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国资监管，仅仅单纯争论国有（物质）资产是否真的流失，讨论私有化、股改的是是非非，评论高管期权激励的得与失，是没有意义的。不从定位的角度，把握“正确的事”，只能就事论事。不可否认，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现在存在“越位”、“失位”或“错位”之处
专题之一：国资委的达摩五指 专题之二：国资委的越位、失位与错位
专题之三：央企的人力资本成长 专题之四：促进国有企业的持续成长
二、国资委的“越位”、“失位”与“错位”
国有企业，的确是国内企业的重要群体。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作为吸纳就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国有企业让人敬重；但是，也正是它们独特的角色定位（这种定位并非它们有完全的选择权），它们又不得不为效率低下、阻碍竞争、缺乏活力、人岗失配、价值牺牲承担一定的责任！
人称“婆婆加老板”的国资委，也难辞其咎。讨论国资监管，仅仅单纯争论国有（物质）资产是否真的流失，讨论私有化、股改的是是非非，评论高管期权激励的得与失，是没有意义的。不从定位的角度，把握“正确的事”，只能就事论事。不可否认，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现在存在“越位”、“失位”或“错位”之处。
增量既看数量又看质量
2006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万亿元，实现利润7681.5亿元，净资产收益率10.1％，总资产报酬率7.9％。截至2006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12.2万亿元，净资产总额为5.39万亿元。2006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有21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有13家，有13家中央企业进入2006年公布的世界500强。
多收了三五斗。在看似可观的增量面前，我们姑且不忙庆祝，不妨通过结构化的观点去分析，看看2004、2005年这169家国企每年增加1000亿元的利润是否值得我们为之惊叹。按照企业价值的关键驱动要素，笔者把企业大体划分为资源驱动型、客户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以及混合型。毋庸置疑，通过分析可见，国资委管理的央企盈利增长主要是由资源驱动型企业如石油、石化行业带来的，2004年是化工产品的价位峰年且不说，仅2005年“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纯利就高达1029.27亿元，同比增长47.9%，2005年净利润更跃升至1333.6亿元，仅在勘探和生产上就盈利2080.8亿元。而资源驱动型企业本来就是和拥有的资源质量、资源的价位密切相关的，这是与国际油价同步的，并非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智力资本价值有什么突破性变化。所以分析评估时一定要采用结构化的方法。
2005年初统计表明，全国有1828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需要依照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四年工作规划》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这些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46％，2003年亏损额150亿元，累计亏损额1221亿元，涉及职工281万人，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1730亿元。又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2005年非金融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5%的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2006年1至2月份数据也不能令人乐观，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262亿元，高于去年同期。
2005年，在39个行业大类中，有29个行业销售成本增幅高于销售收入增幅，半数行业利润率下降，特别是汽车、化工、电子等规模较大的行业利润率下降明显，对整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同时，近年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和铜冶炼等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产能集中释放，出现产能过剩效应：供给超过需求，致使产品价格下降、营运成本上升。2005年国有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降9.1%，为六年来首次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2.9倍；铁合金行业利润下降94%；焦炭行业利润下降77%；水泥行业利润下降68%；汽车行业利润下降40%；80%的独立电解铝企业亏损。
