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 余荣星
苏南模式是与温州模式截然不同的一个模式，主要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三市的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了一条以乡镇工业为支柱、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为基础、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一条发展区域经济的新路子。
（一）
苏南模式
苏南，我国太湖之滨的一块聚宝之地。在这块宝地上镶嵌着苏、锡、常三颗璀灿的明珠。“苏南模式”是人们对苏（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农村30多年特别是1980年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苏南模式”中的苏南是个经济发展的特定区域，而不纯粹是一个地域概念。从地理上讲，当然不只是苏、锡、常三市，还有镇江、南通等地。而从经济发展的特定区域来说，目前较多的人则认为苏南模式主要是指苏、锡、常三市。
1、看“苏南模式”的成就
（1）苏南人均工农业产值高出全省人均工农业产值一倍
1985年苏南农村12个县工农业总产值达326.32亿元，比1980年增长1.7倍强。乡镇工业产值，1986年，无锡和苏州市分别为118亿元和124亿元，分别占这两市农村总产值的91%和83%，并超过了城市工业的产值。无锡和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能够跃居全国第5、第4位，仅次于京津沪大城市，乡镇工业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块面积和人口不到全省1/5的地区，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占了全省的41.3%，达到524.2亿元，人均工农业产值更是高出全省人均工农业产值的1倍，达4264元！
（2）农村集体经济比重占90%以上
据1985年统计，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农村（乡以下，不含县）工农业总产值264.88亿元中，集体经济占90%多，处于绝对优势。而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等民营经济的发展较缓慢，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所占比重都相对有所下降。但是，苏南农村的集体经济却以引人注目的姿态获得讯速发展，并把广大农民引上集体致富之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3）乡镇工业产值5年来增长近4倍
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更是惊人，其产值和规模也已超过了其他地区而名列全国第一。1985年苏南地区乡、村（含村以下工业）的产值达220.5亿元，占全省的57.6%，其中乡村两级达210.2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近4倍。无锡、武进、江阴、常熟、沙州各县（市）1985年的乡镇工业产值都在12亿元以上，俗称“苏南五霸”，历年来囊括了全国乡镇工业产值的前三名！苏南农村一些地区，一个乡的工业产值就能抵上某些落后省份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工业产值。
（4）乡镇工业7年内开发新产品上千个
1979年～1985年的六年间，无锡市乡镇工业一共开发了1000多个新产品，有150多个产品获得省优、市优称号。高层次的水平和高水准的质量使苏南乡镇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大大增强，有些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甚至高达90%多，今日苏南乡镇工业的产品，再也不是土玩意和小东西了。
（5）乡镇企业的横向经济联系可说是全国第一
至1985年底，苏州六县（市）跨地区的横向联合项目有1130个，其中与上海的联合项目就达715个，无锡市10063家乡镇中有1/5以上的乡镇企业与城市工厂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横向联系。苏南乡镇企业与苏锡常三个城市的横向联系，也正以发展企业群体（集团）的形式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6）经济结构从一业向多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向“贸工农”发展
如1985年苏州全市农村多种经营总收入达21.83亿元，比1984年的16.23亿元，增加了5.55亿元，增长34.5%，比“六五”前四年平均递增19.6%的速度又加快了一大步。一些乡镇企业的产品如丝绸、小机电，一些多种经营的产品如珍珠、梅山猪等，都成为苏南地区创汇的一支重要力量。
（7）农村劳均年收入达1000元左右
1985年苏州农村劳均收入高达1089元，比1980年的320元增长了2.4倍。
（8）集镇建设日新月异
就以苏州来说，苏州全市159个小城镇的镇区面积，已从原来的70平方公里扩大到97平方公里，新增建筑面积大幅度增加。现在苏南的集镇已是工商并茂、集市兴旺、交通发达、道路宽敞、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
（9）苏南农村上缴税金已占各市财政收入的20%以上
苏南模式的孕育和成长是植根于苏南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今日苏南农村发展变化则是苏南模式发展的结果。
2、观“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
——大力发展乡镇村集体经济工业是苏南模式的最主要表现
（1）区域性集体经济是苏南模式的首要特征。
区域性集体经济是苏南模式主体的特征。如前所述，在1985年苏州、无锡两市农村的工业总产值中，集体经济占了90.8%，处于绝对优势。集体经济实行乡办乡有，村办村有。
（2）以乡镇工业为支柱。
苏南农村日益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其乡镇工业的巨大规模和产值的飞速发展上。当乡镇工业还十分幼小、以“三就地”取材、加工、销售为发展方向的时候，它与农产品加工曾有一定的联系。但当乡镇工业一起飞速发展后，就突破了“三就地”的框框，作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支柱，却是与农业联系不很直接的非农产品加工业，即包括机械（许多是非农业机械）、电子、化工、建材和轻纺等行业。苏南的乡镇工业可称为苏南三市经济的“半壁山河”。
（3）以农、工、副三业协调发展为基础
（4）⒋以横向经济联合为纽带
（5）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和“温州模式”、“龙港模式”及其它模式相比，大力发展乡镇村集体经济工业是苏南模式的最主要表现。
3、察“苏南模式”的形成原因
（1）苏南人民自古至今就有经商从工致富的观念
温州大多数群众的经商从工创业是因人均耕地不足被逼上梁山之缘故。而苏南人的经商从工却是追求享受富裕生活之需要。
早在唐代，常州以织造为主的手工业就已相当发达。据史书记载，当时常州向唐王朝缴纳的贡物中，就有绸、绢、纻、红紫、绵巾、紧纱、皂布、龙凤席等手工产品。那时，全国各地的织物按质分为九等，常州的纻被列为二等。明代的苏州曾拥有织机1万台，有“东北半城，万户机声”之盛。无锡从明代起，也逐步形成了土法烧制砖瓦、陶瓷的窑业，铸造锅罐的冶坊业，缫丝织布的纺织业等多种手工业。
苏南又是我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摇篮。在苏州1863年清政府成立了洋炮局。1897年建成的苏纶纱厂，是国内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1917年创建的振业织物厂则是国内最早采用电动机的工厂。1919年兴建的华盛造纸厂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造纸工厂。在无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它是由工商业荣宗敬、荣德生先生为标志而属于现代轻纺工业城市行列。到杭战前夕，无锡的工业总产值已居上海、广州之后，名列全国第三位。常州在进入20世纪以后也陆续出现了近代工业。经过鸦片战争后的长期孕育和辛亥革命胜利的刺激，1913年常州第一家名为“厚生机器厂”的机械工厂创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舶来品的急剧跌落，国内产品销路回升，工业利润日益丰厚，常州办厂热潮再次兴起，电灯公司、油厂、米厂等食品工业相继兴起，交通运输业也相应得到发展。
总而言之，苏南有经商致富的观念，温州人经商首先是被逼的，而苏南人经商则是看到了经商的巨大诱惑力。
