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今中国的一面警钟

姚洋

2006-6-26

       有 一段时间，“广场文化”在全国大行其道，大到省会城市、小到边远县城，到处都在兴建广场；而且，这些广场无一不以天安门广场为赶超对象，求“大”、求 “空”。和“广场文化”同时兴起的，是“经营城市”之风。它的主要内容是“拆”，一个个老街区被拆掉，代之以高层住宅、写字楼以及笔直、宽广的马路。在不 需要拆的地方，就占用农田。1999年 我去南方一个城郊县级市做调查，发现它的市政府大楼建在一大片稻田里，原因是市政府当初在做规划的时候，把政府大楼周围方圆几公里都划成了市区，希望投资 者来投资，但实际上投资者一个都没有来。贪大让市政府的领导们自己也吃尽了苦头，不得不每天在城里的住处和稻田里的政府大楼之间来回奔波。这种贪大之风无 处不在。北京修了三环路还要修四环路、五环路，直至六环路；不仅要修路，而且路两旁要各留五十米的绿化带。五环路和六环路这样做还勉强可以，但要在四环路两侧各开辟五十米绿化带，不知多少楼房要被炸掉。亏得有这些楼房的存在，四环路两侧才没有建成五十米绿 化带。北京是全国的榜样，其他城市纷起而效尤；无论城市大小，环路是一定要有的，就连一些发达了的村庄，也要建一条绕村的公路。“环路”代表着“现代”、 “雄伟”、“大气”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感受。我每到一处，总会看到，当人们说起当地的环路的时候，语气中无不带着几分骄傲之情，言下之意是：“我们也像你 们北京了！”

       这 种贪大情绪的背后，正是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所着力批判的“极端现代主义”。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 的？》，确切地点明了斯科特所要批判的对象。他在书中分析了像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以及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这样本意是要改善人类生 活，但在现实中却遭到彻底失败的例子，强有力地向我们证明，这些失败背后，都是极端现代主义在作祟。极端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简单、整齐、雄伟、宏 大。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空旷无物，周边的办公楼和住宅整齐划一。它的整个城市布局呈现出极规则的几何图形，但却只能在空中看到，而地面上生活的人们只会感 受到枯燥和不方便。苏联的集体化不仅把农民集中到标准的住宅区中，而且强迫他们种植单一作物，或专注于单一的生产环节，如给动物配种。坦桑尼亚的村庄化把 几百万原本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到农庄中居住，原意是为了更方便地向他们提供卫生、教育以及水电等基础设施服务，而且手段远比苏联集体化温和，但在现实中也 遭到惨败。原因在于，村庄化迫使农民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生态环境，失去了和原居住地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生产知识；而且，村庄化追求简单、直线的美学，不仅要 求农民种植国家规定的统一作物，而且要求他们居住在沿公路一字排开的标准住宅里。

       极 端现代主义在中国流传之广，可以说已经渗入了每个人的血液。前不久我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花了很长时间批评各地大拆大建、贪大求洋的做法。演讲完毕，一位 学生却来问我：“老师，现在农村的住宅很分散，是不是应该规划一下，把人集中起来居住？”我顿时觉得，我两个小时的演讲算是白费功夫了！从上到下，我们的 思维仍然是工程式的。这种工程思维的最好体现，是各种各样以数学命名的国家项目，比如“211项目”、“985工程”、“863计划”，等等。这种对数字的偏好，决不仅限于国家层面。前几天报纸上登了一家汽车厂雄心勃勃的振兴计划，叫“2211”工 程，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努力的方向。黄仁宇批评中国古代不会“数目字管理”，意为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因此才没有发明现代科学，实现工业革命。为了显示和 传统的决裂以及对现代科学的亲近，以数字来命名项目就变得非常适用了。但是，社会是不能缩减为数目字的，以工程思维来改造社会，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以北 大校园周边的拆迁为例。几年前，北大校园边上的海淀和成府是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虽然房舍很陈旧，道路很狭窄，但却蕴藏着生活的活力。你如果想高雅一 下，就可以去雕刻时光和万圣书园；如果囊中羞涩，你也可以在街边小店解决温饱问题；即使偶尔穿过，你也会发现一些外面大马路上无法遭遇到的体验，因为这里 至少还有可以被称得上是“街”和“市”的东西。然而，随着海淀和成府的彻底拆迁，北大周围已经没有了一处还有“生活”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坦桑尼亚 被强制迁移的农民一样，那些被搬迁的居民也永久地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生态环境。海淀和成府都已经被高楼大厦和高层住宅所取代，变得极富现代美感，但 社会却消失了。早在1960年 代，简·雅各布斯就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对以勒库布西耶为代表的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她发现，这种思想最致命的错误， 在于它扼杀了街道生活，进而摧毁了社会。此书直到今年才在国内翻译出版，实是一件憾事。在现实中，我们仍然在轰轰烈烈地大举拆迁，制造一座座没有街道生活 的空城。我们今天所秉持的美学原则，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苏联集体化和坦桑尼亚村庄化的时代，追求宏大、整齐划一以及秩序，是各个城市在拆建过程中一致性的 行动。斯科特的书，应当成为我们的一面警钟。

       值 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在“现代主义”之前加上了“极端”这个限定词。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所说，他并不反对现代主义，也不认为社会应该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听任 自发力量毫无节制地释放能量。我对他的解读是，他并不反对所有由国家发起的、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事实上，许多这样的项目是成功的，比如由俾斯麦首 创、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普及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加坡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温和的强制储蓄政策以及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实行的产业政策等等。为什么这些项目 成功了，而像苏联集体化这样的项目却失败了？我想，这里的关键，说到底是对人性的尊重与否。人性的本质是个人的自主性。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因此都 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那些失败了的项目，无不以剥夺这些权利为基本特征。基于个人的自主性，就产生了人的多样性。人与人之间可以因为各种原因－自然 的、社会的－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如果人的自主性不受约束，则我们就必然观察到人的多样性。然而，正如斯科特向我们所展示的，那些失败的项目无不以追求 整齐划一、从而抹杀人的多样性为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