增值的成本与可持续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谈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时曾讲到，在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方面，没有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比得上中国。中国在2005年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令人瞪目：铝50％、铁矿石84％、钢材108％、水泥115％、锌120％、铜307％，而镍更是超越了307％的增长水平。
增值毕竟只是个结果，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结果。其阶段性的特点就必然促使我们关注它的可持续性。同时还不能不让我们关心取得结果付出的代价，这可以视为成本，包括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比如，通过核心能力与核心人力资本的流失，通过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这样的增值结果可谓代价高昂，可持续性也大打折扣。所以用EVA来考察是一个进步，能够探究增值的成本，但EVA对于增值的可持续性反映又比较有限。
所以，企业对当前的盈利不必忧心忡忡，应忧心的是盈利的能力，更进一步是价值创造的能力；企业不必为现在的排名靠前沾沾自喜，资产量不代表基业长青，没有以智力资本为标志的成长的势能，缺乏在价值网的控制力，规模越大死得越快。
科学发展 责无旁贷
贯彻科学发展观，央企责无旁贷。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促使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逐渐移转到对人类的智力以及系统的管理能力（Quinn，1996）；智力资本是未来企业主要的获利因子（Roos，1998）。当组织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组织智商、员工人力资本价值、客户所代表的关系资本、知识产权、品牌形象、文化流程等智力资本时，组织就必须提升管理智力资本的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而在我们的调研中，除了中国南方电网等少数企业之外，的确很少发现哪家国有大型企业把智力资本要素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虽然国资委管理的150余家国企比较“大”，但许多并不“强”，主要原因就在于竞争力背后的智力资本要素未曾很好地问及。
德鲁克先生认为，每一个组织在“直接的成果、价值的实现、未来的人力发展”三个主要方面的绩效缺一不可。反观国资委对央企高管绩效的考核内容，其监管的最大的目标就是增值。但是对增值的质量、成本与可持续性，对资产闲置的“潜流失”和人力资本的“显流失”考核关注不够。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释放、战略选择、资源配置的基础所在。企业战略性思考的基点应该深入到智力资本要素层次看待、分析、思考问题，制定战略，开展管理。虽然国资委希望引进EVA、平衡计分卡等更有效的工具，但目前考核的导引方向与上述要求显然尚有较大的距离。
增值、利税水平、市值甚至是股东收益、政绩乃至于与政绩相关联的期权回报等现实的回报固然重要，但独立于有形资产的智力资本所代表的无形价值、未来价值更值得关注，它们才决定了企业成长的势能与基业长青。比如说，国有企业的品牌价值要不要关注？国有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本要不要保留？国有企业的知识产权要不要发展？显然，这些因素并不在国资委考核的范围内，有些在品牌、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客户关系资本锁定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与企业的未来价值息息相关，但是在短期内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地显现，怎么办？这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就面临一个选择，是“贴金”呢，还是“贴现”呢。选择的结果不言自明。这时就要考虑考核的阶段性与整体性综合。你不要指望国有企业的高管就应该高风格，就应该独立于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就随时随地讲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就消除“代理”的风险，他们毕竟不是职业经理。评价什么，你上峰希望什么，我就满足你什么。这就是我们国企治理的现状。
至于其它一些因素，不会完全置之脑后，部分国企高管经过起初的短期绩效冲动之后，会产生超越短期思维的自我驱动，加之大兵压境使有些行业当前的钱也并非好挣，这时表现的某种程度上是责任心和对员工的“同理心”，他们考虑企业的今后几年的发展和员工回报，至少要保证在任期内不能走下坡路。可是，这个驱动不是能完全站得住脚的，是靠不住的，其持续程度令人质疑。因此，如果从上到下都是急功近利思维模式，势必面对科学发展观的反思和诘难。
GDP的增长、资产规模的大小并不意味着“软实力”的增长，企业管理要“软硬兼施”，国家要注重综合实力。
现在创造多少价值真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创造价值的能力如何，你有没有发展与成长的势能。智力资本决定了这种势能，这种势能是企业控制力的反映，是国家优势的标志，是个人影响力的体现。
科学发展，就是要摆脱“贴金思维”、“当下思维”、“做大思维”，而体现未来观、持续观、价值观（创造价值而不是损害价值、附加价值最大化地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 效率为先
