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后，百姓才明白发生的一切——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扩大内需十项措施，未来两年将投资4万亿元。十项措施主要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两年内)，约需投资4万亿元。
4万亿，
根据专家的推算，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GDP的14%。这已超过了1998年扩大内需时的投资规模。当时，中央财政连续7年发债共9100亿元，拉动投资3.25万亿元。无疑，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5860亿美元，14%的中国GDP的财政刺激计划给整个市场带来了一些活跃的生机，当天（11日）上证指数上涨了7.27%，伦敦的矿业公司股价也跟着集体上涨，国际期货市场上铜价涨了10%。
据悉，4万亿大盘子初步框架是，明后两年各增发中央长期建设国债5000亿，两年共增发国债1万亿，其余由地方财政、地方债和国有银行专项低息贷款组成。截止到
先知先觉政府与时间赛跑花钱
在先知先觉者中，合肥拔得头筹。10月末，合肥市发改委领导和13个业务处室负责人全部到京城驻点办公，由副市长魏晓明带队，工作时间至少一个月。
其它如：第一大省广东宣布从今年起总投入2.37万亿建设十大工程；江西省已经筹划的投资达2000亿，这些项目将在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开始实施。河北省发改委上报559个项目，涉及5889亿元投资规模；广西计划年内再增加777.94亿元投资。其中拟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199.85亿元。
仅以地方上报的项目汇总，投资规模就不止4万亿了，最终，4万亿大盘如何分解，一切焦点汇聚于国家发改委。
监管层给我们描绘了极为绚丽的蓝图，但各个投资项目能否如承诺般得以执行，还取决于政府对政策诉求的选择以及执行和受益主体是否一致等。实际在笔者看来，这个4万亿计划包括了过去几周内宣布的所有投资计划，而不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再追加的。更具体地说，在官方宣布4万亿计划之前，下面几项投资就已经在付诸实行了：
在第11个五年计划（2006年-2010年）中，中国铁道部会投入1.25万亿-2万亿人民币进行铁路建设——这是官方证实的；
以及交通部否认的在未来3年-5年内会投入5万亿人民币的计划；在未来的3年内投入1万亿人民币进行震后重建——这是今年9月官方正式宣布的。
请注意，4万亿人民币的计划包括震后重建。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会发现，在4万亿人民币中，我们认为其中2.35万亿都是已知的。在这个2.35万亿当中，1.45万亿不包括在原来的第11个五年计划之内，又或者说，其中有9000亿人民币是在第11个五年计划之内的。
那么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如果我们用第11个五年计划作为基准，那么4万亿中约有3.1万亿是新的。如果我们用4万亿计划正式公布的
于是人们思考：尽管不是“跑部前进”，但是地方政府效率与时间赛跑花钱的行为是否都在遵循科学决策！
忧国忧民计划与国家、民间投资博弈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十项措施，可以说是近年来力度最大、动作最快的一次政策行动，充分体现出中央保增长、保民生的坚强决心。中央经济刺激方案的推出，意味着我们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遏制和扭转国内经济加速下行有了正确的行动计划。
4万亿的大单除了保证经济增长之外，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我们中国GDP增长的质量，而且可以解决很多建筑劳工的就业。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石三鸟。
这未来的4万亿我们估计第一部分是来自中央财政；第二部分是来自国有企业的追加投资；第三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或发债来解决这方面的资金筹措，包括带动商业银行、地方、国外金融机构等多种资金进入。于是人们担心：针对巨额投资计划，很多人担忧微观经济主体会不会很好地消化，产生的拉动效应能否如愿以偿？政府主导投资的4万亿大单当中，究竟小企业能够分享到的果实有多少？是否会造成“二元经济”的进一步分化？
我们曾经有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不是因为人们不敢消费，而是“居民收入过低”影响了未来消费的预期。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应该加强对消费的引导，包括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目前的刺激计划只是考虑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替代民间投资，而且更多是对交通、铁路、机场、港口和房屋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并没有考虑如何引导民间投资的问题。巨大的公共投资肯定会挤掉一些民间投资，私营资本已经占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较大的比重，但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如何帮助他们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是当前重要的问题。