（2）苏南人的聪明才智能担负起经商创业的重任
Ⅰ、苏南自古被称为文人荟萃之地
苏州自古被称为文人荟萃之地：有西晋文学家陆机，唐代诗人陆龟蒙，一代塑圣杨惠之，北宁政治家范仲淹和南宋田园诗人范成大，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以及近代著名的作家叶圣陶等。无锡也曾驻留了历代名家，我国工商业的代表人物荣宗敬、荣德生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科学家钱伟长以及政冶家陆定一等都是这块土地上养育出来的近代和当代中国的精英。著名文人龚自珍在《高才篇》中曾留下“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的名句，常州名家之多应当也可以想象。常州名人远的有被称为“延陵季子”的季札，他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近的有被誉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历朝历代还有被冠为“常州学派”的许多名士。
苏南人如果没有聪慧的才智，是很难想象能够大面积发展集体工业的，尤其是在公有制企业的正规部队——国营企业在总体上显现不出竞争优势的情况下，而苏南人却凭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大力发展公有制的地方部队——集体工业，说明了没有聪明的才智是不行的。
Ⅱ、为什么说苏南人是聪慧的？
根据周易学说推出世界人口智力的分布原理是：
①冷暖的地方比很热的地方聪明。②气候适宜地方的人聪明。③生在水边和湖泊的人比在都是山地的人聪明；④经济越发达地区的人聪明，空调普遍，使气候适宜，有利于头。⑤汇集流动人口多的国家的人聪明。如美国。⑥远离家乡到处跑的人多聪明，如以色列。⑦但有时要这几个条件都具备的国家的人才能算聪明。
我们认为苏南人聪明的理由是：①气候适宜；②生在水边；③鱼米之乡。
（3）苏南能解决集体工业起步的积累资金
苏南农村自从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集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农业的发展更使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日益巩固，这就为苏南农村乡镇工业的产生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农业较高的发展水平，首先为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农产品生产的保证。在我国传统体制下，农作物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不但很强而且很细，乡镇工业（当时叫社队工业）的发展必须要以农作物生产计划的全面完成为前提，否则必然要使乡镇工业让路。其实，如从农业的基础作用来看，即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非农产业化也是要以农产品的剩余为基础的。因此，苏南农业的发展是乡镇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农业的发展也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这就为农村乡镇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初始积累。这里讲的初始积累主要指资金的初始积累。为了兴办农村非农产业，苏南农村通过农业的公积金（甚至包括一些公益金）和企业职工的“工分”开支等形式构成了乡镇工业初始资金的重要部分；另外，农业劳动力的带资入厂也是农业为乡镇工业提供资金初始积累的一种形式。农业劳动者带资入厂，看来似乎与农业发展无关，其实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南农业发展的良好状况。
（4）政策条件与政策效应所致
50年代以来，我国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起过消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政策实施的差异性，有许多政策对苏南模式的形成是起到良好作用的。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苏南模式主体的孕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南农村乡镇工业是萌芽于人民公社时期；60年代后，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动，虽然使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受到严重破坏，但1962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使苏南农村得到了一笔连城价值的财富。这些人才对苏南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既增强了内在冲动，又输送了一大批发展乡镇工业的“能人”；70年代初期北方农业会议制定的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政策，以及“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的工业产品短缺，这两者虽然情况不同，但都为苏南模式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两个有利契机。前者使乡镇工业的发展有了理直气壮的依据，后者为乡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销售市场。1978年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一方面能引起了农村经济矛盾的新变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的内在冲动如火山爆发一般迸发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农民有了财产权利和“离土”自由，这些既是苏南模式经济支柱急速加固的有利条件，又为苏南模式的完善提出了现实要求。
（5）接受城市的辐射和自己对大城市的反辐射
苏南周围有有很多的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还有南京、杭州等。
苏南农村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使它对大中城市具有极强的接受辐射能力。从接受辐射能力这方面说，这是苏南模式形成的内部条件，而从城市的辐射这方面来说，则是苏南模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
城市辐射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机器、设备、供销渠道等“硬件”方面的辐射；另一方面是工艺技术、信息、企业管理等软件的辐射。上海等大中城市对苏南乡镇企业进入城市工业的分工协作体系，无论是城市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还是组建名特优产品的企业集团，都会通过城市工业存在着一种档次差别和层次相连的关系：乡镇工业一方面在技术装备上比城市工业低一些档次，许多是城市工业技术改造中“移植”过来的；另一方面在产品品种又与城市工业存在着配套协作联系。总之，上海、无锡、苏州、常州以至南京等其它一些大中型工业城市的辐射，是苏南模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得地独厚”的外部条件。
（6）地方政府发挥了强大的职能作用
苏南农村各级政府和村级行政组织在苏南模式的孕育、形成和不断完善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模式提供了组织条件。
苏南农村地方政府及其广大干部具有强烈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意识；二是他们有良好素质；三是他们自己身体力行去做了。
另一个方面来说，发展集体工业成功了于公有利，于私有利，所以正是由于如此，许多集体工厂都是领导亲自挂帅。如果失败了，对本身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就大力发展集体工业了。
（二）
中国广大地区不能形成象苏南模式那样大面积发展的集体工业
大力发展集体工业是苏南模式有别于全国其它模式的最主要特征。为何中国广大地区不能形成象苏南模式那样大面积发展集体工业呢？
1、苏南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是与个体创业形不成气候是有关的。而现在全国广大地区是百家争鸣，个体、股份、集体一等企业起上，所以形不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来大力发展集体工业企业