我们同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于2005年12月上旬举行的有关国有资产产权改制的研讨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透露，在近12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中，大约有1/3的国有资本正常运转，约有1/3情况不清，约有1/3闲置浪费，闲置浪费资本约为4万亿元。
由此看来，国有资产配置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4万亿元资产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它相当于2004年我国GDP现价总量（修正后）的1/4强。如果加上“情况不清”（这个概念也让人不清）的4万亿元资产，的确让人不是滋味。分析造成闲置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l 一是盲目上马的资本沉淀，短期利益驱动与政绩驱动导致的非主业投资，根本形不成本企业的互补性商业资产，与本企业的智力资本风牛马不相及，难以驾驭；
l 二是虽然由国资委统一管理非金融性经营资产，但由于体制障碍和利益格局、企业边界的难以逾越，全系统内动态调适难以操作，就连在一家企业集团内部进行配置都困难重重；
l 三是所谓的按照要素分配尚未形成可操作性规则，能力与资源匹配的机制乏善可陈。其实按照要素分配并非仅限于按照要素分配收益，更重要的是按照要素配置资源；要素不应该是“全要素”，而应主要按照智力资本这个核心能力要素进行配置，否则，暂时的闲置解决又会陷于新的闲置怪圈；
l 四是存量资产中不排除有大量企业办社会的“背包袱”资产，即本来就是国有企业非经营性资产，是社会化服务的领域没有退出，并且还在侵蚀其它1/3尚在正常运转的国有资本，亟待按照精干主业、聚焦核心业务的原则进行剥离；
l 五是我们国资绩效管理的目标单一，指标偏颇。
巨额亏损 战略埋单
2005年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的企业亏损，正好与国资委管理的大企业过去两年增加的净利润相仿。国家统计局暂时对巨额亏损企业进行了结构化解析，但是这还是不够的，还仅仅是表象化的。我们还要深究，盈利企业能否持续？其整体报表盈利之后还有哪些故事？有没有政绩驱动隐藏的潜亏？更重要的是，Why？
我所知的一家特大型企业，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潜亏近20个亿，寅吃卯粮吧，只要我在任报表做得漂亮。由此推断，潜亏决不是个案。背后故事的背后是什么？
为了改制，为了改变治理结构（我不想说为了圈钱，那很难听，也让股民相当伤心），许多国有企业将原有企业解体，将“优质资产”打包，包装与公关后成为公众公司，未上市部分称为存续公司。更复杂结构的可能内部有不同的上市公司与存续公司。在这个政绩与报表双重驱动的模式下，企业的高管更是煞费苦心，纵横捭阖，哪里有需要，我都能把假帐奉上请你笑纳。于是乎，存续公司成了蓄水池，想抽就抽，想放就放；心知肚明，就投其所好呗，于是乎，公众公司报表就成为财务服务事务所公关与道德的博弈平台。所以，国资委要求三级子公司上报决算报表，得到的未必是期望的信息，他们连集团公司都敢胡弄，国资委得到的信息虚假程度可想而知。再说，越位进球也是无效的。
我们想说的是，上述部分公司的管理者都是战术家，将大陆市场经济所能运用的杠杆舞得风生水起，令人叹为观止，玩的就是心跳嘛。至于智力资本，什么，智力资本？对不起，我没听说过，我也没兴趣听，别理我，烦着呐！
由此的战略性思考缺失，你就不能怪罪为什么国企的领导者对“细节”情有独钟，对“你没有任何借口”的推崇备至！
我不想开罪国企的管理者，前文已然分析，他们承担了不该承担的，他们做了上头要求做的，即便是个人与员工收入也“被迫”带有灰色的成分。本我的东西纳入体制的轨道要同轨同向，需要不断修正。良心、道德，别来这一套，做企业不能靠良心道德去约束和管理。同时，不是所有的制度文化或者流程、业务模式都能成为企业的结构资本。就像治理结构、绩效体系，由于我们的管理体制使然，财政部、国资委、发改委、银监与人行等对金融性与非金融性、大型与中小型、国管与地方管理进行了切割。那么，相应的结构资本价值体现的功能也发生位移。比如说，对于国资委及其所属企业，单就治理结构、绩效体系而言，能否成为结构资本，不是企业说了算。这是企业结构资本的一个真空。
对国资委来说，难度也不小，150多家，它们的发展阶段有异，驱动类型不同，动态环境有别，用同一种绩效体系，敲定类似的KPI指标，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更与我们说的个性化相悖。国资委的难题之二也是自身无法破解的：它们本身也是国务院行政管理链条中的一个节点，也要承担政绩与发展的责任，所不同的是管理对象、管理内容不同而已，但是管理要求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关注更有战略性的要素，同时有机地同财务指标结合；不断地探索国有企业管理与监管的恰当模式；强化企业高管内在战略驱动，或许是我们针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战略性思考路径。真心期待国企在与跨国公司的抗衡中愈来愈游刃有余。
请继续关注专题之三《央企的人力资本成长》。
（作者介绍：张晓峰，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高级职业经理，商之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擅长于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企业战略、企业价值网整合、知识产权管理。致力于提供个性化智力资本管理解决方案。 [email protected], www.cnbizwi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