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已经被刊物录用，由于录用稿删减太多，所以还是想把这个原作拿来请读者指教)

 

 

中文摘要：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学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进展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大小及其指向性也是变化的。因此，作为历史过程的大学特征变化，既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也有断裂性和背叛性。所以，当我们想要通过追溯中世纪大学而获得对于现代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解释时，就必须对于大学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继承性与阻抗性具有充分的认识。唯此，才能厘清我们思维和诠释中的理性和情结。

关 键 词：现代大学；中世纪大学；大学起源；

当代关于大学诸多问题的探讨和理论演绎，尤其是高等教育史学研究，都难免回到大学起源问题上来。因此，关于大学起源，就有了不同学者的个人叙事以及围绕叙事所产生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发生在对于“史实”的叙事角度及分析评价方面。迄今为止，这些个人叙事相互之间的争议依然在继续，这也许这是一个必然的永远过程。因为，正如争议背后所呈现的事实那样：由于学者个人心智品质[①]的不同，给予同一历史事件和现象以不同的解读。这种个人心智品质，既包括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个人知识结构和理性认知能力，也包括基于个人情感的价值取向偏好和潜意识支配下的个人思维盲点或规避。

大学，作为一个纵贯人类文明几千年沧桑变化历史的社会组织，她的组织建构权力、组织文化价值取向、组织资源获取方式、组织活动内容和方式等，都无不经受几千年历史过程中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知识进步等变化的影响。英国学者帕金曾经说：“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自己”。[②]的确可以说，迄今为止，在历史的、社会的开放视野中，即使出于人类理性的共同探索，我们对于大学的研究还相当贫乏，我们对于大学的见识还相当无知。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在国内外，关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正在慢慢展开，并且这种多学科研究已经初步表明：形成珀金所言的尴尬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学或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独特而奇妙的地位所造成的。之前，大学在社会权力的构成中，其地位是边缘化的。自大学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以来，在当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中，她正在悄悄地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轴心）地位。不过，当人们逐渐认识到关于当代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研究不可或缺且相当紧迫时，多学科研究视角发现，大学和高等教育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如此成分驳杂、价值多元的系统，很难概括性地对其进行阐释和预测。

当代社会的进步，逐步在把大学推向社会中心时，使她不得不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大学和高等教育应该如何服务社会；其二，大学和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存在。在第一个问题中，社会追问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当代功用；在第二个问题中，大学和高等教育诉求自己的社会独立性以及生存合法性。在围绕这两个方面所展开的思维和话语中，人们往往从大学发展历史中寻找回答问题的经验性依据。由于如上所述的认知局限性，我们在探讨现代大学起源时同样缺乏开放的视野或多学科视角。因此，本文也难免存在由于以上原因而产生的局限。但是，人类的认知活动和成果总是在残缺中进步，本文力求从更开放的视角展开自己的叙述，以磋商的态度丰富我们的认识。

 