到今天为止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已在全世界成为了一种特有的现象，但是它主要是基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平均9%增长模式能否持续，一直以来已受到质疑。在2005年，资本投资创造了50%以上的GDP，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也意味着利润增长，也是GDP的一部分，但是就业率的增长自80年代以来却一直很缓慢，远远低于GDP的增长，所以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讲从GDP增长中只得到了微小的利益。4万亿元仅仅是指投资，并不包括减税和对农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
尽管在上个月的十七大三中全会上政府已明确提出了拉动内需的口号，但是基于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投资拉动型的经济计划也许从短期来看更为有效，至少它可以使中国经济维持到世界经济回暖，出口重新启动之时。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经济下滑出口萎缩——正是中国调整原有的粗放式高能耗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向着长期来看更可持续的内需拉动转变的黄金机会，如果在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的同时不能有效地刺激国民消费支出，也许中国又将失去一个经济转型的好时机，那么这个单又将留待何时由谁又以什么成本去买呢？
患得患失经济与挤出、乘数效应
从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到政府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再到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无不谈及“4万亿”；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各网站的要闻头条，更是无一例外的均为“4万亿”。4万亿，它在传递一种怎样的信号？4万亿，它将带来多大的效应、释放多大的能量？
从积极的方面看：正如专家分析所言，4万亿，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调整，还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转变为以内需拉动为主；
更重要的是，4万亿，体现了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承诺，体现了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同时，4万亿，还体现了中国政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表现出了负责、高效和睿智的大国风范。
从消极的方面看：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考虑4万亿资金怎么来？到底4万亿计划中的哪一部分是新的需求？如果用第11个五年计划作为基准，4万亿人民币中约3.1万亿是新的。如果用4万亿人民币计划正式公布的
假如我们保守地计算新需求，首先，需要减去2008年第四季度的1000亿。其次，每年中央政府花费大约5200亿用于基本建设。比方说，约2000亿用于建设铁路，这是第11个五年计划的一项内容。剩余的3200亿也应被排除在“新需求”之外。通过这一调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2009年-2010年的新需求为2.36万亿人民币。
我们希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时把股票市场跟资本市场建设得更合理、更健全，从股票市场的设计来看，主要还是一些房子内幕操纵、欺诈，这方面的制度健全。所以这方面4万亿大单对制度建设直接的影响可能并不大，4万亿大单对股市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某些行业，因为它有很好的市场前景，所以它开始回暖，行业里头的企业预期盈利会有很好的回升，通过这个渠道来促进股市的回升，也有曲线救市的功效。
消极不是没有道理，人们担心的就是四万亿刺激经济要特别警惕一些问题：
第一、刺激经济的计划应该也必须以民生为核心，才能真正有效地拉动内需。应该认识到，我国经济的根本症结在于内需不振，而是老百姓负担太重。如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那部分教育、医疗等负担，通过市场化改革转嫁给了民众，民众负担沉重。再如，原本应有财政投资的公路很多都变成了收费公路，加大了民众的负担，也严重抑制了物流的效率，加大了资源配置成本。由于权力、腐败等资源不公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只要有关系就可以一夜暴富，这种贫富差距扼杀效率，扼杀拼搏和奋斗精神（因为无论如何拼搏由于起跑线不同，近权力者凭借资源优势就可以占先）。关键是老百姓手中缺钱。民众收入增长跟不上物价涨速，更跟不上学费、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导致的暴涨。
我国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畸形的，过于倚重投资和出口，这4万亿的救市计划，仍然是以政府投资（必然抑制民间投资）为核心的，而大规模的出口退税，又是以出口为核心的，内需仍然居次。
