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与政治
在中国，艺术和政治永远是一对冤家。他们有时打打闹闹，争吵不断，关系闹得好僵，当然许多时候艺术是敌不过政治的，这样才有了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引蛇出洞，文字狱等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他们有时却又勾勾搭搭，缠解不开，睡在一个被窝里的，男盗女娼，负距离般的亲热，象“盛世颂歌”、“山河一片红”等便也粉墨登场。
其实，我倒以为政治和艺术都是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不同生活领域而已，谈不上谁服务于谁，也说不上独立与不独立。画政治题材的，不见得就很媚俗很奴性，不画政治题材的，也不见得就清高到哪儿去。无论从国外艺术发展史，还是从国内艺术发展史来看，其实政治和艺术都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什么大小之分，没有什么高雅庸俗之说。真正的政治是不排斥艺术的，而真正的艺术也是从来不无视政治的。人为的把艺术和政治割裂开，则只能是一种狭隘的政治观和艺术观。
近日，阅读我省大画家赵望云的作品，就发现大师的作品许多是对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像《桑山行组画》之一《春山山村》《延安行》《高原晓风》等等，这些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无疑是那个时代政治的产物，但却展现了劳动人民的劳动场面，艺术视角独特，意味隽永，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浑然之美、内在深邃的意味和表达的淋漓尽致，这是一种情感的巨大投入的结果，更是一种对人生对社会对人性深切了解和人本精神的再现。还有长安画派的另一位大师石鲁，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相结合创作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也是艺术和政治结合的代表。该画构思独特，意境深远，用传统山水画表现了革命历史重大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在石鲁创作《转战陕北》之前，也有不少以“转战陕北”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但石鲁的《转战陕北》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在表现这一历史题材时，多以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为画面主要内容，而石鲁的《转战陕北》却创造性地以山水为主，毛泽东和警卫员只在山水间占很小的位置。石鲁在这幅画中采用了间接描绘的方式，内在的表述还是叙事性的，但画面的主体构成却是山水。他通过描绘西北的大山大水，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把观众带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唤起了观众的联想。在画面上虽然看不见千军万马，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在大山大壑间隐藏着千军万马，画家用间接的方式暗示出—个宏大的历史场面。
据传说，围绕这幅作品还展开了一场讨论，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幅杰作，而有的人攻击道：这不是在说革命走投无路了吗？其实庸俗的政治观在面对真正的艺术时，怎么也会嗅出不同的气味来，就像连“清风不识字”也能看出这是讽刺夷族不学无术，“维止”也能想出雍正掉了脑袋。面对真正的艺术，庸俗的政治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
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脱离政治的单纯艺术，而且越是和政治联系紧密的东西，流传愈广，艺术魅力愈是永放光芒。李白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失意，没有那么多傲视权贵的“佳话”，也就不会有浪漫主义的幻想；杜甫如果不忧国忧民，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国家的灾难，造就了中国诸如徐悲鸿、齐白石、于右任、黄宾虹等一代艺术家；而苦难岂不也成就了石鲁吗？而吴道子如果没有大唐功臣图等大量的宫廷人物图画，在当时也不会有巨大的影响；刘文西，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画的毛泽东像，而王西京最引人注目的也是他的邓小平、江泽民、戊戌六君子等政治人物画，至于杨晓阳当然也是以他反映劳动场面的现实生活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政治实际上是艺术家的法宝，是艺术家取之不竭的源泉。尽管一些艺术家对政治敬而远之，但是说实话，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当然政治犹如水火一样，既有其可爱的一面，也有其不可爱的一面，但是艺术上的政治永远是其可爱的一面，就象火一样，永远是温暖、光明的象征，犹如水一样，永远是通明、澄澈的代表。艺术上的政治其实都是弘扬正气的，倡导真善美的。你对秦桧画得再传神，恐怕也只能随着秦桧打入历史的耻辱柱而消失在故纸堆的，明代的奸相严嵩的书法很好，当时模仿的人很多，可是随着严嵩的倒台，几乎一夜之间被铲了个尽。这对于那些严嵩的学徒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从此天下无严嵩的字也，我等还有什么可招摇的！”艺术历来是和人品联系在一起的，画品犹如人品，对于那些人品不好的画家，想一想出自于那双肮脏的手，都恶心着呢，谁还收藏呢？
因此，画家不要排斥政治，要勇于面对政治，从中找到创作源泉。艺术家只要把水火的温暖光明通明澄澈表现出来，才能脱颖而出。你想想，历代的书画家成千上万，可是真正能留在历史上的能有几人。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啊！