（1）为什么当时苏南的个体创业形不成气侯
由于苏南的个体经济薄弱；大部分人们在解放后没有自己独创天下的习惯和意识；另一方面是政府发展集体工业对家庭工业的冲击，这种冲击是产生于苏南有可能走发展家庭工业前，所以苏南地区没有走象温州模式那样的大力发展家庭工厂的道路。
追根溯源，在历史上，苏南不仅是一个悠久的商贸集散地也是我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摇篮。在苏州1863年清政府成立了洋炮局。1897年建成的苏纶纱厂，是国内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1917年创建的振业织物厂则是国内最早采用电动机的工厂。1919年兴建的华盛造纸厂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造纸工厂。无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形成由工商业荣宗敬、荣德生先生为标志的现代轻纺工业城市行列。到抗战前夕，无锡的工业总产值已居上海、广州之后，名列全国第三位。常州在进入20世纪以后也陆续出现了近代工业。经过鸦片战争后的长期孕育和辛亥革命胜利的刺激，1913年常州第一家名为“厚生机器厂”的机械工厂创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舶来品的急剧跌落，国内产品销路回升，工业利润日益丰厚，常州办厂热潮再次兴起，电灯公司、油厂、米厂等食品工业相继兴起，交通运输业也相应得到发展。
自从解放后，受到一大二公的影响，人们只能安于本份，但这一大二公的效用是集体经济得到了发展。人们只能领集体工分。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的人均耕地有0.92亩，比温州的人均耕地0.52亩多，再加上集体企业安排一部分人就业，所以使每个家庭刚好能维持生计或过上略有盈余的生活。人们基本上是安于现状，没有十分的生存危机感，因而也不会出现形成象温州那样，个体手工业多，外出摆摊挑担买卖做小本生意的多。苏南地区人民群众在当时处于一种既没有给自己带来很丰厚的收入同时又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状况，往往是这种地方的个人小农经济思想特别严重。
我认为从实践证明了在一个地区的群众小农经济思想不严重、不普遍、创业思想好的地方有三种类型的地区：
第一种类型：象温州和以色列那样，人均耕也严重不足，面临生存危机严重的地区，人们的创业思想好，而且很普遍。当然前提一条是这个地区人们的智力可以。如果智力不好，创业往往是失败的多，那这样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穷困潦倒的地方。
第二种类型：粮食剩余较多，这个地区往往在农业发展基础上会发展经济作物或者从事畜牧业及水产养殖业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创业思想也是良好的，因为是创业不怕，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低风险的创业，所以能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山东诸城模式也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第三类型：资金实力雄厚，这种地区往往是把创业当作一种乐趣，因为钱多，失败了无所谓，反正不会到那种穷困潦倒的情况，这种地方人们的创业精神也特别好。如泉州模式就是这一种，因为大量在外华侨给泉州的亲戚送来了很多的外汇，于是他们的钱较多，所以有一部分人就把一部分资金投入生产。
小农经济思想往往很严重的地方是粮食收成刚好，或只是稍微有剩余一点。他们往往还有很多后顾之忧，是一种前怕狼后怕虎的思想状态，进者创业但又怕失败搞得倾家荡产，不进的话，看见别人发财又有点心动。这种人们思想顾虑重重的地区往往从整体上看创业精神不足。既然整个地区的群众创业精神不足，所以个体经济就很难大力发展。
（2）全国广大地区已形成了个体创业的良好势头，直接冲击了这个地方形不成一股合力发展集体经济
之所以认为苏南大力发展集体工业企业的模式不能推广的一个原因是：全国类似于象温州面临生存危机的地区、全国类似于山东诸城群众低风险创业的地区、全国类似于泉州有雄厚资金不怕创业失败的地区，这些地区由于群众的创业思想良好，所以个体经济，股分经济，私营企业发展较快，所以不可能形成一种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局面。而在那些小农经济思想严重的地区由于实行承包经营以后使劳动力部分剩余，而这些剩余劳力纷纷外出打工后，在积累一部分资金后也创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经营或小型企业，再加上每个地区能人创业的因素，因此也出现了个体经济虽不是大力发展，但至少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所以对全国广大地区来说要象苏南地区那样大量集中能人优势，资金优势等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已是不可能了。
2、造成苏南地区大力发展集体工业的主要因素在全国广大地区找不到
（1）苏南为什么形成大力发展集体工业的经济格局
现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苏南能形成大力发展集体工业为主的集体经济的经济格局。
在《中国农村区域经济比较模式研究》一书里认为苏南模式的成因是农民具有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所以要求摆脱自然经济模式和单一经济结构的束缚。该书认为农民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最佳选择，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道路，就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这种说法似乎是农民在大办集体工业，我认为这种对农民拨苗助长的说法是不行的。温州农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是从最简单的手工业开始才进入家庭工业，而不可能大力发展较成型的集体工业。象苏南模式的集体工业，技术含量高，生产经营管理复杂，非是一般农民所能承担的。每个地区的农民都有脱贫致富的愿望，富的地区是这样，还没致富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更迫切。小农经济思想严重的地区的农民也想致富发财，只还过他们不敢选择一种类似于赌博的创业。所以说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并不是大力发展集体工业的主要因素。我认为苏南集体工业的产生、发展对农民来说是没有任何决策权的。既然农民没有决策权那么集体工业的发展就与农民的脱贫致富的迫切愿望无关。打一个比方说：温州发展家庭工业与政府的决策权无关，因为是否投资创办家庭工业，创办什么类型的工业，政府不能参与任何决策，因此我们不能说本地政府的原因所以造成了家庭工业的发展。同理，我们把苏南集体工业说成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也是不对的。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了并不一定是专家教授对问题的分析就能正确，因此可以认为并不是专家就能找出振兴区域经济的通用方法。
那么什么是苏南模式能形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主要因素呢？
苏南模式能形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主要因素有：
Ⅰ、改革前社队企业的讯猛发展是其主要因素之一
我认为考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首先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它，也就是现在的发展与历史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提倡一大二公，也就是说县讲大力提倡发展国营企业，乡镇讲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既是在那种思想不封闭的年代，没有人敢说发展集体经济是违法的。但是发展集体经济能行得通是关键因素，行不通也包括集体经济创办后的效益不行。温州也创办集体经济，但是很难行得通，主要是集体资金不够，因为农业不能给集体提供充足创办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但是对苏南地区来讲，情况就有不所不同了：
一是农业获得了丰收，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如自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中，粮食总产量增长2.06倍。油料作物增长4.4倍。生猪存栏量增长5.86倍。雄厚的农业为发展社队企业提供了相当多的积累。
