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衰败·时代命名·类人孩
——访著名学者、原《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 余世存
「内容摘要」一种语言最精粹的结晶即思、语、诗等等，应该是非常丰富非常有营养的，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但不幸，当代汉语的这种产品只有那么几种，而且营养价值不高。
对一个时代的命名总是冒险的事。经济学家们面对中国经济能量的巨量释放困惑不已，只好自嘲说，以经济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其实，对时代的命名并不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悲观和乐观的命名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概念是灰色的，社会还在往前走。我选择的字眼是“次法西斯时代”。
价值中国网：您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思想者和自由撰稿人，但可能不大为公众所知的是，多年来，您一直在为捍卫、恢复和振兴汉语而努力，是著名的汉语研究者，并创办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且颁发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您是凭什么作出当代汉语在衰败的判断的呢？
余世存：我想到要来关注汉语问题，已经有十来年了，刚开始时朋友们都不太理解，后来才渐渐懂我的意思。近几年社会上也比较关注汉语问题了，国家有了汉语推广办公室这样的机构。但是，汉语的自觉时期还没有到来。可以说，关注汉语的生机活力，观察汉语的演进，这样的工作仍做得不够。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跟物质财富的积累相比，我们的文化财富显得太不对称了，或说我们的软实力是非常弱小的。汉语虽然是一个十几亿人在言说的语种，却是一个小语种，是一种没有什么活力的方言。在汉语产品的进出口领域，汉语的原创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汉语的言说不得不借其他语种的译介来为我们的当代生活提供服务、保证或安慰。出于这些理由，我在2000年的时候办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并从2001年开始每年颁发当代汉语贡献奖。因为我不相信这事可以由公司、学部委、学会一类的机构能够做好，它们来主导的弊端就是科层化、衙门化，所以我采取了最前卫的网络时代的做法，虚拟化。也就是不拉山头，也不强迫朋友捧场，不接受社会资助，完全是我个人主导的行为。我曾经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去考察美国的思想库、NGO、NPO一类的社会组织，也见到了这种极为个人化的组织。当然，也跟一些人发生过争论，比如他们以知识谱系一类的标准质疑我的客观性，认为我必须接受社会资助，同时受社会监督才能保证公正，等等。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作法还是成立的。记得王怡先生在一次关于写作奖的发言中就提到，我的这一工作是近年来重建民间价值评判系统的努力之一。
关于汉语衰败的判断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前面我们谈到了出版的进出口情况，出版界的朋友都知道，当我们不得不大量进口别人的文化成果时，自己却只能出口一点可怜的菜谱、药典、拳术、养生健身一类的东西。在书店里，译介过来的书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从书的品质来说，从书籍的心智教育功能来说，译介过来的书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方面，比如精神信仰众所周知，当代汉语无能安慰人心的时候，人们只好再去求助于基督教、佛教甚至儒家经典，当代中国人中的信徒、教徒比例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用马克思的话，那是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即使就国内读者而言，汉语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也非常少。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汉语却没有同样有效地产出。我开玩笑说过，每一时代的汉语文化产品就那么几本书，而且是显得有代沟的书。一种语言最精粹的结晶即思、语、诗等等，应该是非常丰富非常有营养的，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但不幸，当代汉语的这种产品只有那么几种，而且营养价值不高。比如思想领域，八十年代，有李泽厚的、金观涛的，这个十年，有吴思的、任不寐的，当然也算上我的；诗歌领域，北岛、海子以后就没有什么人了；散文领域，八十年代，有苏晓康的，九十年代，有王小波、毛喻原的，这个十年，有高尔泰的。这是很可怜的。我有一个比喻，我们怎样看待阿拉伯、朝鲜等国家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诗人们的语言产出，那么我们在文明理性的判断里也同样如此；我们怎么看待贵州、甘肃等边远地带的社科院、大学、作协等机构的文化产品，那么别人看待我们的文化产品，也是一个性质的。
关于汉语衰败的判断还有一个现象，今天的华人社会有几大社区，大陆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等。如果说大陆中国不行，其他几大社区应该好一些吧，但遗憾的是，那些社区的汉语表达也不够有力。他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有壮盛的语言创造，也能有由母语支撑起的巨大的精神个体。跟大陆中国相比，其他几大社区的汉语活力同样是衰弱的，有的地方甚至不如大陆中国，有的地方的汉语运用也就大陆中国的中学生水准。
价值中国网：从大历史看，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历史阶段或者说进程呢？在学界，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但又相当有争议的话题。您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长期以来，您也对中国社会现实保持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