一、现代大学起源与古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权力构成

如果把古代社会的智者传授知识或传播信仰的活动——比如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等、东方古中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和春秋时期的孔子等——算作高等教育活动的话，那么，在没有大学组织之前，高等教育活动很早就开始了。同时，根据教育史记载，无论东方或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但是，人们并不把柏拉图的“学园”和中国春秋时代的“稷下学宫”看作是现代大学的起源，而是把西欧中世纪出现的“教师行会”和“学生行会”[③]组织，看作是现代大学的母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行会组织”，与早期柏拉图的“学园”，或古代中国的“稷下学宫”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不同于柏拉图的“学园”，它不是智者个人潜心思考或作为教师单独传播知识的场所，而是有组织的教师群体在从事教学工作。第二、它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当时中国社会王室“养士”风气的延伸和养士制度的变迁。它以“官办民营”的形式运作，目标在于服从齐国图谋政治霸权的需要。虽然各家各派学者云集，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各家学者思想争鸣的论坛，教学是其附属活动。第三、就知识传播的内容和应用方向而言，无论“学园”或是古中国的“稷下学宫”，都不传播面向民众社会的职业知识，例如医学教育。第四、中世纪教师行会还是一个职业教师的再生产组织，一个大学“毕业生”或学者是否适合作大学教师，要经过教师行会所规定的评价程序，比如公开辩论以及之后的教师行会的集体决断等。第五、就办学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言，早期学者个人化的教学活动，很容易遭遇外部力量（政治的与社会的）干预。比如柏拉图的流亡生涯和他 “学园”的存亡、齐国的兴衰和“稷下学宫”的存亡、孔子的周游列国和他四处碰壁的学问传播等，都有外部力量干预的影子。中世纪大学则不同，他们以集体的力量抗衡来自城邦市民社会、世俗王权或宗教权力的干预。即使主动或被动地迁徙校址，即使有教师离任，仍旧能够保证有组织的教学活动。第六、最为关键的是，中世纪大学设置文、法、神、医四个学部，这种多学科教学机构的建制方式，与知识演进历史中的现代学科理论“范式”相互促进。[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大学还创立了学位制度。如涂尔干所言，“要是有一个中世纪的学生回到我们中间，听我们谈论大学、院系、学院、业士学位、执教权、博士学位、学习课程、常设课和非常设课，很有可能这样想，除了从前使用的拉丁词被法语词所取代，其它一切照旧。只有当他坐进我们的讲演厅或课室，才会体会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他会就此看到，学术生活已发生了转型，但依然在中世纪为它挖就的沟渠里流动”。[⑤]第七、值得重视的是，中世纪大学是西欧城邦社会民众需求的产物，她既是满足西欧城邦社会民众职业知识需求（比如波隆那大学的诞生和医学教育）的产物，又是西欧城邦社会民众追求精神自由和信仰自由（比如巴黎大学的诞生和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的叛逆性思想）的产物。因而，中世纪大学同时还是一种的跨越“国家”（城邦）的世界性民间组织。

如果以上所分析和列举的中世纪大学特征是客观的，那么，可以说，前五个特征主要是中世纪大学与古代大学的区别，第六个特征既把中世纪大学区别于古代大学，又把自己与现代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第七个特征，是中世纪大学所独有的，既区别于它之前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又与现代大学特征相阻抗。因为，现代大学的形成过程也是大学国家化过程。大学国家化过程的特征之一，就是伴随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实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认同化和统一化过程，大学的文化使命从自由探索转化为权威灌输。所以，从后两个特征看，中世纪大学既具有现代大学的起源性质，同时也具有反现代化、反国家化性质，包含着大学后现代走向的基因。

针对中世纪大学产生这一历史现象，有不少学者和思想家作过分析和评价。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说：“大学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⑥] “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⑦]“大学就是在这种分权的、有社团思想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⑧]可以说，历史学家珀金从社会权力构成和文明发展基础两个方面解释了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中世纪大学是中世纪欧洲民众社会精神生活的“适配器官”。[⑨]他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要以中世纪具有反叛精神的院哲学家阿贝拉尔和巴黎大学的诞生为注脚，并不能充分解释中世纪最初以职业教育起源的大学类型，如波洛尼亚大学（波隆那大学）产生的社会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他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角度，解释了当时欧洲民众社会渴望从宗教束缚中寻求精神解放和自由，以及基于这种渴望在权力空隙中所进行的创造性社会组织建构。中世纪大学是一种民间组织，它不具有后来的民族国家大学的“上层建筑”性质。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这样解释教育的起源：“浅言之，教育的发生就植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造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所谓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地获得，他方面是知识才能的自由发展；还有，这种生活是集体社会的，决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所以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给予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的资料与方法也跟着需要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就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转易。”杨先生的理论尤其对于中世纪以职业教育起源的大学具有直接的、充分的解释力。如果我们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进行分析，就不难理解，在西欧权力结构分裂的中世纪，民众社会如何可能从追求精神生活自由的向度建构起民间组织性质的“适配器官”。我们还不难从社会权力构成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国大学产生的社会机制，并有效地做出它与中世纪大学之间的比较性分析。

