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这样三个范畴：学术——品行——制度。学术思想对行为的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可能会十分复杂，甚至潜藏在潜意识里以一种难以察觉的形式呈现。苏力教授作为一个理性的学者所做的事情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深层的价值判断恰恰就是他的潜意识需求的反映。当然，一个行为的产生也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就是被社会中的制度群所限制的有限选择。我们不能苛求完美制度的存在，但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群应该拥有一个“有机”的循环流程，我们的招生机制中所欠缺的就是缺少一个合理的利益诉求制度和补救制度。所以，才导致甘德怀的反抗产生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
考取博士对甘德怀而言，是一次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他预期自己将通过这样一次流动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是，这次失败造成了心理上的挫折感，利益诉求制度和补救制度的缺失使得挫折无法以正常的渠道发泄，在原有制度框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只好诉求与更大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这是一个“大事化小”的反向事件。在思考如何解决这样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设计一个“足够好”的制度，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真正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形式。但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任何制度设计的平等都不可能维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因为背后是利益的博奕。二、正象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提问的那样：“平等的形式难道比建立人们内心的公正的感受更重要吗？所以，当外在的制度控制难以健全的时候，我们的唯一的有效选择是建立人们内心的秩序感和公正感。这是一次从外向控制到内向控制的转变。由于，中国悠久的心学、修炼的传统存在，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更符合中国人的道义观。
考取博士对甘德怀而言，是一次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他预期自己将通过这样一次流动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是，这次失败造成了心理上的挫折感，利益诉求制度和补救制度的缺失使得挫折无法以正常的渠道发泄，在原有制度框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只好诉求与更大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这是一个“大事化小”的反向事件。在思考如何解决这样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设计一个“足够好”的制度，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真正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形式。但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任何制度设计的平等都不可能维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因为背后是利益的博奕。二、正象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提问的那样：“平等的形式难道比建立人们内心的公正的感受更重要吗？所以，当外在的制度控制难以健全的时候，我们的唯一的有效选择是建立人们内心的秩序感和公正感。这是一次从外向控制到内向控制的转变。由于，中国悠久的心学、修炼的传统存在，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更符合中国人的道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