二是十年动乱期间为苏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文革”期间，城市里许多工厂“停产闹革命”，一些产品供销渠道和协作关系被打乱了，一些机械设备和人民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受到影响而萎缩，市场上供应紧缺。正是在这样的时机下，苏南地区的大批社队工厂应运而起，大量接受“来料加工”业务，大力开发市场紧缺产品，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很快，社队企业就大力发展起来了。这文革期间的大闹革命对温州来讲由于市场产品紧缺，所以在温州出现了很多的地下工厂，也就是家庭工厂。而在苏南地区恰恰造成了另外一种产物，那就是社队企业大力发展。以无锡县为例，到1978年为止的八年间，社队工业年总产值增长了十一倍。这是乱中取胜所造成的特殊产物。
为什么社队企业在当时能较快发展呢？还要很多的因素：
1、大力发展集体企业是政策一直来都允许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说三道四的事情；
2、当时有一些创办企业的积累资金；
3、创办集体企业也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首先它能安排领导子女或亲戚的就业问题。这里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也许能解释苏南创办集体企业的问题。我当时曾经去动员洞头县洞头乡中仑村的领导干部去办集体企业，我的动机是在县政府领导不领会我的改革思路的情况下，在当时只拿这几百元工资的情况下，在当时有点空喊改革口号的情说下，自己想探索出一条农村经济的发展新路子。后来村领导派会计曾焕兴与我去平阳联系创办生产编织袋或塑料薄膜厂。当时我问他们为何要创办这个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想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出路。我认为苏南乡村领导也不能够完全安排子女到国营厂家工作。也不可能叫子女当一辈子的农民，于是丰衣足食，自力更生，领导自己决策创办集体企业。
4、因为领导既不发展集体企业，又不能创办国营企业，更不能搞个体私营经济的情况下，如不创办集体企业便显得无事可做。因为当领导总要做一点事情，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大办集体企业；
5、大办集体企业也是体现自己政绩的需要，还有可能是为完成上级领导要求的需要。
6、当时的情况是产品紧缺、确实是货源紧张销路不成问题，所以创办集体企业比较稳。
7、苏南地区本身是人文绘萃的地区，是历代中人才辈出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人民的智力在群众自我发展受压制的情况下，它从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得到了发挥，而且这种发挥是正当的，并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尾白让人抓的情况。
8、发展集体企业的决策权是在领导，那么领导热心于创办集体企业，其中有一个因素这是利己（安排子女新戚就业）又利公的事情，而且也不是用自己的钱来办。当然也有的领导可能出于公益心或这个地区形成风气而自己不能落伍有关。
总而言之，社队企业为何能在改革开放前发展得较快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Ⅱ、政府决策及政府积极有为的结果
——县、乡、村三级领导是集体企业等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一、为什么说县、乡、村三级领导是集体企业等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在《建设现代化新农村——无锡农村经济发展探讨》一书中，有位江阴县委的陈华震认为集体经济和县乡村三级领导的组织作用，才是“苏南模式”产生、成因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诸多社会经济条件，或者说是诸多社会经济条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条件。但是原因分析不深刻，长篇大论的文章中就是这么一句话点到“集体经济和县乡村三级领导的组织作用”而已。
我认为一个事情的成功，离不开人的作为，俗话说“事在人为”吗。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温州的产供销既组合有时有游离的经营管理方式组成了一个很灵活的系统体系，应该说人民群众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无论是跑供销，还是创办家庭工厂，亦或是在外租赁柜台或设立经销店，由于群众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所以也决定了他对主要事情的决策权，正是由于如此，温州模式是人民大有作为的模式。而苏南模式的集体企业等集体经济的逢勃发展，政府的领导有着决策权。集体企业虽然是地方劳动人民群众拥有所有权的企业，但是人民群众只是以名义上拥有所有权，而在实际操作中人民群众不对集体资金的使用拥有使用权，因此也不具备决策权。既然人民不对集体企业的产生、发展、壮大拥有决策权，那么只能是政府对集体企业的产生发展壮大拥有决策权。除此之外，总不会是敌人拥有决策权或是上级领导不做领导跑到苏南基层进行对创办企业的具体决策。因此，县、乡、村三级领导是集体企业等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二、苏南县乡村的三级领导对集体企业发展是出于公益心还是出于私利心，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再深一层次来分析，苏南县乡村的三级领导对集体企业发展是出于公益心还是出于私利心，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里我先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的一段话：“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万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苏南集体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控制之内的发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市场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要考虑它的赢利行为。所以按照管子的话说：“利之所在，既是个人创业发展之所在，也是集体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为什么苏南县乡村领导会如此十分热衷于创办集体企业呢？人们应该追根溯源也问下去，苏南的领导除了公利之外，难道就没有私利？如果创办公有制企业的人都没有私利行为的话，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温州跑供销的人都说自己与国营或集体等公有制企业打交道时有送钱给权利决策人而且对方还收了钱呢？难道当领导的人都没有私利吗？如果领导没有私利的话，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老是占据着一个位置呢？为什么会出现跑官送官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无能的人当领导？为什么有的地区经济不能振兴呢？为什么贪官总是不断出现呢？当然我认为有的人的私利是为了公利，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种私利也是一种好事，不能认为人有私利就是坏事。比如雷锋经常做好事，雷锋都没有私利吗？从最近的有关报道中至少有一点肯定雷锋此人也爱荣誉，如拍照时把奖章挂了一大堆在胸前，等等。当然这种爱荣誉的行为还是好事，不能把它往贬义上推。
现在从领导的私利这个角度研究集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当今学术界避而不谈的事。我认为这是不行的，也可以说是不抓住这件事的主要矛盾来谈论这件事，思路是行动的先导，不从人的心理和行为目的去研究经济发展是一种不完美的研究方法。就让我们剖开苏南集体企业的县乡村三级领导的私利面纱吧？
三、那么判定领导对创办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的公利还是私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对国营和集体企业的人治多于法治，说明了领导的私利行为严重，如果是法冶多于人治，那就说明了公利行为大于私利