关于关于中国古代大学（或称儒家高等教育机构）产生机制的研究，已经通过零散而又关联的成果达成一个结论：文化发祥很早的古代中国，在以农业社会为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背景基础上，建构了适合这一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背景的、自我谐同性极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在这种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谐同性之下，儒家学校作为一种最终教育价值选择结果被予以肯定。儒家学校在学科建制和教育内容选择方面，与中世纪大学相比具有巨大差异，既不能适应现代学科知识发展逻辑，又不能帮助国家适应近现代国家遵从“强权就是真理”的生存法则，最终导致了它自身的衰落以及它所服务的国家形式的消亡。至于说中国古代“大学”是否可以称为大学，以及它与中世纪的大学在现代大学意义上的检讨价值，稍后进一步讨论。

 

二、中世纪大学的“反现代化”属性和特征

在脱离事物发展时空逻辑的前提下，声称一个社会的先在之物，反对不可预见的后来之物，这本身具有悖论性质。但是，从历史反思的角度看，这一命题得以建立的思维逻辑是：我们至今还拥抱着中世纪大学的理念或幻想，把它作为一种价值观或行为准则来诉求和评价今天的大学。所以，不是中世纪大学本身具有反现代化的属性和特征，而是现代人以一种价值观赋予中世纪大学以反现代化属性。

为了使这一判断得以成立，我们从比较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的特征开始分析。可以这么说，现代大学是现代化社会运动的结果。虽然现代化运动的肇始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是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相重叠的，主导这场运动的最终主体是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化运动有几个主要向度：第一、在社会政治权力构成方面。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最早在西欧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些具有侵略扩张性质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及其侵略扩张行为，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国家运动。在这种刺激——反应模式和过程中，不断追求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成为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情感心理的局部社会最高权力形式。第二、在经济制度安排上。以承认私有财产制度的合法性和以承认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理性人”为前提，市场经济制度最终获得全面胜利。[⑩]第三、在文化观念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在驱除宗教蒙昧主义的人本主义旗帜下，生命不再具有“生死轮回”的终极意义和“天堂地狱”的道德意义。 在“经济人”文化和“市场规训”作用之下，个人精神文化生活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作为价值观和幸福观；在科学主义的推动下，现代人成为“精于算计的理性人”[⑪]；社会行为调节的道德基础取向，主要依靠法律、制度、契约等“他律主义”的外部强制性手段，而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和宏大社会理想基础上的个人道德自觉。第四、在知识进步方面。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刺激下、文化观念变迁过程中，知识进步服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交换原则。应用性科学知识、实用知识受到推崇，人文知识被贬抑甚至扬弃。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是现代化进程和结果的全部含义，本文只是选取了那些密切关涉论题的主要方面。

那么，在这样一个漫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中世纪大学是如何实现了现代化，同时她哪些与现代大学相阻抗的特征和属性又被现代人所怀恋呢？