余世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可以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对时代的命名也非常多。比如官学领域，我们知道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市场经济、法治时代、和谐社会等不同的说法。学者们还以执政党领袖的个性表现来命名，比如胡赵时代、江朱时代、胡温时代，等等。西化的学者还有一些命名，比如威权时代、后极权社会、印度之路、拉美化国家、西西里化社会，等等。国学深厚的学人则说，今天的中国跟明朝的中后期相似，跟汉朝的中期相似，等等。在社会上，我们也知道有维权时代、单位制转型为社区制时代、断裂社会、碎片化时代，等等。
对一个时代的命名总是冒险的事。经济学家们面对中国经济能量的巨量释放困惑不已，只好自嘲说，以经济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其实，对时代的命名并不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悲观和乐观的命名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概念是灰色的，社会还在往前走。比如有人说是这是一个衰世，末法时代，这也只是一个说法儿，并不是说因为如此命名了，或说因此时代如此了，明天天就塌下来了，明天社会就断裂了。不是这样的，社会仍在演变。
就我自己来说，我也认同过以上的一些说法，但我选择的字眼是“次法西斯时代”。一些人一听到法西斯一类的字眼就不舒服，其实我的命名是相当中性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法西斯还是一个好词。有些思想大师则认为它是一种“较轻的恶”或“必要的恶”。当然，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展开我的概念。因为思想的偏好，我的一些观念更多是智的直觉，是更可以意会的认知。
从大历史看，中国处在一个大的变革时代，无论哪一种命名，今天这个时代，包括我命名的次法西斯时代，也会成为过去，甚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它的结束。华人社区，虽然只有台湾、新加坡等不多的现代政治实体，但足以证明我们华人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关系。借用西方的观念，无论我们怎么命名今天的时代，它仍属于前现代社会，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努力都是为了使我们早日迈入现代文明之列。
价值中国网：我们注意到您发明的一个独特概念——“类人孩”，您曾谈到连《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一书都是这一概念的注脚。“类人孩”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您为什么要发明这一概念呢？希望您能够为我们介绍一下。
余世存：类人孩是站在进化的立场上对某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命名，可以说，前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都是类人孩。不过，类人孩更属于东方社会，更属于专制国家。西方社会在建立民主政治之前，它的个体成员一般被称为臣民；这跟我们社会里人们被称为子民不太一样。
我在天则研究所有一个关于类人孩的演讲，还有一些文章都谈到了类人孩。大致来说，类人孩跟民主国家的成年公民是不太一样的。在心智结构方面，类人孩尚不具有健全的文明理性，或说他们跟文明理性即交往沟通理性有很大的距离，他们难以正当有效地沟通。在外在权利方面，类人孩没有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等生命权力。有人总认为我是夸大其辞，其实看看历史和现实，就知道我这个概念几乎只是一种最平实的描述。像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就是一群类人孩，四川地区的，不愿再做听话的好孩子了，起来搞保路运动，他们要争取路权，想做一个现代公民。我们自己也知道，类人孩们要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到处被卡；跑到一个地方旅游观光，也要留下名目繁多的买路财。对类人孩来说，不仅客观外界有生存障碍，如道路交通面积的分配极低、不由自主，而且主观上他们也缺乏自觉自尊自重，如没有人看管他们时就撒欢，结果他们走路时总显得拥堵不堪；这些都是没有走路权的表现。
类人孩当然应该长大成熟，向成年个体进化、转变，做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年人，一个不可被代表被忽略的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很多共同体的类人孩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没有成熟，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得意，用鲁迅的话说是，合群自大。因此尽管他们话说得很大，很满，很冠冕堂皇，但他们的一生很少创造出什么来。他们是以量来取胜的，以精神胜利法来立身处世的。
类人孩这个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现象性描述。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在理论上比我分析得多更透彻，比如休谟、康德、黑格尔们，马克思也说过“人类史前史状态”“属人的状态”。康德关于启蒙的说法非常好，启蒙是人类走出其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即不经他人引导就无力运用自己的知性。若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不经他人引导就缺乏决心与勇气运用之，此种无力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