我认为由于私利行为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了解每一个领导到底私下有什么私利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建立的纪委查案体系还是依赖于检查举报体制，而不是一种跟综检查的体制。现在有的地区也提出了领导卸任后的财产审查制度，如审查发现有大量来源不明的财产行为，就以财产来源不明罪定处。当然我所说的私利也并非都是腐败和腐化堕落的行为，更不能说苏南地区领导的私利行为是贪污受贿。但不管怎么说私利行为的确很难跟综，有的人还提出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古典名训作为挡箭牌，认为用一个人的时候，要相信他，不能采用跟综检查的制度，正是由于如此，我认为确定判定私利行为的表象原则是看“对国营和集体企业的人治和法冶如何”。如果对国营和集体企业的人治多于法治，说明了领导的私利行为严重，如果是法冶多于人治，那就说明了公利行为大于私利。
四、当前国营企业为什么会搞不好呢？主要是人治多于法治？
1、人民拥用所有权的国营企业，对由谁来负责资金投向和企业发展的决策、管理、监督的问题没有建立法治体系，而是采取人治的方法。按照对国营企业法治的真正道理来说，人民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企业的投资确定，企业的决策、管理、监督等等，而只能选出代表来管理企业，而这些代表必须是人民信得过的。因为所有的代表不可能给每个人都信任，那么也至少有一个总管代表是要给人相信的。而现在的由企业职工组成的管委会只能代表企业职工，而不能代表全体人民，这是一。二是由政府或部门所任命的对企业有决策权的干部不能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只能说是政府或部门的委托管理企业的代表而已。
我们再分析，既然企业由政府可以直接任命企业干部，那么政府或政府的领导是否是代表人民呢？回答肯定不是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因为政府领导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那么政府的组成人员代表谁呢？政府的组成人员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代表。那么再深入一层地问到，人民代表能否代表人民吗？每个代表只能代表部分人民或是一个选区的人民。最后问题的起源点是归结于人民代表能否代表某一选区人民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的选举很有问题：
①是候选代表凭什么代表人民，是凭文化知识高、或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发展有见解、或是对社会法治建设有思路、或是能提出社会议政论政的方略、或是在选举何人做政府领导方面有见谛。但实际上是很多领导没有凭什么。有的人凭他是本地的创业模范，我认为私人创业模范，他是为自己创造利润而奋斗，为自己谋私利凭什么能代表人民为大家谋公利呢，这些人也恰恰是与政府领导人关系最紧密者，如无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何以能成为创业典范呢？有的人是劳动模范，劳动模范是为自己创名利的，他是否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呢？
②没有列入候选代表的人就没有人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吗？我认为没有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很多有参政议政的能力，但是与“人大代表”就是无缘。这就成了：“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却来了。”的结果。
③有些候选代表连群众都对他（她）是陌生人，选举工作组的人来，拿着选票，指出选票上候选代表的名字，你填勾这个勾那个的。我认为无论是勾那一个，都是上面串成一线的人，都是人治的表现，都是为选举乡、县领导拉票做准备工作而已的一种很好的很隐蔽的方式而已。
我到如今为止没有真正有过选举权，我不知道要选谁，是谁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既无听他演说，也无见他在工作上有重大表现。从现在至今，真正有选举权的是选奖学金获得者，比如从十名合格者中选几个人，选谁不选谁我有决定权，但是不管选谁都与我无关，因为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既然没给我带来利益，那何必叫我来选他呢。但选代表就不同的了，因为选得好，他能给人民带来利益，有可能这种利益会波及到我。有些人把单位领导作为候选代表，然而有些领导的能力有时根本不及一个办事员，这些人往往是和稀泥，什么人都不得罪，往往与群众打扑克喝酒混在一起，象这样的领导往往能选上，也就是这些人恰恰是干不出大事业的人。
2、企业负责人往往是上级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亲信。国营企业搞得好的是他当负责人，搞不好的也是他当企业负责人，实在在这个企业搞不好的，那就调往本部门下属的另外一个企业搞。
3、当时实行的承包经营仍然是属于人治体系的范畴内。主要的反映是包盈不包亏，承包后往往是承包者的个人权利将更加集中，人治现象更加严重了。企业负责人不管他怎么包，都往往是以盈利告终。我当时还以为实行承包有利于防止腐败，结果发现是更加腐败。发现供销员是早样依然我行我贿，贿无不成。后来我才发现奥秘之所在，试举一例说明，就以饲料加工厂来说吧？如该厂一年生产两万吨饲料，那么需要进购鱼粉大约为800吨，每吨约拿回扣说少一点为150元，那么进购800吨鱼粉每年约可拿12万元，如三年承包则仅鱼粉一项就可拿36万元，这36万是每月1500元每年为1.8万元工资的20倍，那么自己干三年等于别人干了20年，除了鱼粉这项还有其它项目可回扣呢？而这个地区因为饲料畅销后来如这地区或合资或私营投资创办好几家饲料加工厂，那么这家企业最终以亏本告终，但是承包者往往是已大赚到手。有的企业的亏本是以承包揽财之后果导致假冒伪劣产品的原料进来致使企业以亏损告终，你说这痛心不痛心？
4、由于对这种企业负责人实行人治的现象，那么上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伸手来治治，如安排自己的亲属，或者指令企业进某某人的货等等。
5、企业员工实行人治，人满为患，用人机制不灵活，企业负担重，所以加重了有些企业的亏本和倒闭等现象。
五、再看当前的集体企业是否存在人治现象呢？
之所以全国的集体企业很难蓬勃发展是和集体企业的人治现象有关的。由于集体企业的讲究法治道理与国营企业差不多，所以集体企业的命运应该说和国营企业的命运差不多，但它比国营企业好一点的是其用人机制灵活，不需要很多的正式工，平时生产紧的时候招很多的临时工，生产松的时候的就不用临时工了。而且其临时工的工资低；另外一方面集体企业很多是利用本地原料生产，由于本地原料进购不能回扣或回扣很少，这是因为它的价格是路人皆知，不能随便从中牟利，这一点也许比国营企业好一点。
闲话就此打住，现在让我们来谈关于苏南领导大力创办发展集体企业的事。判定领导创办集体企业到底是出于私利还是出于公利，刚才已说了这要看对集体企业是实行人治还是法治？
六、让我们首先回顾苏南集体企业的人治还是法治的客观表象如何？
乡镇集体企业是苏南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苏南模式有别于全国其它模式的最主要特征。乡镇企业所继承的历史基础是社队企业。在农村第一步改革中，苏南从1981年起，打破公社体制，撤社建乡，重点解决的是基层政权直接干预和指挥农户的经营活动问题，而行政机构对乡村企业的经营活动，却仍然沿袭着直接的行政干预和指挥。其中的原因，有历史的惯性作用和旧体制的影响，更主要的在于乡村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苏南的乡村企业对于乡（镇）和村民委员会（准政府），在经营、资金来源、收益分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使得乡村行政机构承担的职能过于广泛，集行政权，财产所有权，经营权“三权”于政府一身的现象相当普遍。
1983年以无锡县堰桥乡实行“一包三改”为开端，乡村企业大力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并逐步确立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思路。但是“两权”的真正分理开，是以政府职能的分解和转换为前提的。现在乡村企业所有者的职能仍然和以前一样，混杂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之中、经营者的挑选择、经济收益的分享和支配权、资产最终处置权，统统还在乡村党组织和政府的手中。乡村党政领导以企业“实际所有者“的身份，几乎行使所有者的全部职能。相反地，企业真正的所有者——乡、村的全体农民却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他们应当拥有的权力。除了在分配上，农民与乡镇企业还保持着一些联系外，农民并不具备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权力。他们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无发言权也无监督权，成了“名义上的所有者”。这种行政权和财产所有权主体合一的结果，在法律上使得公法权力侵犯民法权利，造成两种职能相互干扰；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两权”实际上无法真正分开。这就在乡村企业的发展中产生了与社会目标不相适应的问题，其表现主要有四：