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味着高度统一的社会政治权力形式的形成。在社会政治权力从分散、分裂走向集中统一的过程中，大学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世纪大学从国际化走向国家化，大学被赋予国家政治功能。即大学的精神文化活动要以服从国家意志为前提，并在精神文化活动中担负起维护民族尊严、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任务。与中世纪大学相比较，大学的文化使命从社会政治权力分散背景中的“自由探讨”，开始走向社会政治权力集中背景中的“权威灌输”。其二、现代大学的举办和管理权集中于国家，国家具有干预大学的举办或撤消的绝对权力。这与中世纪民众社会所拥有的自由举办大学的权力完全发生了变化。其三、国家化的现代大学进一步经历了高度组织化的管理过程，从政府到大学组织内部，国家自上而下建立起一个教育行政管理系统。中世纪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逐渐被改造成为一个政治化的官僚科层制学术组织，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背景和目的发生较大改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言：“在科层制的社会科学中，整个社会科学的努力局限于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威服务。”[⑫]其四、国家还通过控制大学、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生存资源，如经费拨付、土地使用、教师劳动报酬制度及教师流动管理制度、学生学籍管理管理制度等，进一步了控制大学内部活动。现代大学丧失了中世纪大学“自由迁徙”的权力和能力，限制了教师和学生自由流动的权力和能力。其五、中世纪欧洲社会处于宗教禁欲主义精神文化背景之中，虽然中世纪知识分子在精神信仰追求方面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勇气，但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与那个诞生了“修行主义”和 “托钵僧”[⑬]时代的观念相适应，中世纪大学的教师大多奉行独身主义，他们不贪图财货，收取学费的标准以维持生计为度。然而他们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却毫不懈怠。更进一步说，中世纪知识分子承继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例如，亚里斯多德认为知识和真理是无价的，因而想通过传播知识和真理来换取金钱和财富的人是可耻的。在古代中国，孔子也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社会冲破了宗教禁欲主义财富观念，资产阶级为个人追逐财富贴上“获取财富是对上帝的荣耀”的美丽标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规训下，现代人（包括知识分子）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经济人”观念支配自己的行为。市场在刺激具有市场交换价值的科学知识、实用知识生产的同时，也在驱逐不具有市场交换价值的人文知识生产。现代大学渗透着商业气息，甚至成为营利组织。其六、在知识传授和学生培养方面，中世纪大学虽然设置文、法、神、医四个学部，但是所有学生都要接受“通识教育”（七艺）。亚里斯多德著作作为主要课程，更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大全。根据格莱夫斯的《中世教育史》，十三、十四世纪时中世纪大学所谓的神学教育，其内容并不是讲授《圣经》或宗教经典，而是讲授对于上帝和圣经充满了置疑态度和质疑精神的经院哲学。在教学方法上，根据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说法，中世纪大学主要推崇“辩论”、“三段论”。这种辩论和推理的方法在当时大行其道，不仅活跃思想，训练思维。同时也说明师生所关注的知识，多是适合这些方法论的关于价值、信仰的“是与非”的知识。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经过数百年历史变迁，现代大学除了承继着中世纪大学“形式的外壳”之外，实在很少共同之处。中世纪大学虽然有职业教育的成分，但是学生在整个大学生活里所接受的主要是一种文化的教育、心智的训练。而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处于“两种文化”的分裂之中，即现代大学的人格教育处于经济学“经济人”人性文化假说和教育学“可塑人”人性文化假说的矛盾对抗之中；现代大学的教学内容处于“面向事务的知识教学”和“关于对价值、意义和信仰的心智训练”的结构性偏差之中。那么，究竟中世纪大学的哪些属性或特征使得我们念念不忘呢？

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比起中世纪大学，现代大学更加有效地生产和传播着科学知识，并为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进步和生活富裕及便捷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代大学却不能在精神文化方面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形成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这也许是由于民族国家政权形式钳制的结果，也许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规训的结果，也许是由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本身就包含着纵欲主义的结果，也许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缺陷之一。

总之，无论人们最终找到的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客观的现象是：现代大学已经历史地失去了中世纪大学那种活跃民众社会精神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能力。但是现代人精神上的失落感、道德迷茫、对人类终极走向的眷顾和担忧等等，使得人们对于中世纪大学那种活跃的精神文化探究活动希望重然，希望现代大学能够重新担负文化使命，以自由探究的精神、敢于批判的勇气活跃并引领民众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赋予中世纪大学以反现代化属性。

 

三、现代大学起源诠释中的理性与情结

无论中世纪大学或是现代大学，其根本属性是作为一个“知识的共同体”而存在的。这种知识的共同体，就中世纪大学来说，既有实用的、职业教育的知识成分，也有非实用的、心智教育的知识成分。然而，二者浑然一体共同作为大学学术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中世纪大学教育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教养和心智的训练。由此，中世纪大学也显现出了它的社会作用和意义。正如格来夫斯所言：“这些大学，甚至为一种直接鼓吹自由讨论和促进平民主义的机关。它们变为当时注意普通社会利害问题的代表，而大减轻教皇和专制君主的势力。所有各阶级的社会，都视他们为一种公断的法庭，……当日诸大学的影响所及，使所有中世纪各机关的旧日束缚，全行解放。且大有助于促进个人主义的发展，和引导文明与进步的光明到前面的路上去。”

综上所述，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所具备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优势、追求自由探讨的精神和拥有自由自治的权力，同时还在于：①当外部社会权力给予它如此存在的条件时，并非完全出于强迫，有时甚至包含着宽容。例如教皇、皇帝和国王在给予中世纪大学独立司法权和各种豁免权时，容忍学生在大学特权庇护下的放荡不羁行为而依然保留其特权。②在精神文化领域，四分五裂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存在着征服者日尔曼人对于破碎的罗马文明的沉醉；存在着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世俗繁荣与腐败的拒斥和对于高尚精神生活的追求，存在着叛逆的经院哲学家对于宗教教义的质疑，也存在随着贸易发达而逐渐富裕起来的市民社会希望冲破宗教束缚而获个性解放和情欲解放的愿望，更存在知识分子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发现、研究、传播和向往。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那一个时期的城邦社会的精神风貌。中世纪大学就是这个权力分散而宽容的城邦社会精神风貌的产物。与其说中世纪大学的自由自治应该为现代人所沉醉，不如说中世纪大学与当时社会良好的互动关系应该为现代人所沉思。