第二，地方政府与有关部门，借救经济之名，上马此前被否决的建设项目、重污染项目及形象工程项目，这将是对宝贵资金的浪费，项目重复建设等浪费对亟需流动性资金的企业而言将是致命的伤害。《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说：“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我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在某些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中，认为要使GDP上去，只有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因而热衷于‘上大项目’，只关注支出规模而不是支出效益，在未作严格的、科学的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贸然上马，导致的形象工程仍然不少。据国资委有关资料，全国国有资产1／3属于闲置浪费。”
第三，对建设项目能否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审计，每天比赛花钱的同时，必须防止伴随着投资加快上马而滋生的腐败行为，吞噬国民财产。必须防止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变味，或被篡改。瑞信亚洲经济学家陶冬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以不经过论证，不通过立法机构，不列明资金来源，便抛出如此庞大财政开支的国家。”所谓兼听则明，这一批评性建议值得政府重视。篡改有史佐证：以往一些城市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等建成后却被篡改成了商品房，安居工程变成了急需安居的人毫无能力问津的中高档小区。
第四，对于政府投资和产出效应仍然值得商榷。首先一个问题是对于资金来源。通常，一般是中央出一部分，地方出一部分。问题是，地方那一部分资金从哪里来？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卖地，而房地产业正步入下跌周期，地产商手中囤积的土地够开发至少5年（这是最最保守的估计）以上，如深圳的现有房产都需要5年才能消化，不需要再买地了，事实上现在他们开发现有的土地资金还不足，哪里还有钱再去买地？于是问题来了。
如果地方政府缺了相当多的卖地收入这一块，它连最基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哪里有钱搞基本建设？这会不会使救市计划变成“画饼”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不会增加税费的征收，一旦这样做，反而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使企业倒闭得更快，个人更拮据，消费进一步萎缩。
另一个问题：中央的资金从哪里出？如果靠政府节约开支，裁员或降低工资，杜绝浪费、取消公款吃喝，彻底取消出国考察活动来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如果庞大救市资金是靠发行钞票，就容易加大通胀压力，削弱民众的购买力；如果庞大救市资金是靠发行国债，就会使民间资金进一步向政府集中，使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受到抑制；如果靠增加税费筹资，就会增加民众的负担，削弱其购买力，抑制内需。这尤其是需要警惕的。那么，救市资金到底从何而来？
由此带来的是挤出效应还是乘数效应？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引发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挤出效应的直接表现是政府投资扩大将使得效率更高的社会投资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民间投资者亏损的几率加大，更不愿意投资，更多的资本再次流向政府主导的基础项目建设。比如经济适用房建设可能会挤出一些把重点放在低端公寓的开发商，加上中国总需求趋弱的确切原因，让他们在冬天迅速走向死亡。
我们期望的乘数效应也许会在几个月后有部分出现，通过企业盈利和薪金以及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恢复。带动股市回暖，让股民在收益的前提下扩大市场消费、加速资本流通。但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将消耗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这些领域的失业率一向不是一个大问题，而现实问题是民营经济的用工停滞带来大量农民工的失业，所以薪金的乘数效应将相当小。另一个渠道的乘数效应也许寄希望于通过农村消费来实现，但是实现乘数效应也要在政府开发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之后，也将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政府投资拉动的建设不是企业品牌工程，对于需要加强社会造血功能的企业品牌建设依然是功效有限。有人说：“四季度1000亿的新增投资，主要是将一些在建工程提速，大部分企业感觉不到投资为自己的市场带来了变化。” 政府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1998年更重视民生，但“政策的内核”没有变，10年前的积极财政，民营企业基本没有参与。担心这一次政府投资如果不配合制度变革，民营企业将在一轮经济增长过后继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更加扭曲。
根据估计，与出口无关的国内消费和投资进口大约只有GDP的5%。因此，乘数效应显得很小，1元的财政支出可能带来0.95元的GDP。把所有这些信息和上述的预计结合起来，可以计算出，这项财政刺激计划可以把2009年和2010年的GDP增长分别提高约3%。而且不包括一些“裸官”政府官员的举家移民和中国家庭增加的收入通过留学、移民等因素“漏出”的资本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