我妈妈没生病以前，从延安被派到晋西北工作，也步行走过。我坐着汽车，经过了其中的几个县。车子是个公共小巴，路上不断有老乡上来，有的带着猪娃，有的扛上来自行车。从绥德到延安我们走了八个多小时。坐上这辆车后我一度非常气恼，觉得受了司机的骗，因为我也可以坐旅游大巴，不必跟着小巴走这么糟糕的山路。
是黄土高原使我慢慢平静下来的。车子盘着山开到山顶的时候，放眼向四处看，是一望无际的山峦和沟壑，那磅礴的气势强烈地震撼着我。一路上我不断在心中感叹当年从大城市来的抗日青年，包括我的父母，是怎样用双脚走在这黄土地上的，后来我的母亲又是怎样被人一步一步抬着走在这黄土路上的。这里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比我插队的山西雁北还要穷。我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老乡极为顽强的生存能力所折服。
到了延安，我的兴趣不在那些看起来大同小异的领袖故居。我去了陕北公学，我妈妈1939年第一次去延安曾在那儿上过学，现在只剩下了一块木牌子。我也去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也只剩下个牌子。去自然科学研究院是因为当年在附近有个酿酒厂。小时候听我妈妈提起过，她听说用酒糟糊腿可以治疗关节炎，就搬到酿酒厂旁边住，自己想办法给自己治病，慢慢地走路就不用拐仗了。可以说是她自己帮助自己站起来的，这就是我妈妈的精神。
我妈妈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有时会说起“妈妈的精神”，“坚强”是她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她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全身肿得变了形，经常昏迷不醒，昏迷中她有时会自言自语。有一次我听见她说，“不怕，不怕，”声音清晰有力，完全不像个垂危的病人。她是在给自己打气，在和命运做最后的抗争。她以前一定多次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不怕”已经变成她生命里的一种下意识。这恐怕就是“精神不死”吧。
我妈妈在做人上还有一点是我没法比的，那就是她待人十分的宽厚和善良。到她最后的日子，人瘫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在医院里为她请了一位看护，每隔一二个小时帮她翻翻身。我妈妈醒着的时候，翻完身，她会谢谢人家，两手抱拳作揖。有时她两个胳膊都是针管，不能动，就摆摆脚，用脚来作揖。她因为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很多事情都不明白了，根本不能配合治疗，但是她知道感激别人，拼了全力也要谢。糊涂了，要死了，还是这么善，“善”真正成了她的“本性”。
我妈妈是在八宝山火化的，火化完毕去领骨灰的时候，那儿的工作人员问了一句，“是党员吗？”我说是，他就递过一面手帕大小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我顺手塞进大衣兜里。我们准备把妈妈的骨灰先存放在万安公墓的骨灰堂里，然后再寻觅一块合适的墓地入土为安。进了那个骨灰堂，我们把妈妈的骨灰放进一个指定的玻璃格子里。要离开了，我突然觉得妈妈很冷，外面是严冬，骨灰堂里没生暖气，阴冷阴冷的。这时我想起了那面小党旗，就把玻璃格子再次打开，把它盖在了妈妈很朴素的骨灰盒上。当时我想，不管我对这个党怎么看，它毕竟是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加入的“组织”。这些年我常想，我妈妈博大深厚的人性，是怎么和她的党性相调和的？她的内心经历过什么样的历程啊？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