（一）企业目标多元化。苏南乡村企业的发展往往具有多重目标。既有经济目标，如追求经济收益和资产增殖的最大化；同时，还隐含着许多非经济目标（行政目标、社会目标等），如追求行政上的晋升，提高集团消费水平或者作为个人揽财之道等等。经济目标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理性和企业素质，非经济目标则使企业的社会负担过重，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消极影响。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叠加，使乡村企业在管理方式、机构设置、劳保福利等方面有日益向全民企业靠拢的倾向，其结果只能是企业的活力衰退，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二）决策行为短期化。苏南乡村企业普遍实行经济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是按照“两权“分开的思路、由承包者（多数是集体承包）向党政机构承包，而不是经营者向所有者承包。同时承包缺乏普遍、长期适用的规范，往往是从产值”翻番“和保上交乡村的利润着眼，采用手工的方式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定承包指标，而且多数是一年一定。这就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精神，是企业行为短期化的根源之一。反映在投资行为上，无论是发包者或者是承包者，他们强烈的投资愿望都表现为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很少愿意把资金用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种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而不是靠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模式，使得苏南乡镇企业的投资规模一直居高不下，大大超过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
（三）企业“负债经营”普遍化。苏南乡村企业是在劳动力大量剩余，资金十分短缺的经济环境中形成的，企业资产实力不足是普遍现象。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当时苏南地区大型乡镇工业企业总资产一半以上来自债务。而在企业的债务来源中，银行贷款居首位，大约也占一半左右。企业取得银行信用的第一位因素并不是企业自身的财产担保，而是乡镇政府的行政担保及其上级领导机构的指令。同时，各种人际关系对企业取得银行贷款也很重要。据有关典型调查，“领导指令贷款”和“人情贷款”约占前几年农行乡镇企业贷款的40—50%。乡村企业高比例的“负债经营”，尽管在微观上有其经济合理性一面，但在宏观上加以整体组合后，却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效应：扩大了经济波动，从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过度的买方竞争（购买投资品的竞争）和过度的卖方竞争（销售产品的竞争）同时并存、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等等。问题的根子，恰恰在于乡村企业的财产权利关系的模糊和宏观管理的薄弱。
（四）企业规模不经济，布局过于分散化。由于乡村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始终和社区范围紧密在一起，具有较大的封闭性。乡办企业只能由乡级机构经营，村办企业只能由村级机构经营，组办企业只能由村民小组（即原生产队）一级经营，等等，这就限制了农村工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即使在乡村之间也很难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从而导致企业规模不经济和布局过于分散化。在一乡、一村的范围内，好几家厂生产同类产品的情况，并不少见。1987年春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在张家港市调查时，看到有一个村竟有七家生产化妆品的日化厂（还未包括关闭的两家），分别有不同层次的所有制“代表”经营着。与此相对应，是家家户户人人种农田。这样下去，何来工业效益，又何来农业经营规模！
江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认为：苏南乡村企业存在的上述问题，之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加以解决，是有客观原因的。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看，前几年对发展乡镇企业，一般只要求做到两点：1.基本上不要国家投资，就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2.具有较强的回收投资能力，平均2—3年内就可以收回投资，而且投资的机会成本显著低于农业。能做到这两点，不管它们与乡村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整体上都被看作是合理的，如果在那个时期片面强调企业自身的理性发展，过分追求规模效益和布局的合理化，不仅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苏南的实际，就会坐失许多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会严重破坏微观经济正常发育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宏观上面对乡镇工业的讯速发展，当时也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和能够规范企业行为的调控手段，根本不可能去引导乡村企业去实现“理性的发展”。
第二，从主观认识水平上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认识乡镇企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上，对于乡镇企业自身存在的弱点的看法，常常又和发展乡镇企业“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类绝对化的论争上搅在一起，加上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对乡镇企业的行为特征及其在宏观上的整合效应等问题，在认识上存在许多空白，因而对克服苏南乡村企业体制上的弊端就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
我个人对上述所论有不同的意见，根据我的体现政府大有作为的理论，发展集体经济是体现政府政绩的主要方面之一。但我认为这个政府领导不知为什么就是搞不好这个集体企业的机制建设。我总觉得人在办一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放个事情办好。办好集体企业也首先要考虑为集体企业如何建立创办经营机制问题，要建立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再来办集体企业，而不是在集体企业办了后再来做建立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有的人把它复杂化了，认为建立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情，现在考虑办起来再说，以后才来慢慢考虑解决集体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我认为这是和领导没有自知之明有关的。因为建立了创办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等于就是束缚了现有领导的对企业的决策权力，这是与领导集团的利益相冲突的，所以我认为持这种落后宽容的看法其实是为领导的惰性开导和解脱责任。
为何中国的一个集团组织而组织创办起来的公有制和集体企业还不如资本主义的一个人而创办起来的企业，这说明了我们没有建立创办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问题。
