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条件、转轨方式与经济绩效[①]
谢作诗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编：110034
《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1期
内容提要：转轨方式并不独立地决定经济绩效，而是与初始条件一道才能决定经济绩效。初始条件呢？应该一分为二，一类不依赖于转轨方式而直接地决定经济绩效，另一类则要与转轨方式一道才能决定经济绩效。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第一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勉强可问，究竟是第二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关键词：初始条件 转轨方式 结构调整 经济绩效
1. 中俄经济绩效差异
俄罗斯是实行激进式过渡的典型国家，与实行渐进式过渡的中国相比，不仅过渡方式明显不同，而且经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②] 中国改革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从1979年至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这种增长速度只在60年代日本的和70年代“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中出现过。而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1999、2000年经济较有起色以外，经济一直大幅度下滑，呈现为负的增长率，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下降幅度大大超过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
这种绩效差异使得关于中俄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极为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界所关注，而绩效差异及其原因本身就是这种比较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解释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差异这个问题上，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双方尽管在诸如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等方面是没有什么分歧的，但是具体地在这些方面应该怎样操作实施，双方又是有重大分歧的。特别来说，双方在如下两个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第一，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主要是源于转轨方式的差异还是源于初始条件的差异？第二，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是否具有一般性？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别的转轨国家？可以说，在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差异这个问题上，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之争实质乃是“初始条件”与“转轨方式”之争。
2. “初始条件”与“转轨方式”之争
激进主义认为：中国的经济绩效好主要得益于其有利的初始条件，俄罗斯的经济绩效差也主要是因为其不利的初始条件的缘故。由于初始条件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是不能移植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事实上，在激进主义看来，渐进的改革方式是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是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而是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中国的经济绩效应该更好。（Sachs and Woo,
首先，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前苏联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其次，中国的国有部门规模很小，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有部门则涵盖了包括农业人口在内的几乎全部人口。[③]
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两国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在改革初期，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面临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而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它们面临的则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所有主要集团都可以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中获益。然而（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往往充满矛盾，衰退部门的劳动力要竭力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生活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绩效比中国差得多的原因。萨克斯和胡永泰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绩效好与中国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并无什么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有关。
由于中国的国有部门小，而前苏联的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整个经济，国有部门又是受到补贴的，这使得在中国靠增量的方式发展非国有部门易，在前苏联靠增量方式发展非国有部门难。中国非国有部门增量上的迅速成长依赖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既无法指望依靠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也无法指望依靠劳动力从国有工业部门流出在增量上来发展非国有部门。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unique），是无法移植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事实上，在萨克斯和胡永泰看来，渐进式改革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移植到俄罗斯的。“假若把中国式道路搬到俄罗斯去，那无异于如同让俄罗斯放弃种小麦而改种水稻来解决农业问题一样愚蠢。”[④]
渐进主义则认为：渐进的改革策略是中国经济绩效好的关键；中国的渐进改革方式具有一般性，是可以移植到别的转轨国家的。
林毅夫等（1994）就明确指出：“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过渡方式的差异性。”[⑤] 他们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指出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这是所有转轨国家共同的改革起点。激进式改革正是试图提供一个能够改进激励并诱导资源存量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制度框架，但它忽略的是改革成本。资源由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用途要付出代价，建立新制度也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因此，对于激进式改革来说，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J型曲线”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
中国的改革则是通过改进物质激励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它们配置到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抑的部门。而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的做法。由于存量资源的生产没有遭到破坏，而新创造的资源被配置到与经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避免了存量导向的激进式改革所引起的“J型曲线”后果。国民经济在改革期间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进一步，既然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是所有转轨国家共同的改革起点，这些又都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转轨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有着相同的形成逻辑，因此中国的改革策略就应该具有一般意义。不应该以初始条件的不同而否定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他们批评萨克斯和胡永泰只看到初始条件的不同使得中国增量式改革具有较低的成本，却忽略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价格扭曲更严重而可能使增量改革有更大的收益。
3. 关于“争论”的一个评价
实际上，有两类初始条件，一类与转轨相关，另一类则与转轨不相关。就后一类初始条件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就前一类初始条件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而转轨方式呢，它根本就不独立地决定经济绩效，而是依赖于那部分与转轨相关的初始条件。
具体到结构调整问题上，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既包括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又包括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又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两重含义。图示如下：