康德还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是除了非常艰辛外还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企图单独行走的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价值中国网：从您的文章和演讲看，您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直在进行文明转型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现代西方文明转型，迄今未止。可在中国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现代西方文明已经暴露严重问题，乃至导致严重危机，最硬的指标当然就是生态环境的败坏，及气候变暖的严峻形势。这也正是本次论坛要以“全球变暖与文明转型”为主题的重要原因。您怎么思考这一系列尤其是中国转型未成而西方危机已至的问题呢？
余世存：关于西方的危机我想得不多，我不想做忧天的杞人。我的印象是，他们自己思考的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反而我们对自家转型或危难的思考太少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有些问题确实不分彼此了。比如所谓的物质文明发展过度带来的危机，我们就不要好意思地把它们命名为西方危机。好像我们现在思考发展的危机是义务帮西方人忙似的，好像我们有中华传统文明就还能过几天安稳日子似的。拜物教、拜金主义不是西方特有的，西方的内核之一基督教今天在我们社会也有近亿人信众，我们的发展成绩也同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自污为代价的。去年的一份夭折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国民不愿来世仍投生在东土。
而全球化时代，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受益最大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也该尽点责任了，如果行为上还不可能，那么思考研究上多用点心也是过得去的。但我想首先要端正态度，不要把用心放在指责别人的发展或发达模式上。
价值中国网：您是否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和看待中华文化与历史呢？
余世存：关于中华文化问题，它当然是了不起的。它的智慧不在非洲文明、阿拉伯文明之上，也不在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之下。在全球化时代，谈论地球上的子文明，如中华文明，最好不要有分别心。比如杨振宁先生究竟是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德性，还是发展了西方文明的理性？比如一个中国化了的法裔，我们都知道的华新民女士，她的孤胆力行是西方文化作用的结果，还是中国文化作用的结果？一个健全的现代人，他既在消费人类文明的一切，唐诗宋词、荷马史诗、意大利建筑、埃及金字塔、迪斯尼乐园、后现代主义，又在综合百家，自我成全，并服务于人类。这个问题太大，我们就不说了吧。
「记者：覃怡敏」
2007-09-29
——访著名学者、原《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 余世存
「内容摘要」一种语言最精粹的结晶即思、语、诗等等，应该是非常丰富非常有营养的，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但不幸，当代汉语的这种产品只有那么几种，而且营养价值不高。
对一个时代的命名总是冒险的事。经济学家们面对中国经济能量的巨量释放困惑不已，只好自嘲说，以经济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其实，对时代的命名并不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悲观和乐观的命名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概念是灰色的，社会还在往前走。我选择的字眼是“次法西斯时代”。
价值中国网：您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思想者和自由撰稿人，但可能不大为公众所知的是，多年来，您一直在为捍卫、恢复和振兴汉语而努力，是著名的汉语研究者，并创办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且颁发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您是凭什么作出当代汉语在衰败的判断的呢？
余世存：我想到要来关注汉语问题，已经有十来年了，刚开始时朋友们都不太理解，后来才渐渐懂我的意思。近几年社会上也比较关注汉语问题了，国家有了汉语推广办公室这样的机构。但是，汉语的自觉时期还没有到来。可以说，关注汉语的生机活力，观察汉语的演进，这样的工作仍做得不够。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跟物质财富的积累相比，我们的文化财富显得太不对称了，或说我们的软实力是非常弱小的。汉语虽然是一个十几亿人在言说的语种，却是一个小语种，是一种没有什么活力的方言。在汉语产品的进出口领域，汉语的原创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汉语的言说不得不借其他语种的译介来为我们的当代生活提供服务、保证或安慰。出于这些理由，我在2000年的时候办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并从2001年开始每年颁发当代汉语贡献奖。因为我不相信这事可以由公司、学部委、学会一类的机构能够做好，它们来主导的弊端就是科层化、衙门化，所以我采取了最前卫的网络时代的做法，虚拟化。也就是不拉山头，也不强迫朋友捧场，不接受社会资助，完全是我个人主导的行为。我曾经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去考察美国的思想库、NGO、NPO一类的社会组织，也见到了这种极为个人化的组织。当然，也跟一些人发生过争论，比如他们以知识谱系一类的标准质疑我的客观性，认为我必须接受社会资助，同时受社会监督才能保证公正，等等。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作法还是成立的。记得王怡先生在一次关于写作奖的发言中就提到，我的这一工作是近年来重建民间价值评判系统的努力之一。