建立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一是必须建立对集体企业的管委会。管委会不是有工人组成，而是有人民代表和政府成员组成的。这个管委会其实就是类似于股份企业的董事会。二是必须设立监事会。股份企业要监事会，那么集体企来也要设立监事会。三是必须实行管委会成员和经营管理者两权分离，所以要建立管理集体企业的企业管理者队伍，厂长经理由管委会从这个经营管理者队伍中聘任。四是必须建立企业经理的竞选制。……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是对集体企业建立经营管理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其实先建立集体经营管理机制不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江苏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专家把这个本末倒置了，因此也是错的。苏南没有解决集体企业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领导。
七、为什么说对苏南集体企业的产生、发展主要是采取人治的方法（人治多于法治）？
不能认为一说对集体企业实行人治就不好，人治有时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也能起到一定的好处，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都是中国的鼎盛时期，但综观整个人治的历史，是弊大于利，如果中国早就建立不是君主专制的人治社会，那么凭借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智力，不仅早已开疆拓土、而且必能威震四方，中国也不会落到大清朝统治时期丧权辱国，赔款割地，任人宰割的局面。所以说人治虽偶有凭个人英明的统治对国对民带来大利，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治肯定不及法治社会的。
有人对中国现在是一个法制社会颇有疑议，我对此暂且不去论它。假如中国现在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但是并非法冶的社会，什么事情都实行“法制”。现在对认为当时苏南集体企业采用人治做法的理由是：
①所有权者和集体企业的决策者以及经营管理者没有建立法理的关系。行政领导和行政政府有越俎代庖的行为。
②创办集体企业的相当比重的资金是来自于人情贷款。
③经营者还是政府说了算，没有建立经理队伍以及公平的竞选机制。
④没有在防止集体企业出现一些腐败的问题上建立严格的防腐机制。
八、为什么说苏南集体企业的人治方式容易导致乡镇村领导的私利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由于腐败行为很难跟综，也许在建立法治严密的制度能有利于杜绝腐败行为。打一个比方说：如关于采购机器设备如何建立法治机制。由于机器设备很重要，权利人可能是厂长，也可能是乡的主要领导会亲自出面采购。那么“法治的采购”应是：一首先要了解全国各地有几个厂家生产这种机器，谁的技术力量雄厚，谁的质量过关。二由采购科经办人员从每家售货单位了解价格。三是了解生产这种机器的厂家向那个厂家销售过，其价格如何。最后是民主协商确定购买价格。同时厂里还有一个监督机构，派出人员或挂电话了解核实情况。如果是采取人治购买方法，可能直接就是权利人指定要某家厂家的货，就是怎么简单的购买方式。我们认为这种没有比较和监督的购买方式容易有回扣的行为。腐败的行为一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工厂厂房的基建；二、购买原料和机器设备。我认为采取人治的方法是最容易产生腐败行为和满足私利行为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治是腐败产生的温床。所以加强集体企业的法治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苏南集体企业的人治能满足苏南乡镇村领导的那些私利呢？
一是能安排自己的子女和亲戚就业。
二是能满足自己成名及政绩的私利需要。
三是有个人的受贿的经济利益。
四是提高自己的福利和工资待遇。
当然有的私利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如满足自己成名及政绩的私利需要，提高自己的福利和工资待遇等等。
九、为什么“人治”的苏南集体企业能得到大力发展呢？
一、苏南的干部大部分是好同志，并不是贪财受贿之辈。
二、政府领导虽侵犯了集体企业所有者的权利，但毕竟是实行了集体领导，使个人权利的膨胀得到了制约。
三、乡村大多数领导没有成为直接的经营者，使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对经营者的监督者。
四、由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高度责任心形成了对经营者很广泛很全面的监督，如群众一有反映，县纪委就会来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腐败的发生。
五、领导出于自己政绩的需要，不得不想方设法加强企业管理，尽最大努力使企业更上一层楼。
六、乡镇经济主要看集体企业创办如何？如集体企业因为贪污倒下去的话，那么乡镇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影响。那么做为乡镇领导就不好向乡镇人大及党委作交待，那么这样子会造成乡镇领导为自己过多私利着想就有可能很少。
国营企业就不一样了，因为国营企业一般是属于县市管辖，国营企业某一家不行的话，对整个经济影响不是很大，所以领导对国营企业就不是十分重视。另一方面来说国营企业人治的一个大头是部门领导，由于部门领导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这里搞不好的话可以调到其他单位，而乡镇领导是人民代表或党员代表选举的。
总而言之，乡镇领导为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私利行为努力去创办集体企业，尽管说在一定程度上对集体企业采取了人治的方法，但是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领导敢于冒险，勇于探索，所以说也是政府大有作为的结果。
由于全国各地没有出现象苏南地区那样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再加上苏南政府大有作为是整个地区的风气逼使政府领导不能落伍才形成的，同时这也与有蓬勃发展的社队企业是有关的，如果没有为数较多的社队企业，可谓是“无钱寸步难行”，这么能大有作为呢？我认为这两点在全国各地也是很难见的，所以造成苏南集体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在全国各地没有广泛出现。
Ⅲ、苏南地区很多的客观因素是苏南地区集体工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南地区是我国有名的“金三角”，临近东海，地理环境优越，处于太湖水系水网地处，而且有沪宁铁路贯穿东西，大运河沟通南北，水陆交通都很发达，并具有外联海港、内通腹地的环境优势。建国以来，交通运输设施在量和质上都有巨大发展。
集镇密布，有大中城市作为发展商品经济的依托。农村里差不多间隔六、七里就有一个集镇，形成以苏、锡、常三城市为中心的呈放射状分布的城镇群，有利于城乡经济联结。
苏南地区集体工业能大力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和自己对大城市的反辐射
苏南周围有很多的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还有南京、杭州等。
苏南农村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使它对大中城市具有极强的接受辐射能力。从接受辐射能力这方面说，这是苏南模式形成的内部条件，而从大城市的辐射这方面来说，则是苏南模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
城市辐射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机器、设备、供销渠道等“硬件”方面的辐射；另一方面是工艺技术、信息、企业管理等软件的辐射。上海等大中城市对苏南乡镇企业进入城市工业的分工协作体系，无论是城市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还是组建名特优产品的企业集团，都会通过城市工业存在着一种档次差别和层次相连的关系：乡镇工业一方面在技术装备上比城市工业低一些档次，许多装备是城市工业技术改造中“移植”过来的；另一方面在产品品种又与城市工业存在着配套协作联系。总之，上海、无锡、苏州、常州以至南京等其它一些大中型工业城市的辐射，是苏南模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得地独厚”的外部条件。
Ⅳ、苏南形成了乡村政府创办集体企业的风气