与中世纪大学相比较，现代大学是如此让人依赖的同时又让人感到失望。人们之所以依赖它，是因为在现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运行和个人生存越来越依靠大学和高等教育传播“面向事务”的知识；人们之所以失望，是因为现代大学在活跃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越来越显得单薄乏力。现代大学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现代大学缺乏“自由自治”的权力这样简单的原因吗？放言之，即使果真赋予现代大学以自由自治的权力，它是会像中世纪大学那样成为民众社会精神生活的“适配器官”呢？或是会成为一个主要依靠传播“面向事务”的知识而追求营利的组织呢？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后者。

现代大学为什么如此？正如伯顿·克拉克等所进行的多学科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辨析的艰难问题。针对现代大学的状况和走向，珀金说：历史经验的作用只能是“如果你想要知道你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⑭]是的，现代人之所以对于现代大学感到失望的同时还抱有希望，是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中世纪大学那样一种令人向往的大学形式，它的真实存在使我们对于现代大学的文化使命仍旧抱有一种希望。就目前而言，有充分理由说明，这种希望是一种缺乏理性分析支撑的情结。

大学作为一种知识共同体和思想的共同体是社会需求的产物。这种知识和思想的共同体如何同社会需求相耦合，在其现实性上，取决于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综合力量的影响。这种综合力量的影响决定了一个时代的知识演进和精神风貌，也进一步形塑了大学的存在形式和特征。现代大学之如何让人们感到失望，应该从大学外部寻找原因。但是，我们往往首先把社会现实这样一种“强迫性存在”作为“合理的存在”，对于现代大学的缺陷也就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问题的关键是，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综合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因此，要想在现代大学身上实现中世纪大学的理想和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重大变化首先是以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的运动变化为前提的。更准确地说，大学和高等教育的重大变化往往是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观念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

无庸讳言，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等因素作用下，现代大学和各种高等教育机构如影随形地依附着“面向事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形式的多样化而变化，越来越层级分隔、成分驳杂，越来越深厚地浸染着商业气息和官僚科层制气质。现代大学的组织目标和她的知识分子的生存观念和原则，已经越来越远的背离了她的中世纪母体的文化使命，甚至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它已经越来越远的背离了她作为现代大学初衷的科学研究的使命。因此，本文把人们寄托于现代大学的文化使命的希望，解读为缺乏理性分析支撑的一种情结，并把这种情结解读为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她留给我们现代人的只是一种时空阻隔的幻影。

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彻底地沮丧和绝望。因为，正如在《高等教育新论》中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所表明的那样：现代大学是过去社会对于传统大学不满的产物。如果现代大学不能够按照人们的希望和情结得到令人满意的改造，人们会创造新的机构来取代她。

什么是现代大学？哈罗德·珀金把她解释为：自十二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的古老机构向非欧洲世界迄今为止的“移植”。这种机构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并保持自己的连贯性和名实相符。[⑮]对于哈罗德·珀金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我们遵从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学科发展与西方大学发展的关系的历史，以及这一机构无论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实质性变化而始终以“大学（University）”冠名的话，也许我们无法否认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如果我们质问：在“大学（University）”名义之下，西方社会的现代大学与其中世纪大学果真名实相符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再次重复的理由是：现代大学，在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建树方面，已经越来越远地消失了她在中世纪的历史踪影。而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大学（太学、书院等儒家高等教育机构）那种“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文化精神传统，难道不可以与中世纪大学相媲美吗？我们可以不把中国古代大学看作是现代大学的起源，因为现代大学既辜负了中世纪大学的文化精神和使命，同样也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文化精神所鄙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代人所眷恋的，是那种古老机构——东方的和西方的——共同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