就前一类结构调整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经济绩效。你不转轨难道就不面对（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了吗？就后一类结构调整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经济愈复杂，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愈高，资产专用性愈强，激进改革愈引起产出下降。如果经济比较简单，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不高，资产专用性也不强，那么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就是无差异的。可以想象，同样的激进改革，越南、蒙古经济绩效好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所以，虽然经济绩效既决定于初始条件，也决定于转轨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解这种分解才是最重要的。理解了这种分解，那么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第二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勉强可问，究竟是第一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萨克斯和胡永泰将经济绩效差异归结为中国面临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而俄罗斯面临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他们看到的其实是与转轨不相关的初始条件——既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导致转轨，转不转轨也都要面对这些问题。这样看问题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俄两国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但也必然得出经济绩效与转轨方式无关的结论。林毅夫等看到的则是与转轨相关的初始条件。所有转轨国家都面临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的现实，这些又都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些导致了转轨的要求；不仅如此，转轨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具有相同的形成逻辑。这就必然使他们得出“差异产生于转轨方式，中国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两种观点都做了自己独到的解释，但又都有片面之虞。
4. 正确的观点
那么，正确的观点是什么呢？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二者的结合。
就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来说，确实如萨克斯和胡永泰所说的，中国面对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而俄罗斯面对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前者易，后者难。
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就是降低过度发展了的重工业的比重。（林毅夫等，1994） 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存量调整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高额的沉淀成本必然恶化经济绩效。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区别正在于结构调整的方式（改革方式）不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存量调整，而中国则是增量调整。价格双轨制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增量改革方式，而价格的完全自由化则显然是一种对存量的改革。[⑥]
综合了两个方面，中国的经济绩效好而俄罗斯的经济绩效差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是的，如果俄罗斯能够搞增量调整的话，那么它的经济绩效会好一些。然而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如果那么。[⑦] 进一步，即使俄罗斯真的搞了增量调整，其经济绩效好一点，能好到那里去呢？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就那部分不依赖于转轨方式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经济绩效的初始条件来说，它是极其不利的。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具有事前决定的性质，与转轨方式无关。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这使她可以避免存量调整造成的高额沉淀成本以及与此相联的产量下降。如果中国不是搞增量调整而是搞存量调整，由于改革初期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大，改革初期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下滑。因此，中国经济绩效是与转轨方式有极大关系的。
参考文献
李平、陈萍，2000，“辽宁国企改革的路径分析——初始结构、竞争强度和政府干预”，《战略与管理》（5）。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军，1997，《“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敬琏，1994，“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经济学动态》（9）。
宋承先，1995，“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上海经济研究》（3）。
世界银行，1997，《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Sachs, J., and Woo, W.,
Sachs, J., and Woo, W., 1994b,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①] 本文得到李平老师、杨哲英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②] 李平、陈萍（2000，P.101、105）认为，由于地区的差异性，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这个一般性定义的背后，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和甚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一般地表现为渐进的特征的话，那么辽宁则更多地表现为激进的特征。吴敬琏（1994）、宋承先（1995）认为，不能用渐进改革来概括中国的改革方式，相反，用激进改革或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来定义中国的改革方式似乎更为贴切。张五常则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是搞休克式的疗法，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一开始是先搞政治改革，后搞经济改革。中国的成功在于先搞经济改革。
[③] 在前苏联，集体农庄和消费者合作社与国有部门并无二样，在财政上依靠国家，工人领取有保障的工资收入，享有就业保障并享受城市工人的广泛的社会福利。
[④] 萨克斯和胡永泰的模型中只考虑了劳动力这一要素。他们认为他们的分析同样适合于其它要素，从而得出“在俄罗斯允许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以后，即便非国有部门的经济活动比国有部门的经济活动具有更高的效率，也难以引起劳动力、资金和生产物资从国有部门流向非国有部门。”的结论。但是，在这里劳动力和别的要素怕是不应该被同等看待的。否则的话，怎么解释前苏联1985—1989的渐进改革的失败？
[⑤] 我们注意到用过渡方式来解释经济绩效时人们使用了很多术语，什么增量改革，什么体制外改革，什么（配额约束下的）双轨制，等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其实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同义的反复。难道增量和存量的有意义的区别不正在于存量部分按计划轨运行，增量部分按市场轨运行吗？当然，说它们同义，不是从字面意义上说，而是说，你要搞增量改革，必然要搞（配额约束下的）双轨制；反过来，你搞（配额约束下的）双轨制，又必然形成增量改革。这就是数学上的“等价”概念：有你就一定生出我，反过来有我又一定生出你。应该说，这种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更进了一层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是用这些术语来描述改革的特征，并用它们来解释经济的绩效。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回答了这样特征的改革如何才能实现的问题。张军（1997）应是这方面一个好的工作，虽然他的本意主要不在于解释增量改革的实现条件。
[⑥] 应该说，转轨国家中的结构调整既包含了产业结构调整，又包含了所有制结构调整。所以，所谓“增量调整”或“存量调整”实际上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产业结构的“增量调整”或“存量调整”，第二重是所有制结构的“增量调整”或“存量调整”。本文的结构调整一般的是指产业结构的调整。
[⑦] 俄罗斯为什么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呢？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了。想要指出的是，萨克斯和胡永泰、摩菲等从不同角度所论述的“俄罗斯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其实是“不具备增量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条件”。至于这里所强调的产业结构增量调整条件，则主要与产业结构扭曲程度、资源就业情况、能不能维持贸易保护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