关于汉语衰败的判断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前面我们谈到了出版的进出口情况，出版界的朋友都知道，当我们不得不大量进口别人的文化成果时，自己却只能出口一点可怜的菜谱、药典、拳术、养生健身一类的东西。在书店里，译介过来的书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从书的品质来说，从书籍的心智教育功能来说，译介过来的书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方面，比如精神信仰众所周知，当代汉语无能安慰人心的时候，人们只好再去求助于基督教、佛教甚至儒家经典，当代中国人中的信徒、教徒比例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用马克思的话，那是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即使就国内读者而言，汉语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也非常少。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汉语却没有同样有效地产出。我开玩笑说过，每一时代的汉语文化产品就那么几本书，而且是显得有代沟的书。一种语言最精粹的结晶即思、语、诗等等，应该是非常丰富非常有营养的，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但不幸，当代汉语的这种产品只有那么几种，而且营养价值不高。比如思想领域，八十年代，有李泽厚的、金观涛的，这个十年，有吴思的、任不寐的，当然也算上我的；诗歌领域，北岛、海子以后就没有什么人了；散文领域，八十年代，有苏晓康的，九十年代，有王小波、毛喻原的，这个十年，有高尔泰的。这是很可怜的。我有一个比喻，我们怎样看待阿拉伯、朝鲜等国家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诗人们的语言产出，那么我们在文明理性的判断里也同样如此；我们怎么看待贵州、甘肃等边远地带的社科院、大学、作协等机构的文化产品，那么别人看待我们的文化产品，也是一个性质的。
关于汉语衰败的判断还有一个现象，今天的华人社会有几大社区，大陆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等。如果说大陆中国不行，其他几大社区应该好一些吧，但遗憾的是，那些社区的汉语表达也不够有力。他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有壮盛的语言创造，也能有由母语支撑起的巨大的精神个体。跟大陆中国相比，其他几大社区的汉语活力同样是衰弱的，有的地方甚至不如大陆中国，有的地方的汉语运用也就大陆中国的中学生水准。
价值中国网：从大历史看，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历史阶段或者说进程呢？在学界，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但又相当有争议的话题。您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长期以来，您也对中国社会现实保持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
余世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可以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对时代的命名也非常多。比如官学领域，我们知道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市场经济、法治时代、和谐社会等不同的说法。学者们还以执政党领袖的个性表现来命名，比如胡赵时代、江朱时代、胡温时代，等等。西化的学者还有一些命名，比如威权时代、后极权社会、印度之路、拉美化国家、西西里化社会，等等。国学深厚的学人则说，今天的中国跟明朝的中后期相似，跟汉朝的中期相似，等等。在社会上，我们也知道有维权时代、单位制转型为社区制时代、断裂社会、碎片化时代，等等。
对一个时代的命名总是冒险的事。经济学家们面对中国经济能量的巨量释放困惑不已，只好自嘲说，以经济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其实，对时代的命名并不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悲观和乐观的命名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概念是灰色的，社会还在往前走。比如有人说是这是一个衰世，末法时代，这也只是一个说法儿，并不是说因为如此命名了，或说因此时代如此了，明天天就塌下来了，明天社会就断裂了。不是这样的，社会仍在演变。
就我自己来说，我也认同过以上的一些说法，但我选择的字眼是“次法西斯时代”。一些人一听到法西斯一类的字眼就不舒服，其实我的命名是相当中性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法西斯还是一个好词。有些思想大师则认为它是一种“较轻的恶”或“必要的恶”。当然，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展开我的概念。因为思想的偏好，我的一些观念更多是智的直觉，是更可以意会的认知。
从大历史看，中国处在一个大的变革时代，无论哪一种命名，今天这个时代，包括我命名的次法西斯时代，也会成为过去，甚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它的结束。华人社区，虽然只有台湾、新加坡等不多的现代政治实体，但足以证明我们华人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关系。借用西方的观念，无论我们怎么命名今天的时代，它仍属于前现代社会，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努力都是为了使我们早日迈入现代文明之列。
价值中国网：我们注意到您发明的一个独特概念——“类人孩”，您曾谈到连《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一书都是这一概念的注脚。“类人孩”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您为什么要发明这一概念呢？希望您能够为我们介绍一下。