苏南地区创办集体企业已形成一种风气。俗话说“输人不输陈”，也就是说宁肯比别人落后的话，但是也不能是自己最落后的，因为最落后的话，誉论压力吃不消，对上不好交差，对下不好交待，这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事。苏南乡镇领导唯恐自己是创办集体企业工作的最落后者，所以不得不使自己乡镇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创办集体企业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它不仅对每一个乡镇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定压力，而且由于集体企业众多，也是乡镇领导放松了心理压力，因为万一一家企业失败并不影响自己的声誉。这和温州不同，温州是集体企业少，如那一个乡镇创办集体企业失败的话，乡镇领导的压力很大，别人都会说他没用，正是由于如此，乡镇领导就不会去大力创办集体企业，从而使整个地区的政府显得很没有一股冒险的闯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温州政府无为之治”的这一层意思之中的一个主要方面。
（2）为什么说造成苏南地区大力发展集体工业的主要因素在全国广大地区找不到呢？
Ⅰ、全国广大地区没有象苏南地区那样形成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
广大地区没有象苏南地区那样形成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那么要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就必须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是很难的。因为苏南地区社队企业之所以能发展是因为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文革时期大城市产品供应紧张，那么这个因素与上海等大城市的产品紧缺也有密切关系，如附近无上海大城市的话，恐怕当时苏南地区也不能形成社队企业发展的局面。而这社队企业的发展既是苏南集体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又为乡镇新的工业企业的创办提供了较多的积累，同时为创办乡镇集体的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是促进乡镇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由于全国广大地区在文革期间没有出现象苏南地区那样附近有大城市需要的产品紧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社队企业大发展的情况，所以要想大力发展乡镇集体企业就缺少了以前象苏南地区那样以社队企业为前身的集体企业发展的情况。
Ⅱ、构成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雄厚资金来源的一个方面是乡镇政府的人情贷款，这也是苏南模式不能推广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由于宏观管理的加强，以及银行的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如无提供货真价实的财产担保，恐怕要贷到大量的资金是不可能的，所以全国广大地区要想大力发展集体企业的资金不能象靠苏南地区不时地那样方便地贷到人情贷款，不能很好解决创办集体企业的资金来源，这也是苏南模式不能推广的一个原因。
Ⅲ、全国广大地区的乡镇村领导不会象苏南乡镇村领导那样大有作为地去大力发展集体企业
一、全国各地区的乡镇村领导思想上认为发展集体企业的活力不好，这是各地区不会去大力发展集体企业的重要因素
由于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一种，集体企业是公有制企业的嫡系部队，人们在公有制企业的生力军即国营企业搞不好的情况下，也认为与国营企业血脉相近的集体企业也会搞不好。所以广大地区的领导对发展集体企业没信心，因此也不会去大力发展，所以全国广大地区不会象苏南地区政府那样大有作为去大力发展集体企业了。
这公有制企业之所以搞不好的原因是经营者并不代表所有制，换一句话说经营者在经营不是自己所有的企业，容易把不是自己所有的公有企业的财或利捞一块出来给自己，所以致使公有企业搞不好。有人认为公有制企业也是自己有一份额的企业，我认为对经营者来说，公有制企业属于自己的份额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从微积分的角度说等于是忽略不计。打一个比方说，一个5000万元财产的企业，属于全县80万人民所有，每人只有62.5元的份额，而这62.5元又是自己不能使用的，所以其价值又大打折扣，至少打80%以上，剩下的价值为12.5元，而这12.5元与5000万元相比，简值是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在高等代数的理论是忽略不计。所以公有制企业也是全民每人都不拥有所有权的企业。
本人在我的《漫谈我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工程思路》一书里除了讲我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工程思路外，而且还讲了从多角度促进宏观和微观经济发展的许多思路，称为余荣星快速发展经济思路。这个思路也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企业是人民没有所有权的企业观点。马克思认为发展全民所有制企业能避免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但是他没有想到全民所有制企业对每个人的份额来说几乎是忽略不计的，也就是等于零，也就是没有的意思。我认为这是马克思同志思考问题时也有他的不足之处。有人开口讲马克思主义好！闭口讲马克思主义好！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神化，我们坚持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关键就在于不能神化一种学说，因为他们不是神，他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考虑的很周到，也不可能什么问题都是对，甚至有可能是马克思学说的主要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对的，但是对以后来说是错的。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发展的预测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他没有应验时间，没有应验时间的预测是人人都会的预测。从预测角度说，马克思没有我们中国先辈的人历害，我们先辈所创造的周易预测是事前诸葛亮的预测，是让事实来说话的预测，对事后的预测也是让人能在几年或不长的时间内就能见到预测效果的，所以我认为不能神化马克思的学说。
我们坚持马克思毛泽东思想虽然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坚持马克思毛泽东思想是坚持他们的实质精神，而不是神化马克思的学说，更不能什么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话就是对的。我们坚持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对真理的探索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坚持马克思思想就是站在马克思学说的肩膀上更高一层次看问题，因为马克思自己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所以要叫我们帮他一起来看他不能看到的一些问题。伟大的科学精神就是在前人开辟道路的基础上，前人是成功的更好；如是错的，也是好的，至少叫我们不要走他的弯路，而不是死抱着马克思的书本，教条主义地一条路走到底，硬钻死胡同，不撞南山不回头。
二、广大地区的乡镇没有形成大力发展集体企业、集体经济的一种社会风气
没有形成一种风气，对那些想要创办集体企业的乡镇领导来说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果创办集体企业不成功的话，那么其所产生的结果是社会对他的名誉损失很大。所以全国广大地区乡镇领导不会放开胆子去大力创办集体企业。
Ⅳ、全国广大地区也没有象苏南地区那样有临近上海大城市的地理优势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城市，而且人口有好几千万。有特别庞大的市场容量，而对全国广大地区来说，没有象苏南地区有那么好的地理优势，旁边有特大城市，而且象苏南地区那样其周围有密集的较大城市群落，所以没有近距离大市场的支持，致使广大地区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客观条件没有象苏南地区那么好，正是如此，所以广大地区大力发展集体企业是举步维艰的。
作者：余荣星 固定电话：0757—26135316 QQ号为382163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