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太阳”能否顺利升起

——一个关于未成年人成长的沉重话题

家庭关爱的缺失，学校教育的功利，社会保护的孱弱，乃未成年人无法得有效保护乃至走上犯罪道路的三大原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华　王思海　叶超

 

 他们是“小太阳”，本该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师的呵护下快乐而健康地成长，但世界偏偏并不总是风和日丽，当狂风暴雨袭来时，“小太阳”能否顺利升起？

 

儿童村孩子心里的恶梦

在南方一个儿童村看到沈曼的时候，她已经是个懂事的大姐姐，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

来儿童村之前，沈曼是在恶梦中度过的。恶梦的开始是妈妈将爸爸杀死。那一年，她１２岁，弟弟只有６岁。

“没人照顾我们，姥姥８０多岁了，也管不了我们。”她清楚地记得，尽管父亲生前百般虐待妈妈和他们姐弟，但父亲的兄弟们却视若无睹，恶梦发生后，他们更不肯照顾这一对杀人犯的孩子。于是，“我只好去捡破烂卖钱。”

“有一次家里没米也没面，我去叔叔、伯伯家要，他们一点也不给。”姐弟俩甚至有时一个月连盐都吃不上。夏天没有凉席，没有蚊帐，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疙瘩。一到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更不堪的是如影随形的歧视。“别人家发生什么坏事，都说是我弟弟干的。有一次二伯家一只鸡腿断了硬说是弟弟弄的，让弟弟在外面跪了整整一中午，午饭都不让吃。”沈曼说到这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比起一个叫“黑豆”的孩子，沈曼还不算最不幸的。陕西娃“黑豆”３岁时一下子失去了双亲：母亲杀死父亲入狱。接着他被同村一个侏儒收养。孰料收养使他跌到更深的深渊。侏儒让他放羊、扫地、烧火，心情不好时，就打他、用火棍烫他，虐待他长达一年多。直到他来到儿童村。

在以收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对象的各地儿童村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段悲惨的童年故事。他们不仅远离美好的童话世界，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被遗忘。比如有张淑琴这样的人。她曾是一位高级警官，现为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主任。１０年前，她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为救助对象的儿童村——陕西三原东周儿童村。

初进儿童村，携带恶梦而来的孩子有相当多表现得自卑、多疑、冷漠和仇视社会。

“他们同样是孩子，如果给他们好的条件，给他们机会，他们一样会做得很好。”张淑琴说。

 

未管所少年无助的忏悔

李强今年刚满18岁，已在未成年人管教所待了一年多。提起此前经历，他后悔不已。

在初三时，他觉得学习“不好玩”，就开始去网吧。县城里网吧多得是，他最常去的有三家，一玩就是十几个小时，通宵属家常便饭，饿了就买网吧里的面包、方便面。网瘾一直随他升到技校。

２００３年８月，他从学校跑出来上网，没钱了，就和一个同学在饭店里抢了一个人的包，里面有２７００多元现金，一部手机和一块手表。当时１５岁的他并没意识到这是抢劫犯罪。后来又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他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老师从来也没讲过犯罪，社会上也没人告诉你。只想弄点钱玩玩。我爸爸、妈妈对我很好，我们家也不缺钱，现在真后悔，为那几个钱判四年根本不值得。”李强说。

有着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少女林娜娜同样是因为抢劫罪被判刑的。她曾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在小学五年级以前都是三好学生。” 正在服刑的她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笑得清纯而甜美。

１４岁那年，她的父亲因为贩卖人口被判１４年。“从那时起，妈妈开始和一些朋友混，吸白粉，没钱把家里的电视机、电冰箱拿去卖，一分钱也不给我。我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得了胃病也没人管。我和妈妈吵，她就打我，有一次把我推到水池里。”

后来，她离家出走，跑到深圳去找一个朋友，朋友给她住给她吃，还带她到迪厅找有钱人下迷幻药弄钱。

回到老家后，她故伎重演，终于“出事”了。“我就请朋友约个老板出来，给他饮料里放了安眠药，等他倒下就拿走了他的劳力士表、手机和项链。当时以为表最不值钱就扔在家里，项链和手机当了８千多块钱。”

她说，这些钱的用途是：给妹妹买了两套衣服，给奶奶１００块。自己买了些衣服、洗发水等。

１６岁的娜娜因抢劫被判六年有期徒刑。“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犯罪要判刑，只知道要弄钱生存。”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在看守所，她与贩毒的母亲相逢，“觉得好悲惨。”娜娜的泪水盈满双眸。