在中国，艺术和政治永远是一对冤家。他们有时打打闹闹，争吵不断，关系闹得好僵，当然许多时候艺术是敌不过政治的，这样才有了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引蛇出洞，文字狱等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他们有时却又勾勾搭搭，缠解不开，睡在一个被窝里的，男盗女娼，负距离般的亲热，象“盛世颂歌”、“山河一片红”等便也粉墨登场。
其实，我倒以为政治和艺术都是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不同生活领域而已，谈不上谁服务于谁，也说不上独立与不独立。画政治题材的，不见得就很媚俗很奴性，不画政治题材的，也不见得就清高到哪儿去。无论从国外艺术发展史，还是从国内艺术发展史来看，其实政治和艺术都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什么大小之分，没有什么高雅庸俗之说。真正的政治是不排斥艺术的，而真正的艺术也是从来不无视政治的。人为的把艺术和政治割裂开，则只能是一种狭隘的政治观和艺术观。
近日，阅读我省大画家赵望云的作品，就发现大师的作品许多是对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像《桑山行组画》之一《春山山村》《延安行》《高原晓风》等等，这些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无疑是那个时代政治的产物，但却展现了劳动人民的劳动场面，艺术视角独特，意味隽永，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浑然之美、内在深邃的意味和表达的淋漓尽致，这是一种情感的巨大投入的结果，更是一种对人生对社会对人性深切了解和人本精神的再现。还有长安画派的另一位大师石鲁，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相结合创作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也是艺术和政治结合的代表。该画构思独特，意境深远，用传统山水画表现了革命历史重大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为中国画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在石鲁创作《转战陕北》之前，也有不少以“转战陕北”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但石鲁的《转战陕北》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在表现这一历史题材时，多以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为画面主要内容，而石鲁的《转战陕北》却创造性地以山水为主，毛泽东和警卫员只在山水间占很小的位置。石鲁在这幅画中采用了间接描绘的方式，内在的表述还是叙事性的，但画面的主体构成却是山水。他通过描绘西北的大山大水，塑造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空间，把观众带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唤起了观众的联想。在画面上虽然看不见千军万马，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在大山大壑间隐藏着千军万马，画家用间接的方式暗示出—个宏大的历史场面。
据传说，围绕这幅作品还展开了一场讨论，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幅杰作，而有的人攻击道：这不是在说革命走投无路了吗？其实庸俗的政治观在面对真正的艺术时，怎么也会嗅出不同的气味来，就像连“清风不识字”也能看出这是讽刺夷族不学无术，“维止”也能想出雍正掉了脑袋。面对真正的艺术，庸俗的政治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
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脱离政治的单纯艺术，而且越是和政治联系紧密的东西，流传愈广，艺术魅力愈是永放光芒。李白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失意，没有那么多傲视权贵的“佳话”，也就不会有浪漫主义的幻想；杜甫如果不忧国忧民，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国家的灾难，造就了中国诸如徐悲鸿、齐白石、于右任、黄宾虹等一代艺术家；而苦难岂不也成就了石鲁吗？而吴道子如果没有大唐功臣图等大量的宫廷人物图画，在当时也不会有巨大的影响；刘文西，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画的毛泽东像，而王西京最引人注目的也是他的邓小平、江泽民、戊戌六君子等政治人物画，至于杨晓阳当然也是以他反映劳动场面的现实生活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政治实际上是艺术家的法宝，是艺术家取之不竭的源泉。尽管一些艺术家对政治敬而远之，但是说实话，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当然政治犹如水火一样，既有其可爱的一面，也有其不可爱的一面，但是艺术上的政治永远是其可爱的一面，就象火一样，永远是温暖、光明的象征，犹如水一样，永远是通明、澄澈的代表。艺术上的政治其实都是弘扬正气的，倡导真善美的。你对秦桧画得再传神，恐怕也只能随着秦桧打入历史的耻辱柱而消失在故纸堆的，明代的奸相严嵩的书法很好，当时模仿的人很多，可是随着严嵩的倒台，几乎一夜之间被铲了个尽。这对于那些严嵩的学徒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从此天下无严嵩的字也，我等还有什么可招摇的！”艺术历来是和人品联系在一起的，画品犹如人品，对于那些人品不好的画家，想一想出自于那双肮脏的手，都恶心着呢，谁还收藏呢？
因此，画家不要排斥政治，要勇于面对政治，从中找到创作源泉。艺术家只要把水火的温暖光明通明澄澈表现出来，才能脱颖而出。你想想，历代的书画家成千上万，可是真正能留在历史上的能有几人。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