余世存：类人孩是站在进化的立场上对某共同体中个体的生存状态的命名，可以说，前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都是类人孩。不过，类人孩更属于东方社会，更属于专制国家。西方社会在建立民主政治之前，它的个体成员一般被称为臣民；这跟我们社会里人们被称为子民不太一样。
我在天则研究所有一个关于类人孩的演讲，还有一些文章都谈到了类人孩。大致来说，类人孩跟民主国家的成年公民是不太一样的。在心智结构方面，类人孩尚不具有健全的文明理性，或说他们跟文明理性即交往沟通理性有很大的距离，他们难以正当有效地沟通。在外在权利方面，类人孩没有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等生命权力。有人总认为我是夸大其辞，其实看看历史和现实，就知道我这个概念几乎只是一种最平实的描述。像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就是一群类人孩，四川地区的，不愿再做听话的好孩子了，起来搞保路运动，他们要争取路权，想做一个现代公民。我们自己也知道，类人孩们要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到处被卡；跑到一个地方旅游观光，也要留下名目繁多的买路财。对类人孩来说，不仅客观外界有生存障碍，如道路交通面积的分配极低、不由自主，而且主观上他们也缺乏自觉自尊自重，如没有人看管他们时就撒欢，结果他们走路时总显得拥堵不堪；这些都是没有走路权的表现。
类人孩当然应该长大成熟，向成年个体进化、转变，做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年人，一个不可被代表被忽略的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很多共同体的类人孩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没有成熟，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得意，用鲁迅的话说是，合群自大。因此尽管他们话说得很大，很满，很冠冕堂皇，但他们的一生很少创造出什么来。他们是以量来取胜的，以精神胜利法来立身处世的。
类人孩这个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现象性描述。启蒙以来的思想家们在理论上比我分析得多更透彻，比如休谟、康德、黑格尔们，马克思也说过“人类史前史状态”“属人的状态”。康德关于启蒙的说法非常好，启蒙是人类走出其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即不经他人引导就无力运用自己的知性。若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不经他人引导就缺乏决心与勇气运用之，此种无力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
康德还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是除了非常艰辛外还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企图单独行走的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价值中国网：从您的文章和演讲看，您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直在进行文明转型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现代西方文明转型，迄今未止。可在中国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现代西方文明已经暴露严重问题，乃至导致严重危机，最硬的指标当然就是生态环境的败坏，及气候变暖的严峻形势。这也正是本次论坛要以“全球变暖与文明转型”为主题的重要原因。您怎么思考这一系列尤其是中国转型未成而西方危机已至的问题呢？
余世存：关于西方的危机我想得不多，我不想做忧天的杞人。我的印象是，他们自己思考的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反而我们对自家转型或危难的思考太少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有些问题确实不分彼此了。比如所谓的物质文明发展过度带来的危机，我们就不要好意思地把它们命名为西方危机。好像我们现在思考发展的危机是义务帮西方人忙似的，好像我们有中华传统文明就还能过几天安稳日子似的。拜物教、拜金主义不是西方特有的，西方的内核之一基督教今天在我们社会也有近亿人信众，我们的发展成绩也同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自污为代价的。去年的一份夭折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国民不愿来世仍投生在东土。
而全球化时代，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受益最大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也该尽点责任了，如果行为上还不可能，那么思考研究上多用点心也是过得去的。但我想首先要端正态度，不要把用心放在指责别人的发展或发达模式上。
价值中国网：您是否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和看待中华文化与历史呢？
余世存：关于中华文化问题，它当然是了不起的。它的智慧不在非洲文明、阿拉伯文明之上，也不在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之下。在全球化时代，谈论地球上的子文明，如中华文明，最好不要有分别心。比如杨振宁先生究竟是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德性，还是发展了西方文明的理性？比如一个中国化了的法裔，我们都知道的华新民女士，她的孤胆力行是西方文化作用的结果，还是中国文化作用的结果？一个健全的现代人，他既在消费人类文明的一切，唐诗宋词、荷马史诗、意大利建筑、埃及金字塔、迪斯尼乐园、后现代主义，又在综合百家，自我成全，并服务于人类。这个问题太大，我们就不说了吧。
「记者：覃怡敏」
2007-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