未管所的铁门后有多少不堪回首的故事？很多孩子忏悔时流露的无知与无助令人震惊。有人说，假如当初有父母的精心照顾和教育，假如当初有老师的循循善诱，假如当初不沉迷网络……但一切的假设都敌不过铁窗生涯的无奈。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小天使”翅膀缘何折断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看到这些还没有飞翔起来的“小天使”受伤坠落，人们有理由反思，谁折断了“小天使”娇嫩的翅膀？通过许多个案调研和采访专家，《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总结出：家庭关爱的缺失，学校教育的功利，社会保护的孱弱，乃未成年人无法得有效保护乃至走上犯罪道路的三大原因。

家庭是未成年人最后的港湾，一个温暖、健康的家庭是孩子正常成长的前提。近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道德急剧变化，家庭不再平稳。流动打工家庭、离异家庭、单亲家庭显著增长，从而带来一系列的家庭问题。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建国说，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两个沉重代价，一个是严重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一个是社会道德的滑坡。经济发展的趋利趋势恶性膨胀，造成成人社会道德失范的灾难，其中受害最严重的就是孩子。有调查表明，相当多的问题孩子产生于问题家庭。

学校本该是教书育人的圣洁场所，但无可讳言的是，急功近利像毒气一样弥漫在一些校园里。一位长期在未管所工作的警官说，有的学校只关心分数、成绩，将一些所谓的“差生”逼得无处可去，不得不去网络游戏中寻找快乐和自信。近几年青少年跟网络有关的犯罪增长特别快，网吧成了未成年人业余生活的主要场所。

此外，学校热衷于收取高额择校费、择班费和七七八八的乱收费，更培养了孩子们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一位青少年教育专家问：“当家长东拼西凑借了３万元钱交给学校，孩子跪在学校门口放声大哭时，教育怎么搞？”

出了校门，孩子们的脚下更是密布陷阱。满街的歌厅、网吧、茶馆、娱乐场所，却很少有适合孩子健康成长的乐园。

西部一个８００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只有一座青少年宫，而且以办文体培训班收费为己任。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青少年宫成了有钱人孩子的俱乐部。还有，“一些电影、电视作品充斥着暴力、色情，明目张胆教导孩子如何作案。”

那么，社区能否为未成年人提供一片绿荫？《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相当数量的社区没有钱也没有人，社区工作者大部分精力忙于应付行政工作，青少年教育社区化在普遍状态下很难实现。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障机制远未完善，当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得了大病，除了向社会呼吁，就只有默默等待。

 

警钟与希望之钟同时敲响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拉开了惠及３.６７亿未成年人的社会重大工程的序幕。

两年来，人们开始感到未成年人的生存环境在悄悄变化。越来越多的科技馆、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免票，个人参观优惠；城市网吧里未成年人的稚嫩面孔少多了；校园周围、荧屏黄金时段色情、暴力内容不再嚣张；在一些城市，学校教师被派到社区开展活动，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初步实现；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来越多，代价越来越小了。

２００５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为了明天——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首次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明确为关心救助对象，鼓励全社会帮助这些孩子。有的省市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低保范围。

今年8月，在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未成年人的权益，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的责任都得到了较之原法进一步的“放大”与明确。（参见本刊2006年第35期《修法保护未成年人》一文）

“孩子是无辜的。关心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孩子，需要政府和民间共同携手努力。”张淑琴说。

10年来，张淑琴创办的儿童村从陕西“播种”到北京、河南等地，先后有８００多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这些儿童村里得到照顾，孩子们不仅吃上了饭、上了学，有的现在已长大参了军、入了党、考上了大学。

儿童村除了给孩子们必要的生活照顾外，还定期请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辅导，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大学生经常在周末来看望这些孩子，帮助孩子们恢复阳光和自信。

在北京太阳儿童村，记者听到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喊：“我很棒！我行！我一定行！”

张淑琴这样的慈善力量如星星之火，汇聚起来照亮孩子们的生命。５６岁的林洁是民办大连日新福利院的院长，近年来，她谢绝了一切捐款，用自己的企业所得，把二十多个孤儿或无人照顾的孩子养得健康、活泼，从穿衣到吃饭，从择校到看病，“林姥姥”对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她还特意请了一位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当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们的孩子什么都不能少。”林洁说。

（注: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